金圣叹（1608-1661），姓张名采，字若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诸生。“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入清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除朋从言笑外，惟兀坐贯华堂中读书著述为务”（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后陷“哭庙案”，为当朝捕杀。著述有代表作“六才子书”评点，其中尤以《
水浒传》、《西厢记》之评点为著名。
明清的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对前人小说的批改、评点上，并不成体系，金圣叹亦概莫能外。不过，通过对后者评点实践的考察，我们发现，在金的理论脉络中，依然有一条主线，窃暂名之为“拟史批评”，这构成了金圣叹小说观的基调。
因此，本文着力探讨的是：金圣叹是如何理解“小说”这个概念的？在他看来，小说和史传具有怎样的一种分合关系？这种“拟史批评”观的表现特征是什么？它的丰富性与矛盾性为何共居于金的理论文本中？
一、“史传”参照下的“小说”概念
“小说”的概念有一段历史。庄子首先使用“小说”一词，“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道亦远矣”（《庄子·外物》），以表示修饰浅识小语以求高名，反与大道相去甚远。这里，“小说”明显不是一个稳定性的概念，与作为文学文体的“小说”并无关涉。到了汉代的桓谭、班固，“小说”概念方始明晰化，表示街头巷尾、民间百姓口耳相传的东西，属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唐传奇的出现，是“小说”概念的一次革命，作为区别于杂文、杂著的讲求故事性、趣味性、虚构性的文学之独立性，开始确立。至于明清，由于有“四大古典小说”的出现，及金圣叹等小说批评家为“小说”正名，小说才完全拥有了现代品质。
综观此段历史，有两点经验可以总结：其一，作为文学文体之一的“小说”概念的确立，首先是其区别于历史、地理、自然等非文学、非纯文学笔记杂著的独立性的确立；其二，事实上，明以前，由于人们尚未确立这一基本点，所以素将小说与一般非文学性笔记杂著视为一体，尤将它与“史传”（“稗史”、“外史”、“演义”等）归为一类，于是小说成了史传的“偏记”即附庸了。
金圣叹基本沿用了“稗史”、“外史”等来指称“小说”，但也有几次用“小说”来指称。如《读第五才子书法》：“《
水浒传》到底只是小说，子弟极要看，及至看了时，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如《
水浒传》第39回回评：“三处各不相照，而时至事起，适然凑合，真是脱尽印板小说套子也。”再如第51回夹批：“小说之不能读，而欲读天下奇书，其谁欺？”他承认《
水浒传》是“小说”，但并不掩饰对“小说”整体的蔑视。如他批评《
三国演义》叙事呆板，“处处战到若干合，一刀斩于马下而已”（第53回回评）；说《
西游记》情节松散，“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读第五才子书法》）；对《
水浒传》，是一个例外，他希冀揭示其与《
史记》的共通性。
首先，他认为《
水浒传》亦可视作“史”。如第7回回评：“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记事，今稗官所记何事？殆记一百八人之事也。”在具体批注中，类比《
史记》，他说第1回是“王进传”，第22-23回是“武松传”，第37回是宋江、李逵“合传”，等等。“盖一百七人皆依列传例，于宋江特依世家，亦所以成一书之纲纪也。”（第17回夹批）显然，金认为《
水浒传》是《
史记》纪传体制的翻版。
不仅如此，金圣叹进一步认为，《
水浒传》当胜出《
史记》。如《读第五才子书法》：“《
水浒传》方法，都从《
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
史记》处。若《
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某尝道：《水浒》胜似《
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
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性子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如是观之，金对小说概念的理解以史传作为参照系，一方面凭藉正史极力提高小说的地位；而另一方面抓住小说别于史实录的虚构性、自由性本质。其中，前一点是“保护色”，后一点才是落脚点。
二、“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
在金圣叹的“拟史批评”模式中，我们常常能听到不和谐音，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声音。比如上述对小说概念的理解，他的褒贬是兼容的—可以认为，视小说为“稗史”（史之“偏记”）是受到传统关于小说乃“小道”观念的影响；而肯定小说“因文生事”是他在批评实践中的深切体验。这正如其腰斩《水浒》反映的动机与效果相矛盾的道理一样。
在“《
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的提法上，金同样是矛盾的：从理论需要上讲，他把《
史记》设置为《水浒》的对立面；而在实践体验上讲，他更喜欢、更愿意将《
史记》与《水浒》都当作文学作品，二者间只是文学内部史传文学与小说的区别，而非纯粹历史著作与小说的关系。第28回回评中，他说：“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问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则马迁之文料也。”这是说，《
史记》不只是“止于叙事”，更是“为文计”，乃太史公“发愤之所作”的文学作品也。这样一来，真正与“因文生事”的《水浒》相对立的，不是“因文生事”的《
史记》，而是“以文运事”的《
新唐书》、“二十四史”了。
在司马迁之前，历史采用的是“以年系事”的编年体记法，“以文运事”；到了《
史记》，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以人系事”，即以人物为纲选择、组织材料，突出人物的主体地位，藉此，太史公写出了一批生动活泼、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金圣叹对《水浒》赞不绝口，认为它得了“史公笔法”的真传，“以人系事”，“因文生事”，同样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令人难忘的英雄形象。如“《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读第五才子书法》）再如第2回写鲁达不许酒保“聒噪”，金批曰：“回写鲁达，便又有鲁达一段性情气概，令人耳目一换也。看他一个人便有一样出色处，真与史公并驱矣。”又如《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论“粗卤”：“《水浒》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绊，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总的看来，金圣叹通过对比论述，较为清晰地分辨了“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根本区别：史传“以文运事”，记叙的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的既定事实，而小说“因文生事”，记叙的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的虚构之事；一个是“运事”，一个是“生事”；一个是“实”（实录），一个是“虚”（虚构）。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金对小说虚构性、自由性本质的深入阐述，始终离不开史传及《
史记》的参照，带有鲜明的“拟史”特征。
三、“实”与“虚”
在金圣叹那里，正是由于史传与小说存在着参照、对比和纷纭的纽结关系，所以其小说观中，“实”与“虚”常常是虚实难辨甚至是表述矛盾的，这反映了金本人对小说概念、性质认识的限度，也构成了其“拟史批评”模式中的第三种矛盾、对立音。
如果细究的话，上文的“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中，此“事”是非彼“事”的。具体来说，“事”可实、可虚，可涉“运事”，可涉“生事”，可以是史传之事，可以是小说之事。金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做明确的区分。这样，一方面在需要区分小说与史传的特性时，他可能采用是“以文运事”还是“因文生事”的标准，如上；而另一方面，通常，他又会把史传的诸多要求强加给小说。如对史鉴功能的夸大。金为了达到掩盖《
水浒传》中歌颂农民起义的思想之目的，将一百二十回本《
水浒传》截去后面的四十九回，又将第一回改为“楔子”，成为七十回本，并且虚构了七十回后半节卢俊义“惊噩梦”作为全书的终结。金这样做，是把小说的史鉴、教化功能本位化，以史传的“实”用直接取代小说的“虚”体，史鉴功能显然是越界了。这样类似的情况在金批“《
水浒传》独恶宋江”（《读第五才子书法》）、“家私金银上加出‘酷害良民积攒下’七字，与天下看样”（第四十回夹批）等处也有印证。至此，可以这样说，金圣叹对史传文学、历史小说的把握还是相当不足的，至少，他并未很清楚地认识到历史小说是“历史”与“小说”的统一，历史小说的主体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因此他常常无意识地落入既肯定小说虚构性、自由性又不敢把它跟史传实录性、记事性截然分开的怪圈，更不要说上升到辨证的高度，对小说做虚构性与真实性对立统一的完整把握了。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当然不会对金个人有过分的要求。
四、结语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对金圣叹的“拟史批评”观作了一个扼要的勾勒。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什么是“拟史批评”最终作一个界定。
“拟史批评”可以相对于“史传批评”言。对于后者，方略可能是致力于考究史传与历史事实的相符程度，以历史事实为史传匡谬，这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工作；而“拟史批评”，顾名思义，是仿拟“史传批评”，它把史传的原则、义例等引入文学批评领域，以之为参照系统，对文学作品作出类似的或对立的考察和评判。金圣叹的批评策略是典型的“拟史批评”。
这种方法归根结底，聚焦于一个问题，那就是：小说与史传何以会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首先，恰如前面所讲，小说要以攀附史传来自高身价。“小道”、“末技”观念直至金圣叹依然存在，我们可以想见小说地位的历来之低。而史传则不同，“史”仅次于“经”，地位尊贵。那么，攀上史传这门亲，小说地位遂自然得到提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当然，在传统社会雅俗等级森严、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尊卑悬殊的情况下，藉史以自高小说之身价，也是批评家无可奈何的选择。
其次，史传本身所包含的小说因素对小说创作影响很大，而小说家对史传从思想内容到形式技巧加以模仿、借鉴，使小说与史传建立起诸多的血缘关系。还如《
史记》，历有学者指出其虚构、细节描写、民间传说色彩等小说因素特点，以至清人冯班嘲讽说：“今人看《
史记》，只看得太史公文集，不曾读史。”（《钝吟杂录》）金圣叹显然亦是“只看得太史公文集”的人。于是，他多以司马迁的史传原则和义例去观照小说，有意无意地开创了一种“拟史批评”的批评模式。
再次，众所周知，小说批评较为晚起，且长期得不到重视，造成理论贫乏、方法匮缺，常常需要从其他领域汲取养分，包括对史传理论的借鉴。金圣叹评点《
水浒传》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对《
史记》的认真借鉴。
客观地讲，对小说与史传的亲密关系的意识，给金圣叹的“拟史批评”既带去了光明，同时也带去了晦暗。通过揭示小说与史传诸多方面的异同，他较系统地发掘了《
水浒传》丰富的文学价值，对小说的虚构特质与审美特征也有较深刻的认识。但由于过于强调小说与史传的共通性、一致性，忽视了两者的差异、分歧，一些分析有显生搬硬套，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则自相矛盾，难能自圆其说。但无论怎么说，金圣叹的小说批评成就总体上是前“不能压其才”、后“不能掩其美”（邱炜爰《菽园赘谈》），其“拟史批评”的批评方法与批评精神，一直影响了几代人、几十代人。
张琴，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