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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关于文学生态与文学教育，在新世纪，基本上属于老问题遇到了新情境。时间或者由时间承载着的历史，总有一些或明或暗的划痕，有的划痕适逢今天选择了开裂。
       新时期以来，八十年代的精英文学，出自适于“大写的人”和文学创造主体充满试探的自信的人文环境，英勇的表达和实验也带来对其英勇气质的认同，它最初阶段与意识形态的贴身姿态、中期带有主题逆反特质的对原始生命、民族文化根性的寻绎和艺术上的个性毕现的先锋探索，这一切显出并不难辨认的经纬。它生长的空间由单一向开放渐次张开，短短十年左右，纵向上追问最近的历史（从文革到反右，是为“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包括大部分“知青文学”），继而由此综合接续“五四”以来的现代性甚至传统文化意绪的抽绎与阐扬（“寻根文学”及“朦胧诗”第二阶段），注定了文学生态的替代规律；横向上把西方百年文学当成压缩饼干拿来品尝，为成色纷繁的“现代派”、“先锋文学”实验者聊以充饥。
       八十年代的文学，大体上是集体代言和个人自由并陈的精英景观，有宣言式的理论可资参考，有注脚般的作品可资印证，使文学教育面对这一段文学史的时候，场域明晰、源流清楚、方位感良好。
       这种被红色线头牵出来的可以纲举目张的文学教育时代可谓百年不遇，从此再也难寻。九十年代，文学真正进入了“杂色”的文学场，其中一部分显示了“后新时期”的延续性和扬弃特征，更多的是主体的低调和“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有所隐藏甚至遭到戏弄甚至否定。“大写的人”的张扬自得感几无踪影，取而代之以“小人物”日常生活的“新写实”、“个人化”的欲望表达的“新状态”。历史被符号化，被借用为恣意想象的场地，而且主要不是用以表达传统的大事年表上所透露的民族的历史的“沧桑巨变”，无论写帝王生涯、舞榭歌台还是深宅庭院、山野乡里，它所亲近的是在那时“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心思、人际和本能的样态。叙事的声音无涉嘹亮、深沉或幽怨，换之以无奈、冷嘲、低婉、嬉笑的混杂声色，创作主体明显地由自大缩微成了“自小”，文学对细小精微的生命和人性状态的体察代替了重大主题思想的追求，加上“日常生活”的生态有所例证，文学以及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也得到了空前的解构。精英感觉的消失和日常生活的前置，一方面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模态，另一方面，渗透在活色生香的日常事体中的精神上的萎顿神情无论如何已经成为九十年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呈现的美学蔓延到了这一时段的小说、散文、诗歌甚至评论、期刊、文学活动等各个角落，以往那种表现的美学的虚妄性亦被相对加以夸大。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是这一时期在维护文学生态方面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但是因为它的表演性和谈玄特征越来越鲜明，尤其是面对文学时明显的“不及物”状态，我们只好对之抱以无限的惋惜。这一时期“炒作”的风行，从积极的一面看，似乎可以看作对低回状态的文坛的一种反拨，而那时的“炒作”比如“陕军东征”，却是用八十年代的激情昂奋的观念推介带有九十年代明显颓废倾向的作品，令人回想起来真是错乱得意味丰饶。
       但是九十年代的文学给一向喜欢简化缩略的主题倾向式、流派群团式和人格理想熏陶式的文学教育出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如果完全按照从文学中领受“思想教育”的大纲出发，九年代的主要写作现象则只能做反面教材了吧。
       文学教育的无趣和少智因而对文学场的失效，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到了新世纪，面临着更加复杂混乱的场面，不仅仅文学创作的声区没有得到多少扩展，遮蔽和搅乱文学的干扰素甚至比文学本身要醒目得多。可以说，我们在听说读写的范围内，由以多种样式的相关媒体所网罗而成的刀光剑影高深莫测诡计多端不怀好意的文坛，正在实施对文学的肆意涂改，加之“文学死了”、“文学理论死了”的一些文化批评的助力，似乎文坛对文学的篡位已经大功告成。
       面对这样的文坛，文学生态怎样考察？文学教育何为？
       二
       我们现在的文坛已经不仅仅是以作家协会为文学创作主体支撑的那个小圈子了，它是企图卷入全民娱乐运动的一股力量的活动场域。文化在尚未从精神上有所规范的市场化的物质实践中，急匆匆地给我们的文学注射进了市场化的激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保障，谁还在意作协这样的小名利场，很可能宣布“退出作协”对拓宽市场具有特别的资讯导航价值。甚至于，对着传媒来上几句豪言壮语般的粗口，比如“文坛是个屁”之类可以起到多年沉默一朝爆发，没什么作品也可一屁激起千层浪的奇效，正好能够满足媒体传播性情的口味，至于宣传新书或者没有新书翻卖旧作的问题，也就随着粗口一张后的痛快而得到心满意足的解决。
       我们不幸遭遇了可以胡乱制造读物的时代，这还是一个可以把任何严肃问题作娱乐化信息处理的新世纪。在我们的现实文化资讯传播情境中，以影视歌娱乐圈为龙头，以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为容器，不断复制、扩散和分蘖着娱乐化病毒。即便是主流媒体，在保持人民对政治生活的严肃性认识之外，为收视率、发行量、点击数以及由此可以达到的巨额广告指数计，大家都在娱乐化的道路上狂奔不止。如果说这种倾向在九十年代还基本上限于对大众艺术尤其是影视歌坛的“暴料”，那么到了今天，任何文化现象都可以用来娱乐，直到彻底妖魔化乃为至高境界。文学只是受染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在前几年，文坛中人互相打打笔仗打打官司也就罢了，而要是发生在这几年，准会升级为事件，没事可以造势，有事就夸大为肇事。所谓的作家和文学，正在被娱乐机器格式化为娱乐资讯；所谓读者，更多的是看客。
       于是我们领略到了新的文坛的诞生——全裸的资讯之神引诱着猎奇的看客。尽量做到最大丰厚的资讯下，埋着奇货可居模样的货物，看客们看的往往不是书的内容，而是被资讯模塑出来的不得不厚着面皮做神秘之状的作者，三者彼此依附，背后是策划这一切的出版商，他是导演是编剧是制片人，他让那三者联袂演出，构建了一条喧乱火爆的新文坛的星光大道。
       关键问题是，好像如今没有谁不愿意被资讯化，因为这样意味着卖书、意味着知名度，还意味着下一部书的版税和发行，大家合谋策划资讯，谁起劲谁受益，越是妖魔就越有看点，越有看点便越有卖点。
       在娱乐资讯时代，还造就了另一种功能特异人士，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路数相反，倒着走入文坛并暴得大名。以前，作家是写而优则触电，好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作家也由此扩大了公众影响力；现在，是照着电视剧的路数写，无人喝彩之时拍成了出名了，再赶快把剧本编成疑似小说的东西，糖炒栗子现炒现卖，甚至书页间带着“画外音”字样。这样的作品因为有电视加热并不难卖，又因其思想正确很容易获奖，实属何乐不为之事。在屡屡得计的这些特异人士眼中，文学就是副产品；但他们这辈子也不会明白，不管他们代表他们想象的广大人民慷慨激昂甚至粉拳高举涕泗横流地说了多少关于文学理想和人类理想的大话，这样的制造业永远与文学创作不搭界。
       网络传媒在新世纪的发达，它的刷新淘汰功能显然并没有得到应有发挥。它在似乎虚拟的世界所应有的民主自由平等正在被宣告为虚拟中的虚拟。市场化的文学时代，一切都以市场效应为标准，这个市场在网络上一直没有成熟过，这个市场的效益基本上不属于网民而属于网站实体。无数的例子可以说明，那些在网上红极一时的作品只有印成纸质的书籍，在他们所说的“传统文学”的铺面上才可能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发生。以市场效益为骄傲兼以网骂为优越的新新人类，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看看那些云集在这极少数新锐人士之下跟帖的网络“Fans”在事件来临时的语言反应所凸显的素质之低下，以及其中毕露无遗的“奴相”，不禁令人对所谓网络“民主”、“自由”、“平等”的空想哑然失笑。这类的新媒体所包容培养的“民主自由”的主体，恰是不要起码民主自由意识的没有主体性的神经错乱者群。
       九十年代的思想背景给这些成长中的少年的影响本来就是杂乱无章的，从其整体趣味上看，格调偏低。在他们本该对文学形成认知能力的过程中，文学教育尤其是现当代文学教育的失职是一个使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在笔者每年对自己所在的中文专业本科新生的调查问卷中能够了解到，他们在中学时期很少看文学书，即便有所阅读，也大部分限于青春文学读物，从积极的一面看，也许只有王朔、王小波、路遥的作品对他们中的不同类型的人群曾经构成较有效果的影响，来自乡村的学生对路遥的作品的感情主要来自励志的需要。好在来日方长，现有的混沌迟早会让他们感到厌倦，早醒来者会像父兄们一样在青春中觉察到文学典藏中的天高地厚。
       我们的文学的整体精神，在新世纪并不令人乐观。
       最近读到曹文轩先生的演讲文章《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他在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里遇到了心心相印的判断，将布鲁姆“视为远在天涯的思想知己”。布鲁姆书中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而现在则是到了一个混乱的时代——混乱并非民主。曹文轩敏锐地发现当下中国充斥着“憎恨学派”、“怨毒文学”：“我总觉得这种情感中混杂着卑贱，混杂着邪恶，并且永远不可能光明正大。它有委琐、阴鸷、残忍、肮脏、落井下石等下流品质。这种情感产生于一颗不健康、不健全、虚弱而变态的灵魂。它是这些灵魂受到冷落、打击、迫害而感到压抑时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中国当下文学在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之间严重失衡，只剩下了恶、丑与恨。诅咒人性、夸大人性之恶，世界别无其它，唯有怨毒。使坏、算计别人、偷窥、淫乱、暴露癖、贼眉鼠眼、蝇营狗苟、蒜臭味与吐向红地毯的浓痰……说到底，怨毒是一种小人的仇恨”，他说，这是一种不能堂而皇之的变态的小恨，既不是英雄主义的大恨，更与文学所必须有的大爱没有丝毫关系。他对目前的文学生态中的文学长势怀有一种沉痛的悲哀：“中国当下的文学浸泡在一片怨毒之中。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学普遍感到格调不高的原因之所在。”①
       美国当代学者爱因·兰德也曾犀利地指出，在现代文明中，道德堕落的最明显征状是人们对道德问题持一种“只有灰色”的态度。当代社会流行着一种“对道德灰色的崇拜”，它的文学后果就是“主人公的特点是不具有任何特征——没有德行、没有价值、没有目标、没有性格、没有意义，但是，他们在戏剧和小说中占据着英雄的位置，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他的行为而展开，即使他什么也不做，何处也不去。”她还进一步给出明确的忠告：“‘灰色’是‘黑’的前奏。”②
       我们的文学生态就是这样经常会使人感到莫名的沮丧。
       以娱乐资讯为导向的新世纪文学生态，表现为“混乱时代”的对真正文学现场和经典本质的遮蔽，并呈现出“灰色”的文学伦理，以此制造的新文坛正在试图实现对文学的篡位。
       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
       文学生态，既包括对现有文学发生影响的社会文化评价系统、市场趣味等外在因素，更有参与文学发展并直接导致文学样态生成的创作与批评主体的因素。我们过于惧怕泥沙俱下的市场冲刷，这种惧怕其实恰恰是市场以及媒体最自以为得计的结果，人文知识分子因为总免不了为了“立人”和“爱”而质疑工商社会主潮，声势浩大的滚滚红尘便以湮没质疑的声音为能力的显现，于是会培育出一套对基本的人文价值进行挖苦和证伪的说法，于是因为流行不爱，“爱”就被指为“矫情”、“虚假”；因为流行残酷，“温情”就被指为“浅薄”、“造作”。这种市面的强势力量对被遮蔽的不合时宜者的逻辑推理，正如爱因·兰德所看到的，是“基于恐吓的论证”。
       爱感的匮乏和不知道如何表述正当的爱，更是创作能力虚弱的表征。也许唯一的办法是从我们每个从事文学的人自身做起——至少，我们对文学应该有正当的爱。
       无论当世如何混乱，不被乱花迷眼，始终草枯鹰眼疾，是我们仅有的抉择；作家经典性创造的追望、批评家从史识而来的对经典性作品的遴选权、对文学传统的承传再造意识，决不能放弃。
       这种经典性的人文情怀的养护与持守，也正是新世纪文学教育最为切要的职责。
       三
       文学教育的危机已经不是这几年才有的，只是在新世纪愈加显得峻急。
       早在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曾在“世纪观察·忧思中国语文教育”栏目下发表了邹静之、王丽、薛毅主要针对中小学语文教育进行批评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较大反响。将近10年过去，我们看到，除了语文课本的篇目有所调整，教学、考试方式不但没有向文学情味有所倾斜，反而更显得烦琐无趣。在僵死的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语文教育对文学本质的消解丝毫没有改善的苗头。从中小学开始培育积极的文学读者和文学写作者的希望，甚是渺茫无期。我们抱怨年轻的读者痴迷青春文学悬幻文学，是因为中小学语文让教学参考书上粗暴划定的单面孔无生趣的“鲁迅”们以及不知所云索然无味的语文练习题和考试卷，彻底败坏了孩子们的胃口。消极的文学教育，坑害了一代又一代本该正常发育的文学读者。他们没有足够的审美涵养，那一点点有关文学的天资也在豆蔻年华被生生埋没。长大后的阅读，只是在习惯了以mp3塞耳、网络交流、音像娱乐、追星这些文化生活之余的事情，而且这种阅读，不是逆反就是跟风，文学生态中最为可疑也最为可怜的祖国文学的失明者兼失常的图书市场的买方主要由他们构成。
       唯有的指望是在范围已经缩小到不能再小的大学文学教育中予以补救，在最后的机会里力图去挽留和塑造真正的文学读者。
       但是“大学语文”教学，基本体例上还是中学语文教学的延续，除非遇到难得的懂得文学魅力的教师，通过教学能够激发一部分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的文学兴趣。
       我们现在不妨就大学中文系有关文学教育的基本现状，来进行一番考察。
       有过专业经历的人都知道，大学中文系设置课程主要分为语言和文学两大块，作为两大块之一的文学课程又切分为若干小块，文学理论、外国文学及中国文学，这些课目系统地支撑起有关文学的学养基础，而在中国文学这一小块中，历来有重古代轻现代的传统。关于高校中文系的学问金字塔，多年的说法是：搞语言文字的瞧不起搞文学的，搞理论的瞧不起搞文学史的，搞古代文学史的瞧不起搞近代文学的，搞近代文学的瞧不起搞现代文学的，搞现代文学的瞧不起搞当代文学的，搞当代文学史的瞧不起搞当前文学批评的。然而与文学生态有最直接关涉并与新一代文学读者和写作者形成最为密切关系的课程，可能就是当前文学批评的选修课。据说，有为数不少的高校中文系并不开设这样的课程。可以理解，在强调学术数字化指标的当下，最没学术含量的教学和研究课题不做也罢。
       大学教师的基本岗位设在“教研室”，但是，学校对老师们的评价标准主要在科研方面，对一个老师来说，有没有科研项目、项目是哪一级别、经费多少，每年发表了多少CSSCI论文等等，就意味着评职称、做导师、拿津贴和评优；至于教学，只要满足了学校要求的基本工作量就可以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投入全凭自己的良心。笔者所供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在新世纪干脆改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事实上大家还是从事和原来一样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可是从这样的名称上看，所谓文学教育，似乎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职业伦理。
       其实，必开的当代文学课程，应该包含有对当前文学评论分析研究的成分。但是，我们看到，普遍的现象是，本应最活跃，可以在文学现场发挥学理影响力的当代文学教研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也处在可怕的消极状态。
       一种表现为消极坐享。很多人是觉得面对混乱的局面无从下手，而且往往吃力不讨好，便只好回到“史”的反刍，并逐渐获得了堪称奇妙的优越感。等待现成的“名作”、“经典”，远离文学活体，规避文学现场，把文坛交出去，美其名曰做当代文学史研究，使得他们的教学也丧失了对文学现场的勘探和衡估功能，更不要说发生影响了。消极也就罢了，还要坐享其成。对文学生态问题采取不作为态度，一方面整理总结性地分析已经得到公认的佳作和现象，使已有的他人观点条理化，预备写入由自己“著”的“文学史”，获得胜券在握的“学术权威”的自我感觉，同时以“史家”的学术研究的“严谨”、“持重”，表里如一地瞧不起给他做足了“前期案头工作”的文学批评的“赶潮”、“活跃”——只喝批评的奶，却瞧不起奶妈，从不吃文学的草，却总是摆出有一身毛管发亮的学问的牛样子。
       还有一种表现叫做消极参与。同样适用于任何时代，不去认真地沙里淘金爬梳作品，而是根据媒体小道消息恶骂正在进行的文坛，爱谁谁砍瓜切菜一锅煮，这真还是一个最省事的“正确”选择，有人身攻击可干，无人身风险可言。遇到某个机会可能一下子就会成为混乱时代的“英雄人物”，从而以“小恨”之心赢得小名声，摇身一变成为积极与资讯合谋的机会主义者。
       我们看到，无论是当代文学教师还是博士生硕士生，整体上都在把当代文学推向一种“消极实学”，貌似科学家一样深沉务实，并以注释显学问，论文好像非常卖力地跟古代文学、语言学较劲，比谁的注释多。至于他的选题究竟有何学术价值，不必询问，那些看起来好像不比正文少多少的成百上千条的注释和参考书目就等于告诉了你：这就是价值，看不出来说明你没学问。
       对文学传统的经典性理解和对文学流程中的准经典的指认，并以此构成史识的敏锐，对当代文学从业者来说，是一个基本的朴素的要求，也是对从事这一职业称职与否最高的衡量标准。有相当一部分专业人士其实并不爱文学，也根本没兴趣知道文学的意味和魅力何在，责任更是无从谈起，没有感觉，不辨黑白，甚至连“灰”的道德态度也看不出来。
       面对高校当代文学教研活动中出现的种种消极教育现象，需要我们的从业者持守最基本的职业伦理来尽量加以克服，以经典性的文学标准参与新作品的推介，激活教育主体对文学的感觉和感情。对现有的体制和评价体系的僵死，我们常常感到无能为力，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有把文学教育当成职业伦理，并将之具体地用心地实践于教育环节。
       把值得用于教学的作品拿到教学现场，让学生对原作发生阅读兴趣，并积累鉴赏经验，而不仅仅是总结和灌输现成的观点，应该是非常直接有效的方法。艾略特在给成人夜校讲课的时候就是这样。他说：“我发现只有两种办法来引导学生正确地喜欢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向他们提供一些经过选择的关于一部作品的比较简单的事实——作品的情况、背景、起源；要不然就是向他们突然提出一部作品，使他们来不及对它产生成见。”③他反感并非出自个人阅读而人云亦云的轻巧浅表的复述，二手的文学批评资讯也不能轻易相信。对于文学接受者来说，只有来自作品以及与作品相关的第一手资料，才有可能引发最鲜活也最珍贵的文学感应。从方式方法上看，艾略特的经验确实值得借鉴。
       文学教育的指归，应该是以史识穿透文学现象，并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逐渐也养成从怀疑到确定的法眼，并最终具备在新的生态环境下得到发挥的史识。可是，在今日的情境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确是要在事先就储备下太多太多的勇气的，因为这是需要克服重重困难的事情。
       进入新世纪的大学，产业化风气和市场氛围的愈来愈浓重、不合理的评价体系等等严重影响了教研人员本该始终拥有的独立探索精神和意识。按理说，以文学的学院标准和权威，在大学中文系这样的该是相对纯净的文学领地，是民族文学甚至是整个社会优雅的心脏，它所输送的纯洁血液，应当足能养成与混乱的文学生态和病态的文学肌体相抗衡的力量。但是，我们的心力面临衰竭，起码现在，我们还感觉不出这样心跳所显现的足够的权威性力量。
       新世纪刚刚开始，一切皆有可能。
       参考文献：
       ①曹文轩《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粤海风》2006年第3期。
       ②《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爱因·兰德文选》，第76页，（美）爱因·兰德著，秦裕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8月版。
       ③（英）托·斯·艾略特《批评的功能》，罗经国译，见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第15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