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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现存最长的一首叙事诗，是汉乐府中的杰作，也是古代诗歌中的杰作。它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悲剧。就其产生初衷而言，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这首长诗，不仅仅是对一出爱情悲剧的书写，更是献给刘兰芝的一阕挽歌，这首挽歌今天仍然灼痛我们的思考：才貌双全的兰芝，为什么被逼到无路可走的境地？
       审视刘兰芝的生命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顺从与叛逆的对垒，最终以无可调和的尖锐对立摧毁了无辜的她。这个生长在汉末建安年间的女子，我们无从得知她的童年际遇如何，但从诗中我们看到，她的青少年时光，一丝不苟地按一种既定的轨迹笔直延伸，她“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她无从选择自己的成长方式，我们也不曾看到她对这种安排有何怨言。确实，婚前，她依母亲之命有条不紊地训练自己，按部就班地学习做一个好媳妇的本领。她的少女时光里，个人意志、自我喜好可能完全缺失。当然，在那个时代的框架里，她所做的这一切无可挑剔。
       即使在她被遣回家后，她也依然是以恭顺的面目出现的。当她拒绝太守家的求婚后，“性行暴如雷”的兄长对她进行了不近人情的极为势利的责问：“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她几乎不作多少反抗：“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顺从了兄长对她未来命运的安排，这里，既有文化定势的影响——“十六诵诗书”的她，明晓身为女子，面对如父的长兄，是要言听计从的；这里，也有心理定势的影响，作为妹妹，刘兰芝在家中，可能已经习惯了听从哥哥的安排。而当母亲嘱咐她“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时，她照样服从这种令她痛断肝肠的安排，只是“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母亲之前可以为她挡驾，体谅她的心情。可是，母亲无法支撑她坚持到底，“夫死从子”的训条让她对儿子的安排无可奈何，母亲已是如此，刘兰芝又哪有勇气孤军奋战呢?而焦仲卿又迟迟不来。所以，当焦仲卿闻讯赶来时，她是伤感而冷静的作出了解释：“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
       兰芝的出嫁与再嫁中，自始至终都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勿庸置疑，我们无法洗刷掉兰芝身上的种种传统征候，我们不能把她与那个时代剥离开来。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儒家思想无疑会在这个时代的空气中散播它的气息，“十六诵诗书”的刘兰芝自然浸染了这种气息。她对母亲、兄长的言出必随，正是对儒家思想中关于女子务必恭顺的条规的顺应。
       然而，偏偏她又不是一味的顺从，否则，悲剧也不会降临了。她的顺从之中，叛逆往往又如影随形。她被母亲在“十七遣汝嫁”之后，本当一心一意恪尽职守，为人妻媳。可她的本能和天性之中，又有着驱之不去的对于美好婚姻、幸福生活的憧憬与追寻。“十七为君妇”后，她是“心中常苦悲”，原因是与丈夫“相见常日稀”，而与婆婆，却又几近水火，“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可见，年轻的她实难忍受如此的煎熬，并由此产生了不满之辞，毅然决然的自谴归。这种置于开篇的兰芝对于丈夫的闺房蜜语，正是她叛逆性格的初露端倪。作为个体的刘兰芝，面对巨大的异己力量，依然显现出对于情感的强烈需求与肯定，这种源于生命本原的真情真性，谁人可以视而不见?而当她的这种素朴的愿望难以达成时，她终于含悲忍痛却又镇定自若离开焦家。可是，娘家也不是她的久留之地，兄长也不会容忍家族长久蒙羞。妹妹被休回家，肯定会让他恼怒异常，否则，他也不会在妹妹拒绝太守家求婚后那么气急败坏了。他指责妹妹“作计何不量”，这样的兄长，兰芝没有作无谓的抗争，“兰芝仰头答”的神态中，自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尊严。在如此违背她的意愿的兄长面前，她是连一滴软弱的泪水也不曾流下的。
       这样，在顺从与叛逆的尖锐对立中，兰芝被逼入了绝境。她无路可走。悲剧由此而降临了。最终，兰芝“揽裙摄丝履，举身赴清池”，一汪碧水间，荡漾起一份圣洁，一份纯正，一份刚烈，一份血性。兰芝的纵身一跃，全然没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苟且，而是彰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贵。
       蓝士英，江苏技术师范学院财经学院基础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