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通过原始古朴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情调来塑造一个个不带有社会烙印的所谓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不受现实影响，只合乎人的天性的人生。这种将艺术形象本色化的创作思想和文学手法，体现了沈从文小说对生命形式的审美把握。
沈从文的小说大都完成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作于1934年的中篇小说《边城》称得上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边城》借撑船老人的外孙女翠翠同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线索，表达了作者的审美取向。沈从文创作《边城》之时，正处于我国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左翼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只崇尚人类最本质的东西”，因而作者对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一直持否定态度。他拒绝“现代”，反对“文明”，发誓“个人的小说决不受近代‘文明’的玷污”。在《记丁玲续集》中，沈从文曾说：“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对“真实”这一概念，作者是这样解释的，“‘真实’，就是超越于现实社会的人的本性，就是世间最原始、最能够体现人的本来面目的事物，就是纯而又纯的自然。”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表现人性”成了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基本思想，形成了沈从文小说对生命形式的审美把握。《边城》书中的一系列艺术形象质朴无华、舍己助人、秉性宽厚，洋溢着浓烈的传统道德精神，这正是作者的这种美学追求在文学作品中的艺术体现。长期以来，沈从文个人对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一直持肯定态度，始终认为这些鲜活的生命形式“较为透彻地展示了世间最本质的东西即人性”。沈从文其它小说中的人物特性也大致上如此。
什么是人性：现实社会中有没有不带有社会烙印的所谓自然化的人?生活实践中是否存在不受客观环境影响只同人的天性相合的人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就对这方面的问题作出了精辟的回答。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是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有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一方面反对了否定人性存在，或者简单地把人性等同于阶级性的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另一方面又批判了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论。马克思经典作家认为，人性是由特定的历史、特定的环境所决定的人的个性，认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任何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格即个性，但这种个性并非生来就有的，而是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客观决定主观，现实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名实实在在的成员，都不可能不接受社会的信息，都不可能将自己完全置于“真空”之中。实践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样一条道理：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必然有着自己的社会圈子，都免不了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都必须接受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事物。世界上没有也决不可能存在一个不带有社会烙印的“自然化”的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性的学说共同揭示了人性的一条真理，那就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不存在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相悖的人性，在阶级矛盾尖锐对立的社会里，人性总是具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人性是不可能存在的。历史已经反复回答了人们，一切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是社会的人，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即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而又不具备丝毫社会色彩的所谓“自然化”的人。
人性，涵盖了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各类事物，她着实可以称为人类发展进程上的永恒主题。《离骚》、《
红楼梦》、《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剧作》等，都是典型的表现人性、赞美人性、弘扬人性的佳作。但是，这些形式各异的伟大名著都没有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都没有逾越时代的客观现实，恰恰相反它们都是紧紧地围绕着特定社会的特定背景，深刻地挖掘出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人性内容，向世人昭示了符合时代精神的人性美。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探求人性，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揭示人性。沈从文生于湘西、长于湘西，是一个来自生活底层的人民艺术家，“沅水上游的大小河滩，遍印着他深凹的足迹和青春的记忆”，投入文学创作后，沈从文将自己的故乡当作了个人小说创作的背景。在他的小说里，湘西是“人间仙境”、是“世外桃园”、是“一片与世无争的乐土”。在这个理想的世界里，人们淳厚善良、遵从古礼、逍遥自得，时时刻刻享受着一种远离尘嚣、无待自由的人生。事实上的情况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通过系统考证，使人不难发现，解放前的湘西地区并非沈从文小说所展示出来的那样一幅修身养性、莺歌燕舞的灿烂景观，而是一个阶级矛盾无比激烈、人民生活极其苦难的社会。在那个年代，作者故里只可能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摆脱不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充斥着欺凌、充斥着压榨、充斥着愚昧，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感受到某种民族的传统美德，充其量也仅仅只是一鳞半爪而已，谈不上是现实生活的主流，湘西地区远远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极乐世界。根据以上理论和事实，我们可以认为，沈从文小说脱离了社会实际，“回避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其精心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虽然有骨有肉、个性鲜明，但无时代特色可言。倘若将之与柔石的《二月》、萧红的《呼兰河传》内中的人物形象予以比较，前者明显显得缺乏社会性。这一“败笔”大大削弱了沈从文小说的思想内容，影响了沈从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沈从文的人生经历充分证明，酿成这一具大憾事的根本原因不是作者的笔底功夫没有到位，更非这位文学奇才不具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而是由于他坚持了“全性葆真、崇尚自然”这样一种失之偏颇的美学追求。
虽然沈从文小说对生命形式的审美把握未达到科学化的水准，然后，从其美学追求的另一方面来研究，这种独特的审美评判却有着它积极的一面，那就是通过细腻刻画善良、淳朴的人物性格，表现了一种伦理的善和道德的美，能给人以精神上的陶冶，激发着人们去鞭笞邪恶，去追求正义。
只要对沈从文的小说有过涉猎，都回自然而然感觉到，沈从文小说中的各类人物形象，皆由一根靓丽照人的红线贯穿着，这根红线就是沈从文长期以来发现并表现着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艺术追求，于具有生活特异性的湘西边陲，构筑着他理想中的美。“《柏子》、《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牛》、《萧萧》、《三三》、(《丈夫》、《虎雏》、《月下小岛》、《新与旧》、《贵生》、《雪晴》等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边城》、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长河》等，无不饱含着这方面的特点。”《柏子》从水手与妓女粗野的欢会中表现了一种单纯的人性，《新与旧》从干了多年刽子手行当的老站兵身上闪射出了善良的人性，而三三(《三三》)、翠翠(《边城》)、夭夭(《长河》)等少女形象，更是沈从文所向往的优美人性和人情的化身。正是在理想化了的古朴环境下生活的这些善良淳厚的人们身上，体现了沈从文所确认与崇奉的民族传统美德。
《边城》一书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和与这种追求相一致的田园牧歌情调。《边城》不是写实的，而是抒情的，它着眼的是人性的光芒与人情的淳朴，小说中的那一幅幅已和自然界同化了的生活画面，是与湘西地区息息相关而又超乎其上的一个理想王国。
《边城》精心塑造了翠翠这一典型的自然化形象。她是人的后代，更是大自然的精灵。她“在风日里长养着”，“清风、丽日、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副水晶般的清澈透明的性格”。在小说里，翠翠如同山间的小鸟一般自由，仿佛水中的鱼儿一样欢快，她的一言一行都同自然法则和古老的人生节奏相吻合，以各种自然物的存在形态而存在，以各种自然物的活动规律而活动着。通过翠翠这一成功的艺术创造，作者试图超越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在社会上广泛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建立起自然、健康、优美的“人生形式”。
为了使人物的个性更加自然化，为了刻画出“完全符合人的本性的人物性格”，沈从文采取了人景交融的艺术手法。《边城》将人物置于湘西地区重峦叠嶂又兼有河岸渚边的特定环境之中，着力表现人物与自然的美质及其联系，显得地以人毓、人因地秀、人与自然融合为一。“老船夫和翠翠的一切都与溪流和渡口有关，他们祖孙俩不但不能同这份牵船的生活离开，而且与他们身旁的山沮、清溪、白塔、绿竹等不可分割，仿佛周围的一切皆为他们孙俩而创设，他们孙俩也纯然为这周围的一切而存在”等描写就是这方面艺术技巧的典型。
《边城》一书艺术地再现了“道义的美”、“人性的美”、“人格的美”。作为理想世界的寄托，小说中的茶峒也是既合乎生活又颇具虚构和象征意味的，西水岸边的吊脚楼、碾坊、碧溪的竹篁、白塔、绳渡、茶峒的小街、码头、店铺是令人心弛神往的乐园，元宵节的鞭炮烟火、舞龙耍狮、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泗水捉鸭等，则是一幅墨彩交融的民俗画，人们古老的风习、实在的性格以及地域色彩浓郁的传统道德观念，共同勾勒出了一个新奇独特的世界。在这个美好的天地里，作者赋予老船夫、扬马兵、顺顺等长辈和翠翠、天保、傩送等年轻人以一种“崇奉古礼”的美德，给人们以无欲无争的人生。这颇为接近道家哲人庄子的人生追求，甚同于庄子所冀求的那样一种“无所待”、“无悔无扰”的生存空间。
以《边城》为代表的沈从文小说对生命形式的审美把握的积极性集中体现在下述五个方面：
1、响亮地发出了解放人的个性的呼声。数千年来，由于实行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致使封建伦理、封建道德、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着包含天性内的人的个性。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丧失了诸如恋爱自由、结婚自由、从业自由等方面的基本权力，不仅被剥夺了完整的人格，而且连独立思考这种“天赋的自由”也不能容忍。沈从文小说强调人的自然化，强调人的本质化，强调人的“返朴归真”，这实际上是向专治黑暗的社会发出了摆脱封建枷锁、解放人的个性的响亮呼声，动员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重视人、尊重人、把人的权力交给人、将人的价值予以认可。这种充满着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思想火花是对中国传统观念的沉重冲击，体现了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具有较强的民主启蒙意义。沈从文小说通过向人们系统的灌输这种抽象的人权思想，可以激起民众对个性解放的渴望，为民主革命的爆发奠定思想上的基础。
2、能够使人明辨出是非曲直和美丑善恶。以全方位展现自然美见长的沈从文小说虽然在界定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上显的较为笼统和过于简单，但它揭示了“自然创造人”这一真理，找到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分水岭。这无疑能够帮助人们从理性上去把握复杂多变的人生道路，认识到是非曲直和美丑善恶的最显著的特点。
3、能够激发民众对统治阶级的反抗。从思想内涵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是相当复杂的，是充满着矛盾的。由于作者有着强烈的愤世嫉俗的精神，因而他的作品缺乏积极入世的思想，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风范，但就另一方面来看，正是由于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无比憎恨，故而造成了“沈从文小说有一种彻底的判逆思想，这种思维就是对现实生活的全部否定”，在审美把握上，虽然沈从文小说极力宣传自然主义和抽象的人性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严重对立，但它由于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因而它又能够激起人们对封建专治社会的强烈不满，鼓舞着民众走向同封建势力彻底决裂的道路。邹容著述《革命军》、陈天华敲响了《猛回头》、《警世钟》的战鼓，孙中山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百折无悔，都和他们比较系统地接受了以自然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哲学理论有关。倘使广大民众能够汲收沈从文的自然主义思想，信奉沈从文的自然主义观点，勿庸置疑，它将为饱受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劳苦大众走上反抗的道路，起到一定的作用。
4、可以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修养，在社会上树立起人际关系的榜样。在沈从文的小说里，一系列“谦和诚实”、“厚道本份”、“舍己为人”的艺术形象跃然纸上，使人时刻都能够感受到一种“不可言说的温暖”。这一个个理想人格的化身虽然抹杀了人的具体性和社会性，无异于椽木求鱼，但它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历史上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如果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就会发现，沈从文小说提倡的那一种伦理道德精神同封建社会的“仁”、“礼”思想相比，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沈从文倡导的精神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下的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具有的道德素质，而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儒家思想则完全是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工具。在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今天，沈从文小说在道德领域里的这种与众不同的价值取向颇具现实意义，特别值得大力弘扬，因为它有助于我们营造一个“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乃至于“一切为了人”的社会。
5、开辟了美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天地。文学是艺术，“文学是人学”，“文学是用艺术这一种最显著的美来塑造人的学问”。由于作者满是灰世的苦闷，因而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自己的“独立”世界之中，着力创造了一系列充满天性的、充满本能的、充满自然的美。这种美通过沈从文小说里的具体人物得到了具体化，这种极富哲学意蕴的美包括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诸种最基本的规律。倘若将这种美置于艺术批评的角度加以审视，我们则可以认为，她是庄重的、不是轻浮的，是丰盈的、不是单薄的，是成熟的、不是幼稚的。沈从文小说对生命形式的审美把握称得上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株奇葩(正是因为如此，沈从文荣获了198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资格。极为遗憾的是，这位乡土文学大师却不幸于1988年6月长辞人寰了)，她同天鹅湖、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蝴碟夫人一样，开辟了美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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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晗丹，湖北荆州市沙市中学教师；孙建平，就职于湖北荆州市司法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