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一位大师级的教授在课堂上讲李商隐，讲到诗人的一首《无题》，吟诵一遍，然后说：好，真好，便没有了下文。学生们随着老师的话音琢磨、品味，渐渐感觉到的确是好，说不出来的好。一首诗的文学教育也就完成了。
我自己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听任访秋先生的现代文学史课。那时先生还属“摘帽右派”，而阶级斗争的风潮正一浪高过一浪，课堂上很难畅所欲言，甚至很难言所欲言，往往讲到关节处，先生便“哈哈哈……”一笑带过。尽管如此，我觉得我仍然从他那里吸收了许多珍贵的文学菁华，因为这位亲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胡适之先生的门生即使一言不发，浑身上下也都透递出浓郁的文学信息，而他那沧桑的脸色、苦涩的笑容、儒雅的风度就是一首意蕴丰厚的诗。
我的这种体会，在北京大学文学教授郑敏女士回忆冯友兰先生的文章中得到印证。郑教授说她1939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选修了冯友兰先生的课，而对冯先生学术精神的接受并不都在课堂上。“当时的西南联大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学术风气，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好像浸沉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一言一行都向围绕着他们的青年学子散发着他们自己的深邃的思想和领悟。智慧并不只锁在课堂中，而是弥漫在整个新校舍的四周，包括大西门一带的茶馆里。”
对于文学教育来说，我举的这些例子或许都有失于偏激。我只是感到，我们当下的文学课堂是否也太过于注重字词的考订、章句的拆解、知识的传授、思想的灌输，一篇文章只能分作几个额定的段落；一首诗歌只能有一个确切的主题；一个词语只能有一种正确的解释，等等。字词考订、章句拆解、知识传授、思想灌输固然是必要的，但决不是文学教育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文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或者，那只不过是实现文学教育最终目的的基础。多年来，强调基础教育自有它的合理之处，但对于文学教育来说，若是仅仅停留在基础上，只是在基础上就地盘桓，甚至忘记了基础之上还有蓝天白云，还有清风朗月，还有河汉星野，还有太虚无极，那么，我们的文学教育就是不合格的。
在我看来，文学教育并不就是知识教育、思想教育，更不是所谓写作技法的教育，而应当是一种“性灵教育”。
在文学理论界，文学是什么，已经是一个永也说不清的问题；而“性灵”，则又是一个模糊朦胧的字眼。那么，这篇既谈文学，又说性灵，同时还要论及教育的文章注定就难以写得清楚明白了。好在，世上说不明白的事情并不就真的没有意义，而说得清楚明白的事情却又往往禁不得往深处推敲。
单从字面上看，“性灵”中的“性”，即人的天性和心性，亦即性情，指一个人内在的、整体的心理要素；“灵”，指灵思、灵感、灵悟，即一个人独立的、自发的心理活动。性灵，可以说就是一个人特有的情感世界与精神世界。这是一个生生不息、创化不已的心理空间，包括意识的空间与潜意识、无意识的空间。它是个体生命的内在价值的呈现，也是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的支撑。它是美与善的融会，意味着个体生命所能达到的丰富程度与完善程度，因而也是个体生命内在愉悦的泉源。
在中国，性灵的陶冶、养护，始终都是文学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
据张少康先生的考据，产生于中国远古时代的“诗言志”的文学理论，其中的“志”，就是“心”，一种“心意趋向”，其中也包含了“情”的因素。“诗言志”就是人的心灵世界通过文学话语的自然呈现。在后世的文学理论中，几乎全都把心性、心灵因素看作文学表现的内核与精髓。如刘勰《
文心雕龙》中讲：“洞性灵之奥秘，极文章之骨髓”，就是把性灵的奥秘与文章的骨髓相提并论的。与刘勰同时代的文学理论家钟嵘在品评阮籍的诗时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可以陶性灵，发幽思”，“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翻译成现代白话，那就是说阮籍的诗歌通过可视可听的语言文字，表达无穷无尽的情怀思绪，以陶冶性灵、启人深思，使人志向高远。到了明、清之际，袁宏道及袁枚等人相继倡导“性灵说”，性灵就是率真的个性、自由的个性，就是赤子之心、自然之心。文学创作靠的是“独抒性灵”，没有了性情灵思，即使知识再多、学问再大、技巧再高，也创作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而文学的价值也正在于养护人的自然质朴、纯真敏锐的心性、心灵，以防止为日常生活中僵硬的理念、过度的物欲、滥施的机巧所污染、所窒息。“性灵说”当年曾为日趋没落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教育灌注了生命的活水，为复苏当时的文坛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即使今天，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实用主义、技术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现实面前，强调一下“性灵教育”也依然拥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文学的性灵教育可能不存在什么现成的“教学法”、“教学规划”，如果真有什么法子，那么这种“法”也将是“无法之法”，就像我开始举出的几个例子那样。实施文学性灵教育的关键，我认为是教育者本人一定要是个有“性灵”的人，是一个诚恳、率真、感觉敏锐、志向高洁、内心丰富、独立特行的人，一个葆有自然天性、不失赤子之心的人。而且，他还能够把自己的人格、心志自然地融会到自己的文学教育中去，在不经意间对学生施加影响。
钱谷融先生近年来多次回忆起大学时代他的文学教师伍叔傥先生，对自己的这位老师充满了敬意与怀念，说一生中给他最大影响的就是这位伍老师。细读钱先生的怀念文章，其中却很少谈到伍老师给他讲解了哪些文学理论、灌输了哪些文学知识、传授给他哪些学问和方法。更多地倒是经常和老师一起吃饭喝茶、散步聊天。钱先生在文章中这样介绍他的这位文学教师：
伍先生并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他一生也没有什么著作。但他对文学却有真的爱好，而且胸襟开阔，识见宏通，古今中外，不拘一格，多有涉猎。
伍先生最令我心折的是他那飘逸的风神和坦荡的襟怀，在我眼里，他总是显得那么散淡自在，仿佛从来不以俗务经心似的。
我们之间的师生界限，在他心目中似乎并不存在。他也从不预先存心要利用机会对我进行教育，一切都是平平常常，自自然然。不但在馆子里吃饭的时候是如此，就是平时，即使在教室里讲课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以教育者自居，一本正经地板起脸孔来进行说教，而只是像和朋友聊天一样，把他所知道的、所想到的、带着自己当时的真切的感受向学生们和盘托出而已。正因为如此，他的每一句话，连带着他当时的情绪色彩、声音语调以及一种眼神一个手势，全都深深地刻印在学生们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即使今天已经时隔六十多年了，我每一回首，一切都仍仿佛历历在目。
当然，作为文学教师，伍先生也要指导学生做文章、批改作业。但“伍先生出的题目都很宽泛灵活，很便于学生自由发挥”，“学生们也可以自己另拟”。评讲时，他很理解学生的心情，始终注意以表扬为主，对缺点的批评只是点到为止，不多苛责。而对一些有新意、见才华之作，则由衷地表示他的赞赏之情。
伍叔傥先生教出了钱谷融这样的学生，大约可以算作文学性灵教育的一个典型。至于钱先生自己在文学教育方面的风格与成就，也已经为世所公认，他的散淡、率真、自然、坦诚，他的谦和、平易、不拘一格也全都化解到他的教学生涯中，全都是充满性灵与灵性的。要探讨钱谷融先生的性灵化的文学教育，该是另一篇论文的题目，这里就不多说了。
回忆起我小学、中学、大学时代的语文教师，我对他们也同样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大多是普通人，但同时又是善良、正直、淳朴、厚道、真诚、聪慧的人，是以真性情对待教学、对待学生的人。他们传授给我了哪些具体的知识、学问、技能，我已经记不得了，但他们的举止言谈、音容笑貌、风神情性却深深铭记在我的心中，成为我感受文学的底色，成为我研究文学的起点，也成为我做人的楷模。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进入小学念书。学校设在惠济河边的一座破庙里，庙叫“眼光庙”，庙里敬奉的是“眼光老母”，那是一位专职负责医治民众眼疾的女神。庙院中间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槐树，树上吊着一口绿锈斑驳的铜钟。大殿青石台阶的缝隙间长着绿苔和青草，老师们就在大殿里办公。教我语文课的是汪老师，一位矮矮胖胖的妇人，经常穿一件半旧的土黄色、人字呢的外套。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是怎样教会我读书写字的，也已全不记得。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双明亮澄澈的眼睛和她那安详、柔顺的话语。在我迷蒙的记忆中，她的慈善、和蔼，总使我怀疑她就是那位“眼光老母”的化身。
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叫施慧贞，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她：施老师一上讲台，就把全班同学震呆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她的漂亮。一样漂亮的，还有她那一口悦耳的普通话，一手潇洒的粉笔字。50年代的人远没有现在的人们会打扮，施老师身为人民教师，更不打扮。记得那时她留着长长的剪发，穿一身已经有些褪色的蓝制服，脚上穿的当然也是布鞋。
施老师的美丽，凭的是她的本色，高高的身材，乌黑的头发，白皙的面孔，清秀的眉眼。但真正感动我们的，似乎还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是施老师那略带感伤的神情与谦和敦厚的禀赋。记得第一次上课，施老师就向同学们说，她以前没有教过书，害怕教不好误了大家，希望多多配合，话说得非常诚恳。现在看来，那时的施老师并没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甚至也并不拥有高深的专业知识，然而，半个世纪过去，当年年轻美丽的施老师如今已经80岁，她仍然是我们那个班上的同学最尊敬的老师，每过一段时间大家都要到她身边聚上一聚，这是为什么?我想，就是因为施老师的人格和性情的魅力。
在我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中，学术上造诣最高、成就最大的，要数我在开封第一高中读书时的王基老师了。他后来曾升任开封市教育局长、开封师专党委书记、开封市文联主席，在《
三国演义》、《
水浒传》的研究方面出版过专著，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之间的交往一直比较多。但说来也怪，在文学教育方面，王老师给我留下的永不磨灭的印象竟是他的古文范读，读《崤之战》、《鸿门宴》、《廉颇蔺相如列传》……王老师读得总是很投入，抑扬顿挫，高转低徊，声情并茂，回肠荡气，从他的范读，我们已经能够领会了文章涵义的一半。只是王老师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他是洛阳地区渑池县人，带有浓重的豫西方音，但我当时并不觉得。岂但当时没有觉得不好，甚至直到今天我在潜意识中仍然认定古诗文就应当是王基老师的这种读法，或许当年杜甫、韩愈、李商隐就是这样诵读司马迁的!
我这样讲决不是诋毁普通话，我只是想强调，在那些具体的、固定的字词章句之外，还有一些无定形的、形而上的东西，对于文学来说即那些属于氛围、情趣、格调、气韵、神采一类的因素，那些属于性灵与精神的因素。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有一条忌讳叫“谨毛失貌”，“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过于拘泥于实在的细节，反而会失去事物的整体，失去事物的精微处。中国古代有一则寓言，谓“九方皋相马，不辨玄黄”。九方皋是一位“伯乐级”的相马专家，百步之外就能判定一匹马是不是千里马，但却往往连那马是黑是黄还没有看清楚。九方皋关注的是马的精气神，而马的颜色与是否良驷神骏毕竟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现在的课堂上的文学教育(尤其是各类考试)是否过于看重马的“毛”和“色”，反而丢弃了马的整体的形貌与内在的精神了呢?
在谈到文学创作的得失时，袁宏道曾这样评论其弟袁中道的诗：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以前，编辑语文课本的教育专家与诗人、文学家就曾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争执，诗人作家认为自己作品中的最“佳处”，语文教育家反而认为是“疵处”，要删，要改。而我们的语文教师、语言专家历来最得手的就是从别人的文章中挑“别字”，挑“病句”，即挑尽“疵处”。看看袁宏道的议论，岂不知“疵处”还往往有胜过“佳处”之处!记得以前有一位先生讲课时总是精力充沛甚至过剩，言之不足，便忘情地手舞足蹈起来，一到这时，讲课就会出纰漏。比如，讲毛泽东主席的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老先生竟会脱口说出“那金猴挥舞起金箍狼牙棒”的话，孙悟空的金箍棒上加了“狼牙”，遂留下语文教学中的一个笑话。然而，瑕不掩瑜，这位老师的语文课依然最受学生欢迎，因为他讲得有情绪，有性情，有神采，不似那些四平八稳的冬烘先生!
做一个称职的语文教师或文学教师，固然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但我们不妨仔细想一想，对于文学教育来说，我们现在最欠缺的是什么?似乎不是教学大楼，因为我们的教学大楼修建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排场；似乎也不是关于文学的知识和理论，因为关于文学教学的工具书、参考书、教学辅导材料已经泛滥成灾；似乎也不是教学的方法和技巧，因为“电化教学”、“多媒体教学”已经在配套推广；似乎也不是教师的资格、学历，因为“博士”、“硕士”都已经在中小学的讲台上出现……我们欠缺的似乎是一种无法计算、难以考量、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那就是对于文学的爱，发自内心的爱，欠缺的是对于美的敏锐感受，对于善的由衷同情，对于他人的理解和尊重，对于自然万物的敬畏与崇拜，对于自己的精神与性灵的涵泳与守护……这实际上已经酿成了文学的危机与文学教育的危机。
在当前的文学理论界，“文学边缘化”、“文学消亡论”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文学教育”如果还存在，也已经成了一个愈行愈远的话题。且不说很早以前，政府选拔人才要看你会不会写赋吟诗，即使在上个世纪80年代，青年男女的征婚广告上往往还能见到“喜欢文学，热爱诗歌”的字句。这在如今，大约只能成为笑话了。在现在的文学教育中，“文学创作”不如“应用写作”，“文学”的价值远远赶不上“文秘”的用场，文学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至今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失去文学的严重性。
我始终认为：诗与人俱在，文学与人俱在，文学性就是人性，文学的兴衰总意味着人性的丰盈与贫瘠，文学教育应当是国民素质教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所以，我还是决定把这篇酝酿已久的文章写下去，只是我不能把它写成标准的理论文章，无法用概念、推理、判断的逻辑方式进行论证，我只想列举一些前辈学者在文学教育活动中的例子，说一说我自己的感动或感悟，幸或会对当下的文学教育者、被教育者提供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