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钺先生曾说：“唐诗以蕴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诗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论其大较，固如此矣。”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选取唐宋竹枝词各一首加以分析，见出两首诗的异同，以略窥唐音宋调的些许风貌。
竹枝词九首之一
刘禹锡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时东来复西去。
夔州竹枝词九首之一
范成大
白帝庙前无旧城，荒山野草古今情。
只余峡口一堆石，恰似人心未肯平。
前一首诗是刘禹锡被贬郎州司马任上所作。刘禹锡自幼勤奋好学，涉猎极广，除诵习儒家经典《
诗》《
书》之外，还博览了“九流”“百家”之书。三十二岁入为监察御史，开始正式涉足唐朝上层社会。当时，他深得太子侍读王叔文的赏识，贞元二十一年二月王叔文主持的永贞革新被废除，参与人员均被外贬，刘禹锡其时被贬为郎州司马。从此，他经历了“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外贬生涯。在贬任上刘禹锡积极向民歌学习，创作了大量的民歌体新诗，上面所选即为其中之一。范成大的竹枝词写于他帅成都期间。范成大少年连遭亲丧，孤奋自励，二十八九岁始出应举，中绍兴二十四年进士。此后在官场几进几出，乾道五年荐为礼部员外郎，六年被命以起居郎借资政殿大学士使金。淳熙元年，除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范石湖集》前言，中华书局）“在四川帅任上，他治兵选将，施利惠农，边防得以巩固。”（《范成大诗集》周汝昌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蜀期间，范成大秉承其一贯的诗风，写下了大量的爱祖国爱人民的诗篇。竹枝词九首中有描摹当地风土人情、人民艰苦生活的诗篇，也有表达他爱国热情的作品。上面所选当属于后者。
竹枝词，本为民间歌咏形式，是三峡的古老民歌。刘禹锡被贬巴蜀之地后，对其加以改造引入文人创作视野。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序中说：“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末如吴声，含思婉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如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刘禹锡的竹枝词除描写男女爱情，和当地生活风情之外，还有上面所举的借景起兴抒发自我抑郁激愤之情的作品。而南宋的范成大继承了刘禹锡开创的，以竹枝词的形式抒发自我情感的传统。然而在继承的基础上，范成大又能博采众长、自出机杼，具有自己的特点。下面具体分析两首诗的不同。
就意象而言，刘诗中的意象比较简单疏勒，只有“滟滪堆”“波浪”。诗人以即景起兴的手法，由滟滪堆在波浪面前的坚固和刚毅，联想到人心的多变。正是由于奸佞小人的出卖，才导致永贞革新的失败和诗人壮心的难酬。诗作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幅画面：满怀忧愤的诗人，站在波浪激荡的岸边，面对坚不可摧的“滟滪堆”，自然联想起被贬的因由和在被贬中奸佞小人所起的作用，不由引发出诗人“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的恼恨和感叹。诗作紧紧围绕人心的多变展开，没有多余的背景描写和烘托，诗中一开始就以将与人心反比的“滟滪堆”开篇，先写石的坚不可摧，到第三句自然转到对人心的议论上来。而第二首诗作中的意象较为密集，“白帝庙”、久废的“旧城”、“荒山”、“野草”，最后才转到“石”和“人心”。白帝城，在州城东白帝山，旧城久废，刘备防吴，曾以此为要地。诗作先从具有历史意义的白帝城起笔，通过对白帝城兴废的感叹，转到第三句第四句对霸业未成人心不死的揣测，从而深层地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恒久渴望。在这首诗中，诗人为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幅画面：诗人站在瞿塘峡口岸边，先极目远眺城东的白帝庙和白帝城，却只看到荒山野草依旧，而往事都已随着旧城的荒废成为了陈迹，然后转至眼前景，“峡口一堆石”，联系历史的兴亡，把始终不死的人心比作眼前的礁石，言人心如滟滪激荡不平，为刘备诸葛亮统一事业未成而愤懑。相较而言，前一首诗的重点是在后面两句，前两句对石的吟咏只是为后面的“懊恨”作铺垫。而后一首诗则是完整的浑成的，并没有明确的重点，我们很难说诗人是因为后面两句的感叹而有前两句的远景，还是由对历史兴亡的感慨而顺衍出“人心不平”的思绪。前者以议论出思想，后者更多的则是寓情于景。
因为选取的意象和写作手法的不同，两诗在意境上也是各有千秋的。前诗的意境比较简单，细微，从小处着笔，只写眼前景，开篇明旨，因而形象是封闭式的鲜明的。后一首诗却是从远景落墨，先联系历史上曾在白帝城设塞征吴后败绩亡于此的刘备，以及白帝城的湮没，然后回到眼前景。此诗的意境因为具有了历史的意蕴而显得厚重，因为有了远景近景的结合而显得廓大宏阔。形象也是开放式的苍茫的，给人更多想象的空间。语言上而言，刘诗语言明白晓畅，简单如话没有阅读障碍，范成大的诗却在意象密集的绝句中运用了蜀吴征战，以蜀败亡白帝城湮没告终的历史典故，增加了诗歌的历史厚度和表情达意的深度。这就形成了刘诗豪放疏朗的诗风，而范成因借用李商隐《览古》诗“草间霜露古今情”的意境而显得深情邈邈、温婉精雅，也颇有刘禹锡“杨柳青青”诗的清新和意味深长。
总之，两首诗作都是抒发自我情感，都是以礁石比人心，却因为诗人经历志向的不同而各有特色。刘禹锡因为永贞革新的失败屡遭贬谪，对奸佞小人的“翻手为云，覆手雨”的善变有着切身体会，因而诗作中充满对奸佞小人的愤慨，以滟滪堆的坚韧反比人心的多变。而范成大是胸怀祖国统一大业的有志之士，当时在川也是为朝廷训练兵将，因而诗作能联系也曾在此屯兵的蜀汉，从历史的变迁着手，以时空变化中亘古不变的礁石比喻渴望统一的不平之心。刘禹锡的诗作抒发自我遭贬谪的不平，感情是自我的幽独的，境界是细小的；而范成大诗中抒发的是祖国统一大业难成的不平，感情是时代性的忧愤的，因而诗作前两句具有咏史的意味，意境也是具有历史浑厚感的宏阔。两首诗作存在着壮美和优美的区别。从以上分析可知，前首诗颇有宋人之风，而范成大的诗却能得唐诗意境创设的妙处，而又具有着意象密集，同时透露着一丝理趣的宋风。当然这两首诗并不能代表两人的全部风格，只能说是一个侧面而已。
参考文献：
[1]王元明主编.刘禹锡诗文赏析集.成都：巴蜀书社，1989
[2]《范石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张卫婷，文若兰，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