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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沈从文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那么《边城》中的翠翠则是他所有作品中女性形象的一个高峰，一个集中了他一生追求的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的代表。翠翠的干净、脱俗、美丽和一尘不染为无数研究者和专家所称道。在翠翠身上，沈从文把他对纯美女性的想象推到了极点。
       沈从文为翠翠的出场所作的铺垫颇费心机，不惜洋洋洒洒用近万字来详细描摹湘西边陲小城——茶峒的社会风俗民情，把翠翠放入一个风俗淳朴、自然自为、人事浑厚的湘西世界，使人们很容易相信在那样一个不被世俗和外界条件干扰的自然世界里，翠翠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她是湘西女子最好的一个代言人。但笔者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湘西人，在由衷感谢沈从文为湘西女性所作的最美表达的同时，也看见了一个与别人眼里不同的翠翠，一个反“湘西风情”的不“自然”的翠翠，一个带有城市女子性格气质的翠翠。
       众所周知，沈从文在《边城》里面写出了湘西世界的人情世故、自然风光和奇异风俗，饱含着对湘西风情的热爱和赞美，也为翠翠的爱情故事提供了一个祥和、安宁而自足的自然环境。但翠翠是不是真的顺应了沈从文所描绘的湘西自然风情？“自然”的标签能够解释翠翠的一切行为吗？文本中的翠翠和湘西社会自然风情是否存在矛盾？
       让我们来看沈从文赋予翠翠的最重要的品质：自然性。沈从文以自然、纯净、活泼、自在、健康作为翠翠的生命元素，他认为这是一种珍贵的人类精神性格，具有水一样的灵性，鲜活而生动，凭着简单而单纯的信念生活，自由纯朴，在自然中长大，在自然中吸收生命营养，顺应自然。这就是沈从文在心中要呈现给读者的翠翠，而且也是他执着追求的美好境界，但是文本中的翠翠是不是实现了他的这份理想呢？
       按照刘中树在《自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定义，自然分为存在自然和价值自然；存在自然是对事物内在秩序的概括和抽象，是对事物的真实描述和判断，是客观存在，属于认识范畴；而价值自然是按照“人的本性”和“人的天性”而生活。这里所谓的“本性”和“天性”并不是指人的自然本能，而是人的内在意愿和要求。所以回归自然，顺应自然就是认同个体生命自我的内在要求和意愿，它在本质上是人的本质选择，是顺应自我生命的内在要求。在湘西这块土地上，因为自然条件的恶劣，女人们和男子一样也得承担沉重的家务活动和更多的家庭责任，无可避免的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生活磨难。同时，她们也得到较高的家庭地位和社会的承认。相对于儒家教化下的汉族女子，湘西女性恋爱交友有着较多自由，婚姻也能够自主，除一些性格特殊的女子（如落洞少女），她们大多能自由地释放生命的热能。与中国内地相比，湘西由于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青年男女在恋爱、婚姻上拥有较多的宽松自由。青年男女恋爱，通过对歌、赶集、做客、节日聚会等各种形式和场合进行。如果男女双方互相满意，则会找机会向对方讨借物品，相互讨借信物之后，男方即可请媒人到女方求婚。一般父母长辈不会干涉小辈的婚姻大事，仅有少数包办婚姻。（此段资料来源于1982年《凤凰县志》族婚娶喜庆史料，经过笔者整理缩小而成。）翠翠是一个内心渴望爱情的人，希望得到二佬傩送的爱，而且作为一个湘西少女，从小对湘西人大胆表达、勇于争取的豪情耳濡目染，她没有理由一次次将自己的心事刻意隐藏。但是她的害羞心理无论是在二佬面前还是别人面前，甚至在自己最贴心最亲的爷爷面前，都是一如既往地表现得那么含蓄而让人猜测不透。每一次对心事的刻意隐藏，都使自己与心中渴望的爱情离得越来越遥远。爱情上的消极被动使得她与真正湘西少女敢于追求的性格特点有了很大出入。虽然沈从文对少女羞涩心理的微妙把握十分精彩而独到，但这已经不能完全解释翠翠作为湘西女子敢爱敢恨、勇于表达的品性的丧失。翠翠在爱情面前的表现已经违背了她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基本标准，因为认同和实现个体生命自我的内在要求和意愿才是自然的真正内涵，特别是在湘西这块土地上，翠翠更有理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
       翠翠在沈从文笔下是善和美的化身，是人性最坚实的代表，可就是这样一个沈从文倾注无数心血的美丽少女，她所传达出来的人性有些是人们不大接受的。对爱情的含蓄和对自己幸福的隐忍到底是人性的进步还是人性的倒退？翠翠没有机会也不愿意表明自己的心愿，没有丝毫争取爱情的努力。而按照沈从文对翠翠自然人的定位，她应该是敢于表达自己的内心，主动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矛盾横亘在其中？沈从文的《边城》用漫漫铺开的文字描写了边地风俗、社会人情和纯朴人性，读者从他抒情小说中感受到了诗一般美好的意境。但是，这时不和谐的音符已经出现了，渡船的对立物——碾坊的存在使翠翠受到了无形的压力，也就是说商业文明、金钱利益、财富观念已经悄悄潜伏在湘西人们的心底，真善美在人事、世俗和逐渐涌入的各种外来观念的挤压下会逐渐失去原来的颜色。沈从文给了翠翠一个理想的光环，在她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希望，但在最后，翠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自己的爱情。小说结尾的留白，与其说是翠翠爱情的无尽等待，倒不如说是沈从文在此时就已经看到了经过自己妙笔生花般描摹过的神秘而古老的湘西世界不可预知的未来……
       曾经有很多研究者在《边城》的真实性以及它的人物原型上下了很多功夫，意在从中为沈从文塑造的湘西世界和人物找一个对应的佐证。但是，随着对《边城》的解读的加深，人们发现，《边城》的故事发生地——茶峒确有其地，也确实在湖南、四川和贵州三省交界之地。但茶峒城边清水江却非常之小，小得远远容不下沈从文在《边城》中所描绘的那样能够使几条龙舟并排前行，翠翠摆渡口碧溪咀也没有对应之地。沈从文自己也认为在文学中要求合于现实原则的真实性是荒谬的，于是研究者终于死心塌地相信《边城》只不过是沈从文对家乡做出的一个心灵的梦而已。而且这个梦因为沈从文个人的原因，做得非常辛苦。他想给读者一个最接近湘西世界的文本，但是由于种种因素，他已经有些力不从心，就连他给予翠翠的最重要的品性都已经不那么可信。沈从文后来在《老伴》和《水云》中谈到，翠翠不是一个人，是泸溪县绒线铺名叫翠翠的女孩，青岛崂山九水的戴孝女子以及“身边新妇”（张兆和）综合而成。“故事中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见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从这可以看出，翠翠只是作者想象和虚构的一个人物，她身上呈现出来的品性虽然更多是湘西女性美好品德的集中体现，但是在性格上显然已经带有城市女性——张兆和的影子。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希望自己理想的读者能够理性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说明《边城》描写的理想境界真的只是他的一缕怀古的幽情。他把所有的梦想和希望都寄托在湘西民族的伟大之处上，即那种雄强、野性、旺盛的生命力上面。但是，《边城》中的人物似乎到最后都无力担当他的这份偏爱。天保在闯滩时死去，傩送因为哥哥的死而远走，顺顺和二佬对老船夫不经意的伤害，老船夫在各种误会和心理伤害中郁闷而死。这都使翠翠得不到这份在湘西人看来有些简单的爱情。沈从文在复杂的过程中又添加了一些人事上的机缘和“偶然”的因素，这样就使得它的成功显得分外艰难。在大自然中长大，天真活泼“俨然如一只小兽物”的翠翠最终孤身一人独自承受着失去所有亲人的痛苦。
       可以这样说，在对湘西风情的赞美之下，沈从文需要翠翠担当的是他对湘西女性所有美好的幻想。把翠翠作为构筑湘西之梦的一个恬静而优美的基础，是符合他梦幻要求的人生形式的代表，完成自己对湘西女性的最成功的一次心理“朝圣”，承载着对湘西世界进行良好诠释的意图。但从文本中来看，翠翠在某些方面却是反“湘西风情”的。虽然沈从文抽去了翠翠作为湘西女性因为湘西贫穷落后而带有的一些性格上的不利因素，加上了新婚妻子张兆和的朴素温和性格，而且把湘西女性的艰难生活完全隐而不现，在一个个虚构的图景中展开对风俗、人物、人事的叙述，呈现出的是翠翠光辉的一面。但就是这样一个女子，仍然无力担当他的全部理想，甚至可以说，翠翠在某些方面破坏了他对湘西理想世界的构建。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文集[M].（12卷本），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2—1984年版.
       [2]刘中树.自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凤凰县志.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印刷厂，1982年版.
       肖燕云，江苏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