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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名研究一度是学界的冷点，但新时期随着文学内部外部环境的改善，废名渐渐从幕后走上前台，成为读者和研究者广泛关注的对象。
       对废名小说的影响研究包括两方面：废名所受他人的影响和废名给予其它作家的影响。一般把后者放在比较的层面进行探讨。
       对于废名作品所受其它作家或者作品影响，废名自己也曾说过他的作品与古代诗词的影响是不可分的，他自称“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1]（P134）废名在其诗论《论新诗及其它》一书中极力推祟陶渊明、庾信、杜甫、李商隐，而若干年后，废名回顾其小说创作，则称“我最后躲起来写小说，乃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对废名与古典文学特别是与陶渊明、李商隐的关系研究，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探讨，朱光潜说：“《桥》的文字技巧似得力于李义山诗。”[2]董乃斌围绕废名作品与李商隐的关系为中心，着力探讨了废名作品的文学渊源，他从创作渊源、意象、风格三个方面着眼，认为废名创作心理诸如“梦”的文学观和意象运用、浓厚的抒情色彩、对少女心性的独特感受三个方面都可以看出废名小说与李商隐诗的渊源性。的确，废名作为教授学者，自身以其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应用于他的小说创作之中，从而使他的语言文字分明也受着古典诗词的滋润，张丽华拈出废名语言的“文字禅”的特点，废名在《杜诗讲稿》中提出了“文字禅”的概念：“如庾信‘对酒歌’，其实并没有看见水，而他首先写着‘春水望桃花，春州借芳杜’，只不过从相传的‘桃花水’这一名词生出幻想。到了真正‘泛江’，他又这样写道：‘春江下白帝，画舸向黄牛’，同样是幻想。这便叫做文字禅。”[3]张丽华认为废名小说中大量用典，“诗文、套语、俗语，随时随地化入小说文本，几乎被作为辞藻来使用，这是废名小说中常见的用典方式之一”。废名深得六朝文和李杜诗的深厚写作技法，并把它运用到小说的创作中，这便是“情生文文生情”的文字技巧。
       对废名的另一个影响源便是佛禅精神。由于废名的文章总是能透露出浓浓的禅学底蕴，因而研究者们更热衷于探究禅宗对废名创作、思想的影响。废名禅宗意识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具体的地域文化（家乡的禅文化）、家庭的影响（母亲晚年皈依佛门）和胡适、周作人的启示以及自己脆弱敏感的心理气质、忧郁寡欢的内向性格。李俊国就对禅宗教义与废名小说审美方式、禅宗致思方式与废名文学思维特点做出了影响性研究，他的小说“不为表现乡土生活的贫瘠与悲苦，从乡土的贫瘠物质生活中，捕捉或追求一种超度悲哀、睿智达观、亲自然、乐人生的人生境界”，废名小说语句突兀奇峭、构词行文方式特别等语言风格，正是其“直观性、暗示性和顿悟感的文学思维方式的反映”。[4]此后，这一论述角度得到了研究者不同层次的丰富甚至是重复。胡绍华则提出废名小说的艺术旨趣、对意境的自觉追求，均可见禅道本体论和艺术论的投影。而受禅道致思方式的启发，废名采用了一种悟性思维，“且因文体上的跳跃与空白而兼具散文的形貌和诗歌的情韵，探索了现代小说多义性内涵的可能性和多样化发展的广阔前景。对禅道心理探微的借鉴，则带来了类似通感等奇僻冷峭的表现手法”。杨厚均则指出是胡适、周作人等的启发、引导激活了潜藏在废名身上的家乡禅文化之影响。“废名的禅宗思想经历了由‘观心看静’到‘无相’、‘无念’、‘无往’的阶段性变化，与之相对应的创作风格为空灵静寂与洒脱自由。”禅宗教义及其宗教思维对废名小说的审美理想及其审美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陈国恩认为，废名的小说创作主要受禅宗艺术精神三方面影响：一是禅宗空诸一切以及自娱以求解脱为目的，满足了废名在动乱岁月消极避世的心愿；二是“万法尽在自心”，时空主观化；三是追求语言的机趣。
       由于新时期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式的更加多样化，废名研究正在朝着更加专业系统化的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1]废名.冯文炳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孟实（朱光潜）.桥[J].文学杂志，1937年7月l卷3期.
       [3]冯文炳.杜诗讲稿[J].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4）.
       [4]李俊国.废名与禅宗[J].江汉论坛，1988，（6）.
        尚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曾任陕西电视台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