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人间词话》）“感慨遂深”一语，就指出了后主某些词所带有的“言理”倾向。当然，真能使“言理”与“抒情”成功地结合起来，又能使“言理”形成为“理趣”的，还得数那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文学天才——苏轼。苏轼既是位覃思深虑、机趣横溢的哲人，又是一位“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作文高手。他的诗里头就经常可以见到那类富有“理趣”的作品。
如他《题西林壁》诗中的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至今还启迪着人们的思维，蕴含深刻的哲理。
他的某些咏物之诗，如“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诗》），虽其本意并不一定在于“言理”，但因其描咏对象本身含有一定的启示性，加上作者“智慧之光”的涵盖，故也能催人联想、发人深思。
而在苏轼的词中，也同样有着这类“言理”和富有“理趣”的作用。
我们试读他有名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此词本是抒情之作——抒写中秋之夜思念手足之情，但写到后来，那手足情深却久不得见的苦闷终于“升华”成了三句千古传颂的“至理名言”：“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像这样在“景语”、“情语”中间用“理语”来“画龙点睛”的写法，苏词中还有不少。
但最能引起人们兴趣和赞叹的，则更是他那些将“说理”如盐溶水般“溶解”进叙事写景的词篇。
比如他被贬黄州时所写的《临江仙》和《定风波》，就是极富“理趣”的名作。前词曰：“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毅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那夜阑人睡之际，东坡倚杖静听江声，终于从中得到了感悟：多少年来之所以在宦海沉浮中弄得身心交瘁，归根到底是因为未能“忘却营营”；如能抛却这些思虑杂念，就定能像奔流的江水那样，还我自由之身！因着，思想境界的这一番“豁然开朗”，词人眼前所见的自然景象竟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原先腾涌的江水顿时变得那么平伏，就连风儿都已止息，它们好像在向词人招手，何不驾一叶之扁舟，在江海的怀抱中作快活自适的逍遥之游呢？所以这一首词，实际上描写了作者精神境界上的一番“自我反省”和“大彻大悟”，其中藏“锋”，耐人寻味；但因它始终结合着叙事写景来写，故读者就像身临其境那样，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与作者相似的心路历程的转变。
再读后一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表面上写他途中遇雨的生活小事，实际却是写他的人生态度或人生哲学。人生，犹如自然界一样，经常会“兴风作雨”；但是，风雨过后，却仍旧会复归于晴天。而从更“彻底”的意义上讲，人在到达“终点”的时候回顾一生，则一切悲欢离合、阴晴晦明，都不过如梦幻一场，全无“意义”！它那深刻的哲理和全词的写景叙事已到了水乳交融、浑化无迹的地步，着实令人赞叹不已。
所以，苏轼的这些“言理”之词，因其深厚的哲学修养和精湛的文学技巧，就表现出相当诱人的“理趣”。它们的艺术性，就大大高出于那类言理流于空洞或仅在词中呈现为“游离”状态的词作，不愧是“智者”之词。
朱道林，教师，现居湖南澧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