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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众所周知，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作家。在他以前，被称为“英国诗歌之父”的乔叟也难以与他平起平坐，在他以后，迄今为止，在英国作家中也还没有哪一位作家的成就能把莎士比亚比下去。因此目前在英国的文学史范围内，说他是“空前”的伟大作家，是对的，说他是“绝后”的伟大作家，也是符合事实的。莎士比亚在历史上的伟大地位，是可以并且应当肯定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伟大的艺术成就。莎士比亚是一个古典文学大师，为后世提供了可以继承的遗产。他的艺术成就在于他对人物描写的深刻性、高度的典型性及其使用语言的娴熟技巧，处处恰到好处，处处适合人物的特征。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思想体系，作品中所体现的鲜明的主题。在莎士比亚所处的文艺复兴时代，资本主义作为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潮，资产阶级作为当时进步的阶级，正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长。在思想倾向上，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进步阶级，不仅继承着英国本土原已出土的新思想，也接受着外来古典哲学思想的启发，就逐渐形成了成为当时思想主流的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潮，即人文主义思潮。莎士比亚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一名人文主义战士。其人文主义思想在其作品中体现出来，众多专家学者著书立说对其进行了讴歌。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内部是存在巨大差异的，而且，无论哪一种人文主义都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人们不仅能发现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也能看出他的基督教宗教观。这貌似矛盾的两点溶于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引起了人们对莎士比亚及莎剧的极大兴趣，也正是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之一。
       二
       产生了莎士比亚的十六世纪的英国正处于基督教十分兴旺活跃的时期，英译《圣经》的高潮就发生在这一世纪。1525年，由牛津和剑桥的学者延代尔翻译的《新约》问世。1536年，科伏代尔在亨利八世的赞助下完成了《圣经》的第一部全译本。1568年，在帕克大主教主持下出版了著名的《主教圣经》，这部圣经被规定为英国教会正式使用的英译本。这些事件是当时英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大事，影响到成千上万个英国家庭，当然也包括莎士比亚所诞生的那个基督教徒家庭。莎士比亚的童年时代是在浓郁的宗教气氛中度过的。他刚出生不久，便在教堂中受了洗礼。根据当时英国社会的习俗，每逢星期日或其他宗教节日，孩子们必须跟随父母去教堂听讲道、诵圣经、做祈祷、唱圣诗。想来莎士比亚也不例外。教堂的悠扬钟声、唱诗班赞美基督的歌声丰富了诗人的想象，孕育了他的灵感，同时也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英国十六世纪的学校教育也十分重视宗教意识的培养。托马思1531年在英国出版的英国第一部教育论著《统治者》里，为学龄儿童开了一套必读书籍，其中就有《箴言》、《传道书》、《列王记》以及《新约》中的部分篇章。莎士比亚幼年时代在斯特拉特福镇的文法学校读书，按照当时的课程设置，他学习了拉丁文、文学和修辞学，当然也读过《圣经》并参加过教义问答。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完全摆脱他所生活的社会及其思潮对他的影响。莎士比亚也是如此。他后来在作品中对圣经故事以及其中警句的大量引用，在作品中所宣传的基督教精神就说明了这一点。
       三
       基督教所提倡的“仁慈”、“博爱”精神，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时常地流露出来。莎士比亚反对战争，祈求和平。残暴、杀戮、叛乱是他所厌恶与反对的；仁厚、宽恕、和平统一是他所歌颂的。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基督徒国王”的正面形象。他通过亨利王之口“我并不是什么暴君，而是一个基督徒国王”揭示了基督在他心中的位置。基督徒国王认识到战争的残酷与不人道，关心人民的疾苦。“仁慈”、“博爱”是莎士比亚所宣传的，也是基督教所提倡的。在《亨利四世》中，当约克大主教串通诺森伯兰伯爵等反王党阴谋叛乱时，亨利四世的儿子兰开思特亲王这样斥责他：
       约克大主教，当你的信徒们听见钟声的召唤，围绕在你的周围，虔诚地倾听你宣讲经文的时候，谁不敬仰你是一个道高德重的圣徒？现在你却变成一个武装的战士，用鼓声激励一群乌合之众的叛乱，把《圣经》换了宝剑，把生命换了死亡，这和你的身份未免太不相称了。（《亨利四世下篇》）
       莎士比亚借兰开思特亲王之口，将《圣经》与宝剑相对比，前者象征和平与永生，后者意味着战争与死亡。作为大主教，理应颂扬和平的福音，化干戈为玉帛，引导人们走向永生之路，而鼓吹战争与死亡，则被认为是和主教的身份不相称的。莎士比亚对基督教思想的赞美、对违背基督教精神的批判之情跃然纸上。
       在莎士比亚的悲喜剧中，正面人物往往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无事生非》中，法兰西思神父显然是公正、仁慈和智慧的化身。在《罗米欧与朱丽叶》中，劳伦斯神父也是博爱的象征，在剧本结尾时，他帮两个世代相仇的家族和好，体现了莎士比亚所宣传的宽恕与和解的基督教精神。在《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就是一个本着基督徒的精神借钱给人而不取利息的大好人。安东尼奥的朋友巴萨尼奥也是一个基督教徒，他的慷慨仁慈在剧中受到了人们的赞美。该剧中的鲍西亚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她看来，善行来自于仁慈，而仁慈来源于祈祷。莎士比亚借她之口，说出了下面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的一段话：
       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象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御仗不过象征着世俗的威权，使人民对于君王的尊严凛然生威；慈悲的力量却高于权利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行，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利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所以，犹太人，虽然你素要求的是公道，可是请你想一想，要是真的按照公德执行起赏罚来，谁也没有死后得就的希望；我们既然祈祷着上帝的慈悲，就应该按照上帝的指点，自己做一些慈悲的事。
       莎士比亚的诗歌同样体现了基督教的“仁慈”、“博爱”、“善”的精神。我们以他的十四行诗105首为例：
       不要把我的爱叫作偶像崇拜，
       也不要把我的爱人当偶像看，
       既然所有我的歌和我的赞美，
       都献给一个、为一个、永无变换。
       我的爱今天仁慈，明天也仁慈，
       有着惊人的美德，永远不变心。
       所以我的诗也一样坚贞不渝。
       全省掉差异，只叙一件事情。
       “美，善和真”，就是我的全部题材。
       “美，善和真”，用不同的词句表现。
       我的创作就在这变化上演，
       三题一体，它的境界可真无限。
       过去“美，善和真”常常分道扬镳，
       到今天才在一个人身上协调。
       在诗中，莎士比亚把“爱友”永恒的“爱”与永恒的“善”联系在一起，“仁慈”、“美德”、“永不变心”都是为了突出“善”，十分明白地表达了诗人对善的追求与审美理想，借讴歌“爱友”的“美，善和真”，提出了他的审美标尺。美和善，真没有不可分道扬镳，一定要统一协调。没有善的思想指教，美就失去了灵魂，无所适从。
       综上所述，基督教的“仁慈”、“博爱”始终影响着莎士比亚及其创作主题。这与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并不向背。歌颂人的伟大，同时宣传人性中善的美的东西，创造一个和谐光明的世界。
       参考文献：
       [1]肖四新 《莎士比亚戏剧的基督教文化向度》（《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一期）
       [2]汪义群 《莎士比亚宗教观初探》 1998
       李玲，湖北襄樊学院外语系副教授，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