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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艺术观念纷纷登陆中国。进入新世纪，世界文艺与美学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场现代高科技支持下的媒介革命彻底改变了文学艺术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样态。传统的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经典文学风光不再，而依托电视、电影、网络等现代媒体的大众文化则成为了这个读图时代的新贵。文学——文化场域内原有的等级秩序遭到彻底颠覆，经典文学那种似乎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现在已经岌岌可危。面对文学——文化场域内的巨大变化，学术界乃至整个文艺界都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文学存在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如何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促进文学的发展应对时代的挑战？文学创新与陌生化理论对今天的文学生产有什么重大意义？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文艺理论家孙文宪教授。
       李：近来围绕着文学经典与艺术创新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文艺界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以白烨、盖生、蓝棣之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都曾提出文学经典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一大批新生代作家则从根本上拒绝承认经典作品对他们的积极影响，有些人甚至认为树立经典就意味着扼杀创作。在讨论中，部分学者也曾用陌生化理论对这些问题予以解释。您对这一现象有什么看法？
       孙：首先我认为要在学术探讨中有所创新，多元共存平等对话的学术态度是讨论的前提。学术探讨不仅需要新的话题，同时更需要我们采取新的批评态度。学术探讨的目的并不在于取得一致的或相近的看法，而在于在多元共存的对话交流中提升学术水平。在西方后现代语境影响下，我们的学术探讨也要更多的强调多元对话而不是争夺某种中心或话语权。事实上，也不存在哪一个学术观点是真理的唯一代表。下面我从这个前提出发，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必须强调的是“陌生化”这一概念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在《艺术作为手法》中首先提出来的，它有其产生的独特的原初语境。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讨论中所使用的陌生化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其本义相去甚远。我还是认为我们对自己在学术探讨中所使用的概念术语一定要有清醒的自觉：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只有自己先明白了，才能让别人明白你想说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在交流对话中避免因为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产生的混乱与误解。从现有材料看，陌生化是个相对狭义的概念，它指的是文学作品在语言形式的运用上的一种手法，并不是指所有的别开生面的艺术创新行为。我们今天的讨论中所使用的陌生化概念很可能是已经泛化了的。
       李：那么您认为什么才是原初意义上的陌生化呢？
       孙：俄国形式主义者谈陌生化问题是从感觉的自动化入手的。他们认为动作一旦成为习惯性的，就会变成自动的动作。这样，我们所有的习惯就退到无意识和自动的环境里。如果许多人的复杂的一生都是无意识的匆匆过去，那就如同一生根本没有存在过。在他们看来，自动化将会导致人的感觉的麻木，“这样生活就消失了，变得什么也不是了。自动化囊括了一切物品、衣服、家具、女人和对战争的恐惧”。为了消除自动化造成的感觉麻木、生活消失的恶果，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陌生化理论。陌生化按俄文直译其实应翻成奇特化。他将陌生化与手法联系起来，赋予手法以感觉陌生化的目的性。他有一句名言：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为了感觉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存在着一种名为艺术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的目的是提供作为视觉而不是作为识别的事物的感觉；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奇特化的手法，是使形式变的模糊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的手法；艺术的功用就是使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
       什克洛夫斯基在《艺术作为手法》中逐点说明了自己的观点。首先他指出，手法的消失使得所谓艺术的范围越来越广，从诗歌到寓言再到格言，象征性越来越强，诗性反而越来越弱，真正的艺术作品消失了。其次，陌生化是指“把对象从平常的感觉领域、惯常联想或联系中移出”这样一种文本与读者的特殊关系，是把事物从习惯组合中移出使人看到事物本身而不是歪曲事物，强调的是对事物的第一感觉。第三，陌生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什克洛夫斯基以托尔斯泰作品为例进行了说明。托尔斯泰在作品中不直呼事物的名称，而是描绘事物，就像第一次见到事物一样。在最后什克洛夫斯基给诗歌下了一个定义：这是一种困难的扭曲的话语。诗歌的话语是经过加工的话语。散文则一直是普通的、节约的、容易的、姿势正确的话语。
       可见，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不仅可以说明一部作品的特点，而且也能够说明文学演变的规律。他正确地描述了文学增强了生活的感受性。
       上面我强调的是在使用特定专有名词时要理解它的本义，这是理论研究的需要。但是在衍生的意义上使用概念也并非毫无意义。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就是通过表达自我来吸引读者。尽管陌生化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创新性，但在实际使用时对陌生化所做的这种阐释有时已经成为了惯例，成了一种习惯性理解。
       李：近几年来在反思以审美自律论为基础的文艺学研究范式的过程中，以余虹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提出了文学的终结和文学性的蔓延这样一个命题。您认为陌生化与文学性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孙：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森在《最新俄国诗歌》一文中提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性————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在他看来，文学性就是文学与非文学的根本区别，它主要是指一种有别于日常语言的独特表达方式。如果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学性这一概念的话，我认为陌生化是实现文学性的途径之一。陌生化手法是把对象从其正常的感觉领域中移出，重塑对对象的感觉，这一过程增加了认知的难度和长度，也就形成了与日常的用语经济原则不同的另一种独特表达方式——文学性表达方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狭义的陌生化概念是特指一种语言形式、表达方式上的创新，这就具有一种潜在的危险性。因为文学艺术的独特魅力、艺术创新的根源还是在于生活经验。正是创作主体独特的生命体验才打动了无数读者。把陌生化当作一条艺术规律，为标新立异故作姿态只追求外在形式是非常危险的。成心求异不是源于内在的需要，未必是好的创作途径。
       李：您刚才所谈的文学性和陌生化都是立足于20世纪早期的理论观点，到70年代以后杂文学观念又重新兴起，像特雷·伊格尔顿、乔纳森·卡勒等人都质疑文学性的存在，质疑是否存在一种同质性的文学和文学语言，同样他们也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表达方式有时是极其生活化的，一点也不陌生；而一些生活中的玩笑、广告倒是非常奇特，所以陌生化并不是文学的基本要素。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呢？
       孙：文学作品无疑是要有文学性的，但是文学性有各种实现方式，陌生化就是其中的一种。从语言形式批评直到结构主义都认为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在语言上。归纳起来说也就是，日常语言关注所指，它重视传达的内容，而文学语言具有能指优势，它更注意能指本身。为什么俄国形式主义者会提出陌生化呢？这与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诗歌有着密切联系。我们知道，俄国形式主义早期两大组织之一就是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从俄国形式主义一直到英美新批评它们的研究对象都主要是诗歌这一特定的文学形态，它们都是先从诗歌入手才扩展到整个文学。显然，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在外在形态上是有巨大差异的，所以形式主义者们曾说“如果散文语言是走路的话，那么诗歌语言就是跳舞”，但这并不是说陌生化理论就只适用于诗歌而不适用于小说。小说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差别不仅有外在形式上的，也有更深层的差异：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活动是自觉的，对语言的操作和使用都是为了文学的目的，而日常生活中语言仅仅是交际的工具。比如巴赫金强调长篇小说是杂语体，不同话语在长篇小说中聚集起来具有复调性、多声部的特征。看似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很相近，可一旦进入文本，它就有了自己的特征。现实主义小说的语言可以说是比较贴近自然语言的，可人们还是发现了福楼拜小说语言中强烈的寓意性。所以从本意上文学语言是一种二次符号系统，它的组织方式和所指都大异于日常语言。
       李：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是历来为研究者比较注意的，有些学者依据文化工业论提出大众文化产品是模式化单一化的，它基本上比较缺乏创新性元素，主宰大众文化的是原型与模式。您认为大众文化产品中存在陌生化手法吗？大众文化中需要艺术创新吗？
       孙：我们先放下理论不谈。从现象上看，你觉得在春节晚会上是主流小品的创新元素多还是赵本山的小品中创新元素多呢？就拿《无极》和《一个馒头的血案》来看吧，现在网络上流行的恶搞是不是很新颖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滑稽的模仿”，可是它仍然是新颖的。有时候从生活实际出发也能说明理论问题。
       当然，从生产、传播、接受的方式上，从接受对象上，大众文化都有明显的特点。大众文化的接受群体是城市化进程中现代媒体影响下的大众，在这一点上20世纪的大众文化与传统的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是不同的。惯例、传统、模式对大众文化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是一种历史积淀更易于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就与陌生化是绝缘的。大众文化有沿袭继承的一面，也有变通创造的一面。大众文化中自然也是存在陌生化的，但它的表现并不突出，人们对它的感知程度也不象对精英文学中的陌生化那样强烈。我们只能说大众文化产品中的陌生化手段在表现上有些差异，不能说大众文化中就根本不存在陌生化。
       精英文学的创作主体大多是个体，大众文化的生产则往往经过群体的协作；精英文学追求独创性，而大众文化则力求通俗性。由于存在样态和价值追求上的差异，不同文学种类中陌生化手段的作用和表现形式有一些差异也是可以理解的。
       李：孙教授的一席话澄清了许多理论问题，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和文艺美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作用。感谢孙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李定青，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