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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前后，政局动荡，人们积极寻求着救国救民之策。一部分接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眼看到封建军阀日益倒行逆施，帝国主义又乘机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内忧外患，交相煎逼，而旧文化和旧思想又严重地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奔走呼号，致力于新的思想启蒙工作，以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局面，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了。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等六点希望。这些主张虽不够鲜明，但实际上包含了后来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两方面的要求，是号召思想革命的宣言。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和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反映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寻找真理的可贵热情。
       《新青年》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时，还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革命。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的这八项主张被认为是中国文学革命的第一声进军号角。
       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认为文学革命之发生是因为“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主要原因，“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所以“文学革命”，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进行一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变革，进行一次思想启蒙和文化革命。
       陈独秀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宣扬三大主义：一、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二、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三、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这三大主义可以说是文学革命的纲领。陈独秀不仅反对旧文学形式上的“雕琢”等毛病，而且着重地反对了“黑幕层张、垢污深积”的封建思想内容。他把文学革命当作“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的“利器”。
       在陈独秀之后，继起响应文学革命的有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鲁迅是文学革命的主将，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成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里程碑。之后《孔乙己》、《药》陆续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对文学革命的发展有极大的意义。文学革命在几年时间内，取得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白话文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前发展，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阻挡。白话文理论的探讨，大量刊物对白话文学创作的刊载，尤其是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歌等一批新文学作品的出现，终于使白话文在文化、文学领域取代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到了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不得不承认白话为“国语”，并通令国民学校采用。白话文运动取得了胜利，白话文得到普遍应用，这就造成了书面语言与口语的逐步统一。知识和教育不再是上层少数人的专利，下层劳动人民更容易得到接受教育、掌握知识的权利。如果说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为新文学寻找语言形式上的突破口，那么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则是考虑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建设。经过文学革命的号召和白话文的提倡，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文学品种都绽放了鲜艳的花朵。
       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五四新文化运动事实上是一场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它从西方文化中引进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并以此去反对封建专制、宗法礼教，抵制封建迷信，努力把人民群众从封建蒙昧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就是适应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的要求，以文学来参与历史发展，通过文学去启迪国民心智，进行思想启蒙，在当时既是绝大多数作家的自觉追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何军华，谭琳，教师，现居广西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