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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色黄昏》是一部反映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与大多数知青文学作品相同，本书作者也有着八年的内蒙古建设兵团的插队经历，熟悉知青生活，但与众不同的是，作者是用了一种日记体形式来真实地记录这段难忘的历史。小说几乎没有任何的虚构生发，而是一种接近现实的回忆性的记实作品，基于这种庄严的真实作品给人一种惊心动魄，血脉膨胀的真实感，同样，作品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摆脱了简单意义上的控诉性文字，而是客观、冷静地再现了文革十年中的兵团生活，展现了时代政治高压下的人性扭曲和变形，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冷与暖，善与恶之中渗透着作者对于人性的反思，这种反思性比控诉更具深刻性，无论是对民族，还是对人类，只有在反思中才能绝处逢生，获得进步。
       对民众恃强凌弱的反思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把这种“主——奴”思想定作是国民劣根性之一了，但是这种深藏在人性深处的劣根性一般是难以显现的，而“文革”的政治大环境却催发了这种人性之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无论出身高低贫贱，斗争者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要掌权，要做“主”，而作为被批斗的对象，那就是“奴”了，就是被支配被凌辱的对象了。雷夏，这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我”最好的朋友，在最后关头，惧怕被划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惧怕在万人面前受批斗，而出卖了“我”，还说假话，而为了不成为被专制的对象，更是不惜向造反派头头李主任卑躬屈膝，大献殷勤，最终，他如愿以偿以“主”的身份出现在“我”的面前，对“我”痛下毒手，丝毫无往日生死之交的情谊。而“我”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回到连队，几乎所有人都不愿、更不敢理睬“我”，“我”就这样遍遭周围人的冷眼，更无法忍受的是，最累最重的活还得“我”去干，还饱受当权者的挑剔冷对；齐淑贞这个女排排长在我垒土坯时不断对我横加挑剔，殊不知她这个“主”者身份是她不惜向领导献身而获取的，还有刘福来经常给我捣乱，纵情享受着随意支使我的乐趣，而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弱者，一个受支配的对象，但是“我”是“反革命”，是一个更弱者，弱者就是这样欺凌更弱者以获得满足。
       政治高压下的人性极端扭曲，让人感觉到对人性的极度绝望，但是作者却在绝望处看到了希望，那就是理想主义的化身——徐佑，他威武不屈、贫贱不移，是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独善其身的典型代表，一颗挚热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就算是在被造反派滥用私刑时，亦能谈笑风生，坚持己见，毫不妥协，甚至嘲弄那些施刑者的愚昧无知；而在“我”被所有人排斥的时候，他仍以朋友的身份待我，毫无怕受牵连的顾忌，很有自己做人的原则，让我很受感动。还有思想纯洁高尚的刘英红，她任劳任怨，一颗质朴的心完全献给了祖国边疆建设，而且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在上级向她施压让她揭发“我”时，她实事求是，不肯说谎，让读者领略到了她的正直、诚实。作品总是在叙说人性之恶时以善的武器来摧毁，最终让我们看到正义正气尚存于世，以善反思恶，民族才会生生不息，人类才能走出生存困境。
       对自我暴戾的反思
       卢梭说过：“忏悔意识是一种澄澈的历史理性，一种勇于承担的历史责任的人格自觉。”作者能在这本回忆录式的作品当中毫不避讳地反思了自己当年的暴戾行为是值得称道的，虽不能称其为“忏悔”，但毕竟作品在多年后敢于直面和正视自己当初的行为，敢于后悔与反思，书中是这样记录的，“我”初到草原时，很爱打架，在抄贡哥勒家的时候，不但痛打贡哥勒，还杀了他最心爱的狗，书中写“我”打贡哥勒：“几个连续左右直拳，打在贡哥勒的面部，砸茄子般又抓住他脖子一扭，老头儿像麻花被扭了个弯儿，拖了几步，雪地留下一连印痕……”，就是“我”这样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对这么一个60多岁的瘦老头痛下打手，直打到他“蔫蔫地没了声，躺在地上，似乎不省人事……”而“我”更是把他家中仅有的“羔皮得勒，奶豆腐……”抄走。此时，书中描写的“我”是一个多么暴戾的人，多么令人憎恶的人哪！而“我”后来在石头山上感冒发烧时，是贡哥勒冒着雨牵着牛车送我去看病的，并一直默默地照顾着“我”，就是贡哥勒这蕴含着人间真情的温暖举动溶解了“我”的暴戾，也引发了我的反思与忏悔，这在“我”后来与女赤脚医生罗湘歌的聊天中提到过，罗湘歌说她替贡哥勒看过病，是被“我”打的，而“我”也无不真诚地说过：“‘我’很后悔当初打了他。”在“我”离开内蒙古的时候，沐浴着凛冽的寒风，仍思念着已逝的贡哥勒。“贡哥勒老头儿，那张挨了打还向我陪哭的老脸已经腐烂完了吧？这辈子再也不会有人头顶麻袋，冒雨牵着牛车送我去看病了”，书中这样写道。这短短的一句话寄予了作者多么真挚的思念与感激呀！
       鲁迅先生把我国封建文化的实质精辟而形象地概括为“吃人”二字，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借“狂人”之口痛苦地发出“我也是吃过人的人”的呼声，把自己也内化于历史的罪恶之中，从而发出了一个民族的忏悔的真诚与新生的渴望，那么“我”虽然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欺压者。在抄“牧主分子”贡哥勒这件事上，“我”与那些成千上百名往自己家运粮食的团队干部们，与中饱私囊的沈指导员、李主任之流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对贡哥勒一家是造成了伤害的，可是作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在感受到人间真情之时，引发了深深忏悔心理，而这正是人性善对恶的最终胜利，而作者最后也走出了生存的困境，找到了新的人生道路，而像沈指导员、李主任之流则成为时代的陪葬者，因为他们在人性恶的语境中最终被淹灭掉。
       对朋友、恋人的反思
       “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多少是因为自己最好的朋友，无话不谈的朋友雷夏出卖了自己，成为揭发“我”的第一人，而且与“我”像仇人一般，不但在批斗会上对“我”丝毫不手软，在伐木场上更是对“我”痛下毒手，置我于死地，让人感到人性的极端丑恶，而金刚则是“紧张得要命，马上找到指导员，噙着泪为自己辩：我们刚来草原后，就和林鹄有矛盾，以后几乎没什么来往。”他急于与我划清界限，更是积极地写揭发材料告发我。就连“我”一直尊奉为圣洁女神般的韦小立，也对我避而远之。“挑水时，和她在井房碰上，她一认出我，赶忙离开井房，在外面等着。”这一举动让“我”觉得“人一成了反革命，就好像成了剧毒物质，不能接近”，就是在作者最需要他人关心的时候，朋友和自己爱的人都对他避而远之，视而不见，他就这样被强烈的孤独感笼罩着，书中写道：“我盼着有人向我微笑一下，如果十块钱能买一个真诚的微笑，我情愿每月花十块钱去买。”天哪，用钱去买微笑，可见书中描写的人与人之间冷漠到何种地步，何况还是朋友之间，“恋人”之间呢！这让我们这些读者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人性的冷漠与丑恶，但是，在这种困惑与绝望中，书中给我们带来了罗湘歌对作者的友善款待，罗湘歌不但给“我”做雪白的大米粥，喷香的酥油饼，临走时，还给了“我”一个纸包：“中秋节快到了，送你几个饼。”这样的善良与友爱不但让作者“我”感动不已，更是让我们这些读者亦深受感动，作者写道：“自当了反革命之后，第一次得到了人的款待，是在东乌旗格日图大队的这间小屋，感激得要命，这是知青情义啊。”作者的感激溢于言表，还有“我”在饥饿难忍时，炊事房的杨淑芳默默递给“我”的两个大馒头，让“我”在多年以后离开草原时仍能忆起这个“睁着圆圆眼睛，瞳仁黑白分明，闪闪发亮的女孩”来。作者的描述告诉读者，人总是记得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真情的，而忘却那些冷漠与憎恶的，人性之中的善始终会击败人性的恶的。而作者在恋着女知青韦小立时，虽然得到的只是韦小立的冷漠，但从来未引起“我”的怨恨来，同时，“我”还获得了其姐姐韦小凌真诚的友谊，她不但没有指责“我”对她妹妹的爱恋，还显示出了极大的理解与宽慰：“一般说来，初恋往往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她太美丽了，而生活本身却是丑陋的”，还说“你不是可以虚度的人，我一向这样认为”我想，这样的话为作者“我”的失恋划上了一个多么美好与善意的句号啊！让人记住的是友爱与温暖，而忘却的是无情与冷淡，作者在作品中始终在用美好的东西去抵御丑恶的东西，在人性丑恶的绝境处，作者总用浓浓的温暖去化解它，让读者看到了爱的曙光。
       《血色黄昏》这部文学作品以其庄严而残酷的记实笔调，再现了文革十年中的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对于人性的扭曲变形，作品的叙述不乏控诉，但作品的真正内涵是高于控诉的，作者通过对民众，对自我，对朋友的三重反思使这场政治浩劫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自省，让民族在自省中得到重生的希望，更让人类在人性走入困境时，通过人性善对人性恶的征服，让人类找到了新生的出路。
       参考文献：
       《血色黄昏》老鬼著 工人出版社 1982年版
       《爱害者的施害逻辑与自审——近年来文革题材小说的新走向》张景兰 郑州大学学报 2006年第39卷第1期
       《庄严而残忍的悲歌——重读老鬼的〈血色黄昏〉》杨韵 沈琼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2002年2月第15卷第1期
       夏婷，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