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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王小波最负盛名的两篇小说，《黄金时代》和《未来世界》分别获得第13、16届台湾联合报系中篇小说大奖，王小波也因此成为惟一两次获得该奖的大陆作家。两篇小说尽管所写的故事，一个发生在过去，一个发生在未来，但它们都写到了极权控制下的个体改造过程。《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以轰轰烈烈的性爱对工宣队的批斗作出了有力的反抗，而《未来世界》中，“舅舅”和“我”（M）最终都完成了自我改造过程。王小波曾经在一篇杂文中说：“……这件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话：话语即权力。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权力即话语。”本文正是试图从权力和改造的角度来谈谈《黄金时代》与《未来世界》中的三种人物关系模式。
       一、权力·性爱
       
        性爱描写成为研究王小波小说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也一度成为王小波小说被误读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文革时期在政治上高度极权的同时，对性的禁锢也达到了相当严密的程度。这样一个禁欲时期，性的讳莫如深、性的丑恶归类，都使王二和陈清扬的性爱故事成为九十年代的一种想象。“故事讲述的时间”与“讲述故事的时间”形成一种极大的反差。王小波的许多小说集中于性事的描写是对一个无性时代的回顾和抗议。
       在一个个体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自由的极权社会里，权力的威力无所不在。在《黄金时代》中，北医大毕业的陈清扬原来在医院工作，因为打了调戏她的军代表一个大嘴巴，就被分配到偏僻贫困的十五队。王二因为桀骜不驯，处处受到工宣队的刁难。所以当陈清扬被人诬陷为“破鞋”时，王二告诉她，“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这与其说是王二的耍赖，不如说是王二对自身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当陈清扬被宣判为破鞋而又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不是破鞋时，实际上已经承认了那个先在的理论前提——破鞋是一种罪，承认了这一原初判定的合法性，从而置身于这一理论前提的控制之下，使自己处于一种被审判的位置，使得这种审判和被审判的游戏得以开展，并成为现实。王二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清醒地看透了这个游戏并不在乎被审判者是否有罪，因为游戏根本就不存在某种能够证明被审判者是否有罪的客观依据，它只能体现审判者的权威和意志。正如王二所说“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要证明的东西”。既然个人的反抗是无济于事的，那就只能寻求一种最自然和最本能的方式。因此，王二偏不去证明陈清扬无辜，“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坚持认为陈清扬“就是破鞋”。于是才有王二和陈清扬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性爱故事。在那样一个禁欲的时代，性也就成为反抗极权的一种有力武器。
       《未来世界》“上篇”中作为总是穿黑衣服的女警察，F是恐怖极权的象征。叙述者多次提到，F穿黑夹克、黑衬衣、黑高跟皮鞋，打黑领结，拎黑色小包，代表着权势、威严、恐怖和神秘，F在舅舅面前从不打呵欠，以维持权力的威仪，F可以随便搜查抽屉，可以随时闯进房子，F正是通过权力，以看手稿为目的，经过挑逗和控制，最终达到了性征服的要求，在整个过程中，权力是手段，性是目的，小说就是通过细致的描写，展现了F是怎样利用权力一步步实现性征服的目的的。
       二、窥视·展示
       在一个极权社会中，个体除了没有人身自由和个人权利之外，还处处受到极权的高度监控，由于权威性探测功能的无所不在，个体的生活甚至隐私也就处于无时无刻的监控之下。
       在《未来世界》的“下篇”中，“我”由于为舅舅作传而被取消身份，一切财物都被公司（全称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没收，连写书所得的汉语布克奖金也被全部充公。更为可怕的是，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公司的严密监视之中。刚被安置时，“我”就知道F是公司派来监视“我”的。等到“我”成了公司的写手后，依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公司是一座玻璃外墙的大厦”，“在这个迷宫的上空，有几架摄像机在天花板上，就像直升飞机上装的机关枪，不停地对我们扫射”。这种窥视是无孔不入的，公司的每个职员都毫无隐私可言。在这样一个“透明监狱”中，“我”终于认识到公司的法力无边了。“而公司是谁开的，在历史上也查不出来。它现在是全世界第一大公司，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经营各种各样的业务，甚至负责起草政府的白皮书。”“我”在经过一个月的肉体折磨后总算是进入了写作部，从被迫到主动，从他律到自律，在思想上与公司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我”写的是应时应景之作，陈词滥调，千篇一律。公司通过极权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我”的控制，“我”也通过尽职尽责的自觉写作，增强了公司的控制力。
       在《黄金时代》中，工宣队通过阅读王二和陈清扬的交代材料，变相地达到了窥“淫”的阴暗心理。当地把斗破鞋当成文化荒芜时期的一种传统的娱乐活动，这一需要本身就说明了时代的无比荒谬，在这样的处境中，王二和陈清扬的性爱反抗就放射出更加动人的光彩。王二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交代材料就是过不了关，被认为是交代得不彻底，要求一再重写。结果陈清扬写了一遍就通过了。这篇材料让团长和所有看过的人都面红耳赤，原因是陈清扬将她和王二的性爱关系毫不掩饰地展示出来，满足了他人“窥视”的阴暗心理，显示了人的性爱力量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陈清扬在交代材料中，写出了她对王二产生的爱情，这样，陈清扬和王二的关系就变成了正常的爱情关系，已经不能称为是“乱搞破鞋”了，自然就再没有必要写交代材料了，这就使得工宣队陷入异常尴尬的境地。在这一点上，陈清扬表现得更为勇敢和决绝，她以坦然战胜了猥琐，以公开战胜了偷窥。
       三、施虐·受虐
       1992年，王小波协助妻子李银河完成了一部针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社会学问卷调查活动，并写出了《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一书。书中对这种极端的性倾向作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李银河借用了潘光旦先生的译法，称之为“虐恋”。这个词的英文为Sadomasochism，有时又简写为SM、S-M或S&M，实际上包括两种性倾向，即施虐倾向（sadism）和受虐倾向（masochism）。可以说“上篇”中，F对“舅舅”的虐待是精神上的。F是恐怖极权的象征，F正是通过权力，在看手稿的幌子下，经过窥视、挑逗和控制，最终达到了性征服的目的，而舅舅也就非常配合地接受了F的精神虐待。
       在下篇，“我”是切切实实地受到了肉体的摧残和受虐的习以为常。每个月底的训导日，对创作室的写手来说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同组的人秘而不宣，“我”也就毫无精神准备。即使是听到鞭笞声后，“我还不敢相信是真的”，但F挨打前是“脸上红扑扑的，青筋也暴出来了”，挨打后是“眼若秋水，面似桃花”，似乎体会到一种别样的快感。这真是让“我”这个初来者感到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在此荡然无存。公司鞭笞写手的肉体过程，同时也是写手自我灵魂的拷问过程。经过痛苦不堪、羞愧难当的情感体验后，经过是苟且活着还是为维护尊严而死的追问之后，“我”最终选择了前者。“我现在多少适应了这种生活，和周围的人也熟了。假如没有新东西落进去，也就不会疼痛了。”“我”就这样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公司的施虐，完成了自我改造过程，公司多了一个唯唯诺诺的写手，权力也得以进一步的巩固。
       《黄金时代》中，如果说工宣队对陈清扬的“出斗争差”是一种施虐行为，那么陈清扬也在其中享受着这份殊荣——她自豪地成为“破鞋”中最漂亮的一个，所以每次出完“斗争差”之后，陈清扬都性欲勃发，快感如潮。王二和陈清扬在激情澎湃的性爱中享受着原始的快乐，他们以受虐者的身份，用极其合作的游戏方式反抗着权力话语，消解了施虐者的权力控制，同时，他们自身又是施虐者和受虐者的关系。在这里，富有性意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对权力、政治的一种折射。
       王小波在他的著名杂文《沉默的大多数》中说：“我认为，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出两极。一种是圣贤的话语，这些是自愿的捐献。另一种是沉默者的话语，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税金。”前者指公共话语（或者说是主流话语），即那个特殊时代的喧嚣，如“极代会”（学习毛主席语录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圣贤语录等，对极权时代起到了推波助澜或粉饰的作用。王小波自认为属于后者“之列，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个人话语。他反对那样的无趣、无性、无智的时代，追求蓬勃自然、充满智性的生命形态，从而以自己的戏谑之笔直指极权时代的冷酷和残忍，表面的幽默和背后的冷峻犀利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效果。
       刘念波，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慧，女，湖北京山一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