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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作为男性的奴隶和附属品始终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从19世纪中叶起，女性解放意识逐渐蓬勃兴起，这种意识在备受世人瞩目的《傲慢与偏见》和《简·爱》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这两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女性经济地位意识。任何谋求新生的解放，都必须依赖于决定其生存的经济基础，女性经济地位的确立，反映女性意识的觉醒。我们在《傲慢与偏见》和《简·爱》中可以发现两位作者不时闪现着明确的经济地位意识。《傲慢与偏见》的作者奥斯丁对女性的地位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她尖锐地指出，妇女的经济地位决定妇女的社会地位，从而提出了妇女的经济独立问题。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从萌芽逐步走向发展的时期，经济因素几乎渗入社会的各个领域，经济意识影响社会意识。在这种社会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划分社会地位的传统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并影响着女性地位的变化，女性处境相对而言更加艰难，女性意识也开始出现。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就是通过描写几位小姐的命运来说明这一问题。彬利小姐虽出身商家，但她有两万英镑的财产便被认为“有资格”攀上一门好亲；夏绿蒂虽是“爵士的女儿”，但因身无分文而无人问津；貌不出众的金小姐因意外获得一万英镑财产而追求者趋之若鹜；伊丽莎白因仅有1000英镑的财产尽管聪明俊俏而依然频遭非议，正如柯林斯说：“尽管你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不幸你的财产太少，这就把你的可爱，把你的许多优秀条件都抵消了。”这些例子向人们展示了没有经济基础做保障的女性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一个有着丰厚财产的女性无论结婚与否，都会受到世人的尊敬；而一个没有财产也无法通过婚姻获得财产的妇女则可能失去做人的尊严，甚至会忍饥受冻。
       同样在夏洛蒂的《简·爱》中，同样表现了这种经济意识。女主人公简·爱因为父亲的早亡没有任何财产，童年时就不得不寄人篱下，在舅妈家受尽表哥及舅妈的虐待与欺凌。在简·爱与圣约翰的关系中，也体现着同样的意识，圣约翰有才学和社会地位并有恩于简·爱，因此他试图以上帝的旨意为借口强迫简·爱嫁他为妻，圣约翰认为，这对于毫无经济实力和家庭背景的女人来说是最好的理想结果。相反，因“疯女人”伯莎·梅森的父亲愿意给女儿三万英镑的陪嫁，则被财产丰厚但又过分看重金钱而不愿分割财产给儿子的罗切斯特的父亲看中，一手操办了他们的婚事。因经济地位悬殊，敏感的简·爱一边深深地爱着罗切斯特，一边又深感惶恐，罗切斯特任何用财物表示爱情的方式都使她感到“烦恼”和“自尊心受到伤害”。她敏锐地感觉到，“他的笑容像苏丹在充满幸福与温情的时候赐给那些用金钱和珠宝抬高身价的奴隶时的微笑”。在爱情与自尊中，她只想求得内心的宁静，宁可选择接着担任阿黛勒的家庭教师而自食其力。在这里，夏洛蒂通过笔下的人物表达了自己对女性经济地位的认识。
       二是女性独立人格意识。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中，女性始终处于被动低下的配角地位，常常受男性支配，习惯于接受常识和成见，很少去独立思考自己的真实处境。但这两部作品都强调女性个人独立人格的发展。伊丽莎白作为奥斯丁选定的代言人，在《傲慢与偏见》中表现了出敏锐的观察力与判断力，例如洞察出姐姐吉英与彬格萊先生互生好感；在与达西的交往过程中，不是通过别人的流言蜚语，而是由达西自己的言行来形成对他印象的自我认知；同时，她特立独行地，对当时社会所推崇的“淑女才艺”漫不经心，对一些传统社会规范嗤之以鼻。为了看望生病的姐姐，她不顾一切繁文缛节，一个人步行三英里泥泞的路程，仪表不整地出现在“上流人士”的面前。总之，伊丽莎白在这部作品中不是以男性的陪衬与附庸而存在，相反在智性上和精神上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信和独立不倚。奥斯丁正是通过对伊丽莎白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女性对人格独立意识的要求，以期唤醒男性对女性人格的认识和尊重。
       夏洛蒂则是借助简·爱这一形象来表达女性的精神独立和个人人格发展意识的。童年的简·爱向无故打骂她的魔王似的表哥约翰和舅妈进行反抗，怒斥说“你真是又恶毒又残酷，像个杀人狂，像虐待奴隶的人，像罗马皇帝”，“你坏，你狠心，你不是我的亲戚，我只要活着就决不再叫你舅母”。一个瘦弱的，被家中任何人都歧视的小女孩，面对暴虐敢于自我保护，决不屈服。在劳渥德学校，简·爱告诉海伦·彭斯，“当我们无缘无故挨打的时候，我们应该狠狠地回击；我肯定我们应该回击——狠狠地回击；教训教训那个打我们的人。叫她永远不敢再这样打人”。这些语句中处处体现着简·爱敢于向侵犯她人权的人进行反抗，争取个性解放和维护人格尊严。在桑菲尔德福府，简·爱严词拒绝罗切斯特送给她的礼物，并不因他是她的主人而唯唯诺诺，还敢于当面指责罗切斯特无权支配她。她认为人不能失去人格尊严，否则便会失去作为人的价值。另外，她还断然拒绝圣约翰的使命婚姻，“我蔑视你的爱情观念”、“我瞧不起你奉献的这种不真实的感情”，这些话语体现她不肯摈弃自己的独立人格去屈从圣约翰，做他的传教工具。这些都源于她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她要按个人意愿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方式，并且以险成饿蜉的行动表明自己决心，这其中肉体所承受的磨难虽然苦不堪言，但是，比之更甚的是她内心世界难以言喻的苦楚。她虽然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最终获得了她所处社会环境中女性做人的权利和地位，从而实现了人格独立的理想。这些都是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标志，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对理想的追求，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完美的人生。
       三是女性婚姻爱情观念。在封建时代，女人，通常是被作为男人的玩物和工具，作为男权社会生活的附属品，在婚姻爱情上始终处于屈从地位。而在这两部作品中表达了两位作者崭新的爱情观念，展示了他们理想的婚姻模式。她们认为婚姻的惟一基础是真正的爱情，婚姻应建立在情趣相投的基础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她们依然认可财富在婚姻中的重要性。
       奥斯丁以充满同情与谅解的语气描述卢卡斯和柯林斯结婚这一事件。她坚定而一贯地谴责那种没有经过了解和考验，单凭感情冲动而结成的婚姻。《傲慢与偏见》的全部论点就是：美满的婚姻建立在深厚的爱情基础上，而深厚的爱情只能通过情感相投、互相了解，尤其是自知之明才能获得。奥斯丁的婚姻观认为，正当的婚姻关系应当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但是在婚恋模式上，她在推崇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的同时，也坦率地承认金钱在爱情婚姻中地位。比如伊丽莎白嫁给比她富有的达西，温柔优雅的吉英嫁给了比她富有的彬格萊。伊丽莎白的好友夏绿蒂闪电般地委身于自负愚蠢、俗不可耐的柯林斯，这位小姐在本是无爱的婚姻中却似乎找到了某种满足与幸福感。奥斯丁以爱情反对门第观念，可门第观念依然在她心中下意识地占着重要地位，成为爱情的障碍。奥斯丁代表着19世纪的先进思想，但她不可能完全摆脱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这种既叛道又守道的矛盾思想在女性意识萌芽时期是无可避免的局限性。
       夏洛蒂的《简·爱》中女主人公简·爱在独立的经济地位上，以职业女性的自立自强追求自由而平等的爱情。圣约翰几次向简·爱求婚，而她认为夫妇的结合应以爱情为基础，感情必须真实，婚姻必须是平等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以另一方为工具去达到某种目的，因此断然拒绝那没有爱情的结合。她怀抱着人格平等、彼此相爱、互相尊重的爱情理念与罗切斯特相恋。当罗切斯特为了试探她而故意表现出轻慢时，她义正词严的说：“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人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简·爱坚守自尊、自信和自强的做人原则，追求着真正平等、心心相印的纯洁爱情。经过痛苦的矛盾斗争，她毅然选择离开庄园而不做情妇。同样，夏洛蒂的反权威、反传统也是局部的，不够彻底的。她笔下的简·爱尽管鄙视金钱婚姻，但又不得不承认财富的重要性，并认为财富是她获得与罗切斯特平等的必要条件，所以，当她最后发现自己成了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以后，便毫不犹豫地回到她心爱的人身边。
       这两部作品都大胆地把女人当作主体来描写，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意识。马尔库塞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个自由的社会将是一个女性的社会。”在这两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女性意识正反映出19世纪的女性为获得“真正的人”的地位和尊严而向男权社会作斗争，从而在西方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亮丽的一页。
       彭爱芬，女，硕士，江西中医学院外语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