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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华的小说《活着》是他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知道了他的名字。作为一个先锋作家，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先锋小说惯常于采用与传统反叛的方式，一般与普通大众的审美趣味较远，而《活着》却开始向传统回归。尽管如此，余华仍无法忘怀他惯常的写作方式，用极端的对苦难的展示来贴近人物的心灵。笔者试着通过对《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的分析来看一下余华对苦难的理解以及他所认同的生存哲学。
       一、现实苦难的承受者
       读完《活着》之后好长一段时间，脑子里仍然挥之不去那让人感伤的一幕：福贵的一生正如那一头耕牛，默默地耕耘着自己的人生之地。这不禁使人想起臧克家的那一首诗《老马》：“总得叫大车拉个够，我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其实，福贵的一生就如同这老马、这耕牛，到处充满着苦难，充满着辛酸与血泪。在小说中，作家极写了现实的苦难。苦难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战争、死亡、饥饿、暴力、强权（权力）、艰辛的劳动……构成了一连串苦难的音符，不断地在主人公的耳边奏响。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福贵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考验。这部小说其实可以看成是关于死亡的叙述。活着就意味着面对死亡，死亡成了福贵难以逃脱的命运。
       一开始，福贵是一个浪荡子，他吃喝嫖赌，样样在行。但却栽在了龙二的手里，荡尽了家产，从此一贫如洗。房子被卖，土地也被还了赌债。这时的他已到了“家破”的境地。紧接着就面临着“人亡”的悲惨命运。输光家产后，父亲被活活气死。为救母进城拿药，被国民党一团长拉去做了炮兵。在战场上，到处都在打仗。逃跑，有被捉回去枪毙的危险；不走，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最后终于回家来了。十多年后，儿子为治难产的县长夫人，被医生抽血过量，失去了幼小的生命。此后，更多的死亡接踵而至：女儿死于难产；妻子积劳成疾，得了软骨病，不久也撒手人寰；女婿又意外地被楼板挤死；连年幼的外孙这一根独苗苗也因多吃了煮豆被活活胀死，最后只剩下了一头同样风雨残烛般的老牛与福贵相伴。死亡在这里具有了炊烟般的气息，似乎消逝了它的宗教感和神圣感，变得那么得频繁与普遍。或许有人会问，这难道是真的吗？当然，这只不过是作家惯常采用的一种极端化的叙述，他是想借这死亡的连续性来说明活着的艰难。在这里，我们并不重点讨论这一连串死亡的偶然性，我们重点看一下福贵在极端的命运面前的反应。无疑，福贵是诸多苦难的生命载体，作家将人类所具有的大多数的苦难都聚集于他一身。福贵作为一系列死亡事件的“受害者”，随时等待着命运的调遣。如果说爹是由于他的吃喝嫖赌气死的，如果能早拿到治病的药娘就可免于一死，那么接下来的几位亲人的死亡就非他的能力所能挽救的了。儿子是被医生夺去了生命，女儿也是被医生夺去了生命，可那外孙呢？谁会想到他会被活活撑死？接下来就要等待自己的死亡。在福贵的一生当中，似乎总有一种宿命感在笼罩着他，他在命运面前总是那么不由自主，无能为力。苦难犹如一个巨大的魔咒始终束缚着他，只要他活着，他就永远要面对死亡，就要永远地承受这一切。承担这现实的苦难似乎是他永远无法回避的宿命。
       二、存在的价值苦难的缺失者
       福贵一次次地面对死亡。七次亲人的死亡，七次命运的捉弄，而且是失去了亲人的捉弄。这些都如皮鞭一样无情地抽打着他，福贵并没有倒下去，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在这承受的过程中，他失去了许多的东西，他的活着是以对生的麻木和对死的麻木为代价的。由于福贵的吃喝嫖赌，父亲被气死，当他知道父亲的死之后，他的表现是这样的：“我拼命地往村口跑”，“又推又喊”，“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爹死后，我像是染上了瘟疫一样浑身无力，整日坐在茅屋前的地上，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唉声叹气。”可见这时父亲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从作家对他的描写就可看出，这时的文字主要是大量的行为描写。而到描写他娘的死时，就只用了人物的对话。这时的他已经历了战场的死亡的威胁，死亡在他的脑子里已慢慢失去了神秘的色彩，对他来说早已司空见惯。后来，凤霞终于有了归宿，但不久她又因难产死去，女婿不幸又被挤死，连苦根也停止了心跳。一连串死亡的打击使福贵彻底地麻木了，只剩下了喃喃的低语。他已被苦难压垮了，精神日已变得麻木和粗糙。按说这样一位老人的老年应是非常悲惨的。可纵观全文我们发现，本文采用的是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方式来结构全篇的，让这样一位老人去回忆自己的悲惨往事，无疑是拿着刀子在切割自己的灵魂，无疑是一次惨痛的生命体验。但福贵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并未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痛不欲生。相反，他似乎很达观和知命。他似乎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有些评论者就据此说在福贵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达观与知命，认为这是作家余华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与认同，这是作家对生命、命运的新的理解与把握。而且这也不自觉地体现在了小说的叙述和描写当中。如刚才所说，老年的福贵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如同一个局外人一样，冷静而又客观。他似乎是笑着去看取自己的人生，看上去是那么的从容与潇洒。眼看就要入土的人了，却又能那么的平静。他与老牛耕田时的对话，使本来为他伤心的读者也会心地笑了出来。但真得如此吗？他是真正的达观与知命吗？我想并非完全如此。在福贵身上，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他的那种大风大浪过去之后的超然。但他的所谓的超然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吗？这种所谓的超然或许可以化解暂时的痛苦，但这却也是一种麻醉剂。人在这种自我的麻醉与逃避当中丧失了斗志，变得越来越被动而顺从，将最终沦为命运的俘虏。在这里，我们只是看到了他的源于内心深处的本源性的对于生的留恋，而非真正的达观与知命。这并非超越，而是一种倒退，一种退守。福贵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现世苦难的承受者，而决不能承担起存在的价值苦难。
       活着就是面对一连串的死亡，就是无休止的死亡的重复。可这一连串的死亡并未引起他对自己生存困境的思索，他只是一味地顺从于此境遇。活着就是他的终极理想。龙二被枪毙，春生的死都使他庆幸，使他觉得活着真好。他根本不去思考生活的深层意义。家珍死了，没有给别人留下话柄，他认为这是最让他满足的。生活在他那里已失去了任何的意义。他拒绝任何形而上的思考，在他的脑子里，根本无所谓尊严、理想，只要好好地活着，比什么都强。岁月并未消磨掉他生存下去的意志，但却麻痹了他思维的神经，消解了他心中的苦难。他的眼神貌似达观，内心却是一片寂静。苦难在他这里，早已失去了宗教感，失去了任何的价值。因此，福贵并非存在的价值苦难的承担者，他的物质生命虽然存在着，但他的精神生命早已逝去。这不禁使人想起希腊悲剧中的俄底浦斯，他面临的境遇比福贵更惨。他一生下来就被赋予神谕，将来他会成为杀父娶母的罪人。可他并未屈服于此命运，而是竭尽全力与命运进行不屈的抗争。虽然最终他还是无法逃脱厄运，但他毕竟抗争过。我们再来看一下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他一次次把石头推上山，石头又一次次地滚下来，他只好无休止地工作着。在这个故事当中，西西弗斯认识到了生命的荒谬与无意义，他的顽强的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他的强烈的悲剧意识，使我们感动。而福贵在面临命运的连续打击时，却只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就是连起码的抗争的姿态都没有，他有的只是一味地为亲人的逝去而悲伤。在他身上，我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隐忍求生的血脉在他身体里的延续。
       在这里，人的终极意义被消解和遗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活着》可以看成一个微不足道的苟活者的哲学，他的活着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生存的惯性，只是如舟子顺水漂流一般完全得受水流的摆布。活着难道仅仅是承受，是顺从？“好死不如赖活着”就那么的让人难以忘怀？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余华要告诉我们什么，难道我们都应该像福贵一样“超然”？我不敢苟同。余华确实触摸到了人物的心灵，透视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但人们在受苦时，并不仅仅是肉体在受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在受苦。而在余华的笔下，却似乎更多地在展示、在描绘肉体的苦难景象，而相对忽略了苦难折磨下痛苦灵魂的悲惨呻吟。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福贵的生命可以注销，而他所承载的苦难却无法注销。人活着，还有比肉体更重要的东西，生活的意义、人的价值、尊严、理想，更值得我们孜孜追求。
       罗红娟，山东聊城大学东昌学院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