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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华兹华斯，人们就会想起“湖畔派诗人”和歌颂自然的诗。华兹华斯是英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也是英国“自然主义”诗歌的代表。“由于他自己对一切外在的自然现象天生具有特殊的感受力，因此禁不住要大声疾呼：‘大自然啊！大自然啊！’以此作为他的口号。”因此，他被称为“自然诗人”。“华兹华斯是有史以来的文学中最最伟大的自然诗人”。[1]
       在华兹华斯那里，自然主要是指“与城市相对的乡村，在城市生活中，人们忘记了他们生活所依赖的土地，他们已经不再真正认识它，他们记得田地和森林的一般外貌，但不记得自然生活的细节，不记得那些微笑的、清醒的、光荣的和可怕的景象的不同变化”。[2]城市的生活与现代的文明已使人丧失了对自然的敏感，以至于大多数人说不出各种森林里的树木和牧场上的花卉的名称，不知道云彩疾急飘过，薄雾从山上升起，牛群羊群的动作对天气变化预示着什么。华兹华斯却依然珍藏着一颗感应自然的灵敏之心，并在孤独的生活境遇中养成了与大自然交流的习惯，自然成了滋养他心灵成长的温床，自然也是他精神与情感的寄托与归宿。他对自然的无限崇拜之情，达到了宗教化的程度，因而有人称他的这种感情为“宗教化的自然之爱”（religious love of nature）。而在这背后，寄寓着华兹华斯对纯真人性的沉思与追寻。
       华兹华斯的自然观深受卢梭“返回自然”思想的影响。卢梭崇尚作为物质形态的大自然，在他的小说中，迷恋与歌颂大自然的精彩片段屡屡出现，这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得到了大力的弘扬。更深深地影响华兹华斯的是卢梭关于让人性回归自然状态的思想。卢梭倡导让人类回到原始的蒙昧阶段，而主要是强调让现代人的精神与心灵从文明的异化状态中挣脱出来，还其人性之纯真与自然。作为启蒙作家，卢梭这是在呼唤人性的自由与解放，是关于人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华兹华斯则在这一层面上接受了卢梭关于“文明”与“自然”对立的思想。
       华兹华斯显然不接纳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认为这种所谓的文明使人迷失了自我，他认为“城市生活及其烦嚣已经使人忘却自然，人也已经因此受到惩罚；无尽无休的社会交往消磨了人的精力和才能，损害了人心感受淳朴印象的灵敏性”。[3]他在与柯勒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的序言中，明确表示了他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厌恶，认为只有远离工业文明的乡村才是纯洁和富有诗意的，他说，乡村人“交际的范围狭小而又没有变化，很少受到上流社会虚荣心的影响，他们表达感情和看法单纯而不矫揉造作”。[4]所以，这些乡村人就是处于自然状态的人，因而是人性不被异化的人。因此，诗歌应当描写那些处于自然状态的“事件”与“情节”，“诗的主要目的”，是表达“单纯状态之下”的人的“基本情感”。华兹华斯高度肯定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生活与自然风光，并将其作为诗歌描写的主要对象。他的诗歌大量描写田园生活和抒发对自然风光赞美之情，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以此与工业文明形成对照甚至对抗，更深一层的是借此寻找并讴歌“单纯状态之下”的人的“基本情感”，也即未被异化状态的纯净的人性。华兹华斯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卢梭主义”者。
       华兹华斯总是怀揣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沉思、静听，等待着捕捉纯然的人性之美。他的代表作《致布谷鸟》传达出了诗人对自然的细腻而独特的感受，给人们描摹了人与自然亲和交融的似真如梦的佳境：阳春三月，山谷幽幽，绿枝掩映，芳草蒌蒌，布谷鸟的叫声隐隐地从绿树丛中飘然而至，悠悠回荡在融融的阳光下寂静的山涧。诗人没去描写那有形的布谷鸟，而是沉醉于如梦的幻景去追寻飘忽不定的鸟鸣。正是这无形的和灵化了的鸟鸣，给人们编织了一个“如梦年华的童话”，让人回忆起金色的童年岁月。华兹华斯希望人永远保留着童年的天性。他尊崇儿童，显然与尊崇自然相通，而尊崇自然又与尊崇天然纯真的人性相通。按基督教的说法，人类原本生活在伊甸园中，那时，园中的一切都未受文明的熏染，生活于其中的人也就像儿童一样保存着天然本性。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意味着文明人类的开端和人性的“堕落”，所以，上帝把人类的祖先赶出了伊甸园，伊甸园永远成了人类可望而不可归的家园。伊甸园是与人类文明相对的自然状态，或者说是人类追寻的自然人性的理想国。华兹华斯认为：“人在出生之前就有灵魂存在，而且是天国中领受上帝的圣恩，对于人来说，那是一种至圣完美的‘前存在’，那里才是人类永恒的家园。”[5]既然只有上帝所在的世界才是至圣完美的“自然”的世界，那么，刚刚接受上帝的圣恩来到人间，纯然的天性尚未被成年人类的文明所改变，因而，在追寻人的自然天性的意义上，儿童无疑更贴近于上帝，更贴近于自然，儿童便是自然的对等物，天然人性的象征。无怪乎，在他的诗歌中，如此频繁地出现了儿童的形象以及对儿童的讴歌。《致布谷鸟》通过鸟的啼鸣勾起人们对金色童年的回忆，人们在心府悠悠再现往昔金色的岁月的同时，顿然也如处身于如梦的幻境，心灵得以净化，情感之泉怦然开启，汩汩而出的是天然人性之清流，在超然俗世、人性回归的意义上，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诗人描绘的如梦的幻景，不只是“如梦年华的童话”，而且是上帝之神光普照的伊甸园。在此，人性自然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伊甸园式”的家园，是可望而不可归的，因而，诗的字里行间又透出了一缕缕淡淡的哀怨与忧伤。那是来自诗人沉积于心腑的关于文明与现实之思的无奈，那里透出了追寻自然人性的艰辛。然而，“金色的岁月”毕竟伴随那份清澈的情感珍藏在心府，那是“一种爱，一种希望，永不可见，但仍被追求”。天然人性的伊甸园显然永不可及，但它永远是人们尊崇与追求的精神家园。
       注 释：
       [1][2][3]勃兰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徐式谷、张自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分册、第40页、第41页、第49页。
       [4]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见刘若端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5]苏文菁：《华兹华斯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王锡明，长江大学文学院教师；王璇，武汉工程大学外语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