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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名生前是寂寞的，远离主流文学的道路而在文坛上执著地走着一条窄路子。他是位具有独特个性和独立精神的作家，其小说创作极具探索性、实验性，颇富前卫意识和个人化色彩。
       通过比较来探讨作家创作特色和创作心理，是为了避免近距离的鉴赏而丧失艺术批判力，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更好地深入文本并对文本作出合理的价值理性判断，早在三十年代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一文中，首先指出废名和周作人在趣味上的相投；后又与许钦文、鲁彦、施蛰存并提；最后与废名创作风格最相称的是他自己。此外，沈从文还列举了废名文章的一些特点，比如“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美”及地方性强。[1] （P146）沈从文为废名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方法。新时期杨义从文化与审美的角度对废名与沈从文作了比较，认为两人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从人情美的探索到原始民性的探索”，二是“对乡风人情和原始遗风的风俗美的追求”，三是“追求‘叙事抒情诗’式的小说审美形态”[2]（P213一234）。而殷卫星则从思想意识、审美情趣、表现手法等方面对两人作了比较：废名小说属于经验型的抒情小说，“注重个人趣味”；沈从文的小说属于描写型，“注重塑造生活”。郁缨缨认为两人的不同在于“废名的诗体小说蕴涵着禅趣，沈从文的诗化小说则带着楚巫文化的烙印”；两人虽“都描写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但“废名展示平静恬淡的田园世界”是为了“表现他自己超然尘外的宁静心态”，“沈从文则通过笔下的理想世界呼唤一种良善的人生”。
       当代作家中，何立伟在很多内在的东西上比较接近废名。汪曾祺首先提出：“我觉得立伟的小说与废名有某些相似处。”何立伟在汪曾祺的推荐下仔细读了废名的书，发现自己“与他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颇接近，便极喜欢”。杨剑龙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具体勾画了二人之间的相似之处，并准确地把握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他认为废名和何立伟“都执意描写古朴社会里的平凡人生”，在“种种生的烦恼的叙写中透出悲哀的气息”，他们都有厌世倾向，“憧憬于一个‘死’的寂寞”。但在对哀愁的表达上有所不同，废名“着力表现的仍是乡村生活的和谐宁静”，何立伟则是“以压抑的情感困惑的心去描画小城里人们的悲惨命运”。在表现手法上，二人都追求意境，讲究“空白”，但废名“常引用古典诗词，和故事中的情境相映成趣”，何立伟则“常化用古诗意境，使作品笼上一层情调的诗意的微光”。在创作理论上，都自觉到“梦的真实与美”，认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二人都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艺术风格的走向上，二人都是由诗化小说的极致转向幽默与讽刺，“隐去了诗味，凸出了荒诞的色彩”，最后，杨剑龙指出了废名与何立伟的继承关系，认为废名“开拓了中国诗化小说的荒原”，何立伟“则赓续了废名诗化小说的源流”。
       此外，卞之琳则认为废名与徐志摩这两个为人著文“几乎处在每个极端”的作家有着“难解难分的地方”。[3]鲁迅和废名是在思想、艺术和价值取向上有着更大差异的两位作家，但朱晓江则认为两者并不冲突，而是互补的，“鲁迅与废名在创作上都把眼光投向了社会现实，都望今后社会合理、进步，其小说创作价值取向也均属社会本位型”，只是“因理想不同而产生的对中西文明优劣的取舍差异，在实现其相同的价值取向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途径”。该文高度评价了废名作品的价值，指出了废名的创作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废名以他独特心性创制出的作品，令当时文坛是十分陌生的，李健吾曾断言“废名仅仅限于少数的读者。永久是孤独的，简直是孤洁的”。[4]（P70）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格外显现出废名小说的魅力与不凡，研究者在废名小说研究这方文土的默默耕耘，必会获得珍贵的宝玉。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论冯文炳[A].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 杨义.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3] 卞之琳.<冯文炳（废名）选集>序[J].新文学史料，1984，（2）.
       [4] 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A].咀华集[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尚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曾任陕西电视台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