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魏晋时期形成一定势力，成为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与中国的原有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双方在冲突的过程中相互汲取对方的内容和形式，至唐代终于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从而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禅宗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禅”是梵语“禅那”的音译，意译为“静虑”，就是用静坐思维的方法，以期大彻大悟。禅宗强调人人皆有慧根，人人皆可成佛，这与孟子所言“人皆可以为尧舜”有异曲同工之妙处。同时，禅宗并不强调修行的外在形式而重视“参悟”，这又与道家的崇尚自然之取向相合。自唐以来，禅宗势力最大，唐代中期，禅宗占据了佛教的统治地位。
唐代也是诗歌与佛教新变繁荣的时代。中国化的佛教之特点，一是重理化的知解，二是对解除生死问题的关注，三是通过诗文来传达佛教思想。禅是中国佛教的基本精神，是心灵主体的超越解脱，是物我合一的方法与境界，与诗歌的本质是可以相汇通的。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认为：“诗和禅在价值取向、情感特征、思维方式和语言表现等各方面有着极微妙的联系，并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即：“价值取向之非功利性”、“思维方式之非分析性”、“语言表达之非逻辑性”及“情感特征表现主观心性”等。孙武昌《诗与禅》认为：“禅宗与发展，正越来越剥落宗教观念，而肯定个人的主观心性，越来越否定修持工夫而肯定现实生活，而心性的抒发，生活的表现正是诗的任务。这样，诗与禅就相通了。”袁行霈《诗与禅》一文指出：“诗与禅都需要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视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使他们有互相沟通的可能。”
历史上的“禅”是一门“玄学”，只有到了“以禅入诗”、“以禅喻诗”，以及禅宗由偈颂向诗偈流变的诗文化阶段，才诱使禅学挣脱枯燥繁琐的经典教义的说教，而指向诗之意境的审美与参悟。禅宗的智慧则使诗由拟古而趋向直观及诗意、诗趣的融合。诚如元好问诗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诗与佛禅结缘日深，本来以“言志”、“抒情”、表现个性、再现生活为己任的诗歌，从此又被赋予传达佛理、表现悟境的新使命。诗为佛教留下了无限空间，佛禅为美学开辟了巨大的疆域。
姑苏景德寺云法禅师撰写的《务学十门》其六门曰：“不学诗无以言。”中国化了的佛教如此看重“诗”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对于他们来说，真如在语言中发生着，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诗，真如之境，妙悟的刹那，只有诗才能准确，形象地传递出来。的确，禅宗的智慧以一种迅捷锐利、含意深刻又有任意联想的语言特征表现思维的机锋，从而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又蕴含着哲理智慧的语言世界。禅的“拈花妙谛”、禅的“活参”、”“妙悟”、“空境”，不仅与诗的意境相通，而且相当大程度上浸染了诗人的心态，使唐代诗人的艺术思维产生了飞跃。试以王维与柳宗元为例来分析。
一、王维诗作与禅意
盛唐王维号称“诗佛”，他的诗是唐代诗人中最能传达出禅悟的过程、体验与境界者。这一方面是他的佛学理论修养非常精深，历史上很少有诗人能够企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能坚持较为严格的宗教实践，通过对禅门妙法的透彻参悟，深得禅家三味，以至有些诗达到了“字字入禅”的境地。清人徐增曾将王维与李、杜相比较，指出其诗与佛禅的关系：“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太白千秋逸调，子美一代规模，摩诘精大雄氏（释迦牟尼）之学，字字皆合圣教。”说王维诗“字字皆合圣教”，虽然渲染过甚，但却道出其诗深于佛禅的特点。
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境界，王维在诗中一再宣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在孤独与寂寞中，他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知诸法性空般若实相，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山山水水，获得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就在这种禅境之中，宗教体验竟与审美体验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许多既富有哲理深意而又无比优美的艺术意境。“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不见人”已觉“空山”之寂，“人语响”益衬“空山”之静，以声“响”叙“不见人”，情又是“但闻”，“但闻”者，只听到也。只有人语，全无它声。三、四句仍写“空山”的寂静，人迹罕逢的深林中、青苔上，时以斜阳为之铺敷一袭绚烂的金装，这是大千世界的爱抚、看顾。这种寂静的捕捉、获得，是心境禅境的妙得。诗中所表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正是禅宗所提倡的。王维对佛教各宗派兼收并蓄，但影响最大的还是禅宗，禅宗强调“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也就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社会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种恬静的心境。他用“幻化”的眼光来看人生、看世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一切都在有无色空之际。这种思想方法，渗透在诗歌艺术思维中，便产生了空明摇曳、似有若无的审美境界，使诗歌显耀出禅光佛影。
当诗人王维具备了“空性无羁鞅”、“浮幻即吾真”的认识之后，便自觉地去除因为执虚为实而带来的种种世俗缚累，“无羁鞅”的诗人在自然山水境界中常常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他是那样既无心而又有意地观照着自然界云生云起、花开花落种种纷纭变幻的色相，他说：“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青龙寺昙璧上人兄院集》）“寒空法云地，秋色净居天”。（《过卢员外宅看饭僧共题七韵》）变幻莫测、虚空无常既是诗人之真性，也是自然界万物之真性。
“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过感化寺昙兴上人院》）：“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只有在“夜坐空林寂”时，诗人才能感觉到“野花丛发好，谷鸟一身幽”；由于心境特别虚静，他甚至可以感受到阶下院中那青苔绿幽幽的颜色，正在静悄悄地向自己衣襟上爬来。如此奇妙得不可思议的幻觉通感，如果不是心境极其虚静的诗人，又有谁能做得到呢？这就是静穆观照与飞跃生命构成的艺术二元，而王维也正是在这种二元的艺术境界中与大自然和光同尘，从而获得寂静、圆满、和谐、自足的本真之性的。
王士桢说王维五言绝句“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王维的这些山水小诗为什么能形成如此深邃玄冥的境界？因为诗人对山水自然美的体验已经进入佛教空幻寂灭义理层次了。他在其宗教体验与审美的融合中，能以静穆的观照感受到宇宙万物与自己那清寂而又灵动的生命。因此，他诗中的山水景物表现，既构成了一种“禅”的状态，也形成了极为优美深邃的意境，无论从哲学境界还是艺术境界而言，都达到了一个极灿烂极澄明的境界。
王维禅宗的思想发展也有前后期之分。著名的《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雪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此诗写得超逸浑成，“一气盘旋，灭尽针线之迹”（赵殿成《
王右丞集笺注》）。但从结未两句看，仍属前期禅宗的思想，“毒龙”妄心，尚需用“安禅”的渐修手段去“制伏”。
王维入仕后遭受挫折、打击，他黯然思退、思隐，但王维终其一生都不曾正式挂冠归隐，而始终过着亦官亦隐的别样生活。在出世入世之间，激发了他巨大的才情，与神会禅师的结识交游催动了王维晚期诗风的形成，他后期诗作均达到“活泼泼地”把握生命、生意方是正觉、正道的胜境。试看《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虽是有动有声，然绝非噪闹，恰是一种空、静之境，“人闲”、“夜静”、“花落”、“山空”，是心境亦是处境，在空旷宁静之中，明月乍出，有光而无声，却“惊”动了山鸟，虽着一“惊”字，依然是静的延伸。这是宇宙精灵恒在状态的通然了悟，明月千古复万古，山鸟“时鸣春涧中”，亘古与时下打成一片，高妙的衔接相合，令人深深地感受到“见心”、“见性”、“吾梵一如”的妙谛，作者将如此玄冥的禅意化入了诗作，不露半点痕迹。又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是“空”的，雨是“新”的，既“静”且“净”，山居秋月的黄昏空寂清湛，一场新雨的涤洒，松间、石上、月明、泉清，静静地“照”着，潺潺地“流”着，一幅西方琉璃世界的图画。颈联对动静的描写，从容不迫，富有节奏，幽静的世界间或一点枯叶的稀疏，目光到处，原来是洗衣浣沙的少女归来了；水边荷叶动了，因为沿水而下的渔舟推动了波澜，“一点才动万波随”，禅意十足，生机盎然。尾联的出句“随意春芳歇”，正是“无念”、“无作意”、于此无所住心的生动写照。文人悲秋而王维独不作秋悲，是深得禅宗“自性”真髓的缘故。《辛夷坞》对上述思想的沉潜、传达，似更通脱：“本未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著满树头的辛夷花，在山间热烈地开放了，又纷纷地坠落了，是在阒无人迹的涧崖山谷，无需为其绽放而称赏，也不用因其陨落而悼惜。
王维佛学造诣的精湛，使他的诗作从容不迫而富有节奏感，了悟“自心”、“自性”而充满生意，诗风旷淡、清丽、和畅，宛如“秋风芙蕖，依风自笑矣”。诗人在这种将自性、物性、佛性都融合到澄明寂静之美之特性的体验中，实现了解脱与超越，
二、柳宗元诗作与禅意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改贬永州后，进一步研究佛教佛义，对佛教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佛教的出世间法已影响到他的生活情趣与审美趣味，并渗透于他的诗歌创作中。他认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这正是他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的真实心理状态。受禅佛影响，他悠游山林，并于自然山水中体味到了“与万化冥合”的禅意。他暂时忘却了人生的恩怨得失，泯灭了是非荣辱，得到了“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的愉悦与满足，因而作品更多地表现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的宁静、淡远的意境。如《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未雨。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全诗清空恬淡，没有世俗的喧嚣扰攘。诗人以“无事”之心，造宁静之境，描写了雨后愚溪北池早晨的景色：云散日出，溪景明丽，高树临池。诗人置身其间，闲适的心境与清幽的景物如宾主相得，浑然融契。全诗的景物平凡、自然，丝毫看不出诗人主观情绪的涉入。这些景物以本来形态，直接与心灵契合，似乎已经清除了语言的中介。读柳宗元的山水诗，常常会感到禅宗非理性的直觉体验与不于境上生心的思维方式对其艺术构思的渗透与影响。如《雨晴至江渡》：“江雨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写在江雨初晴的傍晚，独自向溪边漫步所看到景象：渡头大水泻过，通向村中的小径显露出来，由上游冲下来的浮木高高地挂在树梢之上。诗人写雨后景象，仅以渡头水落后初显及遗存的物象为着眼点，仿佛电影的特写镜头，既生动又逼真，透过清淡的景象，可见诗人直观摄照的特点。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淡”，不仅是语言色泽上的“淡”，更多的是创作主体心境的“淡”。平淡的风格，来源于诗人无所缚系、任运自在，如天空中的游云一般不执着于物的主体心态。再如《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去相逐”。作者以素描的手法，用浅淡的笔墨，勾画出一幅幽雅秀美的江南水乡风光图，生动地描绘了湘江渔夫日常的水上生活和湘江周围的自然景色。漂泊的渔翁，清澈的江水，袅袅的炊烟，初升的红日，构成了一幅闲适恬静的画面，使人产生一种柔和秀美之感，而依稀的橹声更反衬出画面的寂静。诗的最后两句不正是禅宗“不于境上生心”的形象表现吗？《江雪》一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一个既有鸟又无鸟、既有人又无人的广阔空间，又是一个典型的由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幻觉时空。读诗犹入“无我”之禅境，主观心灵与宇宙融合在一起，人天合一。那诗中的冷画面将心中烦热功利之心驱除得无影无踪，那蕴意深刻的诗中禅画，使人超脱凡俗，荡尽红尘中的七情六欲一切烦恼。禅境成就了柳诗的意境。这种宁静、淡远的意境，是以柳宗元对世俗的淡漠为前题，而对世俗的淡漠正是佛教的出世思想作用于他的结果，因而他能从自然中体会到禅意，又以禅意去体味人生，从而达到与自然纯然合一的闲散悠然的境界。
柳宗元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他的禅世界处处洋溢着一种不可须臾即离的儒风，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禅世界。
唐代是禅宗鼎盛、诗歌繁荣的时代，诗禅交互影响在此时已有全貌，诗禅共命的历史从此时已奠定好基础。“禅学给唐诗带来了禅境，因而也带来了诗境。这对于唐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禅境，才使唐诗获得了美好的意象与清醇的意境。这是唐诗艺术质量大幅度提高的关捩或秘密，是唐诗空前繁荣的最重要的遗传基因。”（张锡坤等著《禅与中国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与渗透，丝毫不亚于它的宗教价值。唐诗空明摇曳的诗境、忧独冷寂的情怀，冲淡清远的风格，都与禅有着深刻的联系。
袁宝玲，河南新乡市文化艺术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