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两般圣贤的庄子
       他似乎得了一个怪病，一天到晚就想说真话，可是难以找到听众，他就变得自言自语了。
       他说他要到北海去，途中遇到一尾鱼挣扎于将要干涸的泥淖中，他就安慰那鱼：你好好等着吧，我正要到北海去，到时候我就为你借来整个北海的水，让你尽情地翔游吧。那鱼说：你现在就给我一瓢水吧，只要有一点水我就能游动了，等你到北海我都干渴死了，给我北海水又有什么用呢？
       这是他很有名的寓言，他要表达的寓意是：大而无当的道理，就像这“将借来的北海水”，它有什么意义呢？
       有人已经敏感到，庄子这话是针对“大而美而空”的社会理想的。可是，要知道几乎所有人都是爱听好话的，爱听那些漂亮的大道理的，特别在社会理想方面，从古到今谁都在憧憬着，哪怕有些画饼充饥的味道，到底还是有憧憬比没有憧憬要好。所以，爱在这方面说真话的庄子是注定少有听众的，注定他要自言自语的。
       再看他最为著名的《逍遥游》吧。他说，北海有一条大鱼，名字叫鲲，其大不知有几千里。它变成了大鸟，名字叫鹏，它的背不知道有几千里。当海风骤起时，大鹏就要迁往南海了。它奋翅起飞，水波就被掀起三千里，乘着风势扶摇而上，它可以一直飞到九万里的高空。然而，它并不是无拘无束，想飞哪里就飞哪里的，它是要凭借风势才能飞翔的。蓬间的雀类翱翔蓬蒿之间，虽只有数尺之高，也是借着风势的。总之，大到鲲鹏，小到蓬间雀，都要“有待”而动，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传说中有一个叫列子的人，能够轻飘飘地乘风飞行，一飞半个月之久，应该说这比一般人自由多了，但列子和大鹏一样还是“有待”的，他们都必须依赖风才能飞行。要依赖风，就会钟爱这风，想念这风，这不是就有“物欲”了吗？真正的自由生活应该是“无待”，是绝对的自由，是在无穷的宇宙中不受任何限制的遨游，这就叫“逍遥游”。
       这种逍遥与自由，会有吗？庄周啊，你又自言自语了吧！
       好在庄子想象丰富，言辞瑰奇，一草一木，一鸟一鱼，经他叙述，无不栩栩如生，生机勃勃，而且放言纵论，汪洋恣肆，仪态万方，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我们读庄子，只为艺术，甚至只因为好玩而已。我们并不需要信奉他那套“哲学”，所以，我们当然还要憧憬那“大而无当”的社会理想，还要“有待”，凭借着物质条件去追求自由，哪怕其实说到底那只是“物欲”的另一般形式而已。
       庄子说真话的代价是什么呢？是一辈子的穷困潦倒，穷得没有办法时，只得厚着脸向河监侯（管理河道的小官）借米；见魏王时，只得穿着很“没形”的补了又补的破烂衣裳……当然，庄子的穷困似乎是自愿的，似乎还真的很没有“物欲”。楚王听说他的才能后，曾经以“千金”要招聘他为“卿相”。他却对使者说：你看见过祭祀用的牛吗？养了它许多年，给它披上花纹绣衣，到头来不过是杀了拿到太庙里当祭品。到那时，它就是想成为污泥里滚来滚去的小猪也不可能了……我宁愿在污泥里嬉戏，自寻欢乐，也不愿意受权势的羁绊……他自觉地采取了一种不和当权者合作的态度，也就只好自愿受穷了……但是，我们也不妨做一做这样的猜测和臆断：倘使庄子听说有人招为“卿相”，一时高兴，欣然赴任。弄不好只过了那么一段时间，一不小心就得罪了权贵，或砍头，或下狱。这不是危言耸听，这也是历史上许多说真话的人的下场，也是说真话者的又一种代价。
       看来，庄子与那些圣贤似乎有点儿不一样，至少，他一直想说真话这一点上似乎就与圣贤们不太一样了。圣贤们是要教化大众、诲人不倦的，话总要说漂亮一点啊！宁美毋真，动机是好的，不说真话，也没有人指责不道德，甚至说他有教育艺术、语言艺术，循循善诱啊！可庄子要说真话，要棒喝：“大而无当”的漂亮道理是要不得的！庄子，在一大群圣贤中看过去也就有点儿“另类”啦！可是，真要用“另类”来说圣贤，似乎这词儿又太现代了点，不太适合古之圣贤的身份。所以，我绞尽脑汁，杀死许多脑细胞后，才想到一个词：“两般”。它与“另类”语意相近，但要典雅一些！哈，就叫庄子为“两般圣贤”，如何？
       “两般圣贤”庄周要是活到今天呀，我倒想劝他到幼儿园去说真话，去说：从前庄周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轻松愉快地飞着，俨然成了真蝴蝶。他觉得很得意，忘掉了自己原来是庄周。一会儿醒过来了，眼睛一睁，奇怪得很，他仍然是一个庄周。究竟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
       也许，就只有这幼儿园里幼稚纯真的孩子们才会瞪着可爱的大眼睛，好奇地问：这是真的吗？
       两眉低顺的荀子
       “学成文武艺，货予帝王家。”传统读书人恐怕没有人不晓得这是读书的“硬道理”，哪怕后来有人不出仕，归隐了，他刚读书时也还是抱着“兼济天下”的理想，盼着金榜题名，把自己“货予”帝王家！此其后，或由于“顿悟”或出于“无奈”，才终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而去的。
       那么，在古代的圣贤团队里，最先形成这个观点并实践之的到底是谁呢？是荀子，荀况也。
       你看，孔子虽也大大小小做了几任官，但他似乎并没有把自己“卖给”（货予）帝王的意思，他一生做的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复辟”大梦，主张的是“法先王”。他之所以不辞辛苦到处游说或者直接做官，说到底不是要把自己卖给谁，倒是要引导帝王们“随着”他去学习那么一些值得学习的“先王”们，而实现他自己回到从前那个“郁郁乎文哉”时代的梦想。因此，他在行为上总是难免有些托大的，帝王们也就不太喜欢他，官总是没有当多久，就被罢免或自己拂袖而去了。孟子更是不屑于自己去做官的，他以“王者师”自居，只想“教导”帝王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绝不会屈膝而求“为器”的。庄子更是把送到他面前的高官厚禄，比喻成是“被杀了拿到太庙里当祭品”的。可是，到了荀子，儒者的文化人格全变了。有人说，要形象地评价这位圣贤的话，“不妨比之为待嫁的小媳妇”。这评价也许有些不敬，但它基本准确。荀子的确像是一个一心一意要寻机“嫁给”帝王的小媳妇了。而且。荀子还亲自去实践这个主张的，那时候他已经八十高龄了，还打破了当时“儒者不入秦”的传统，亲自到秦国去考察。说是考察，其实是向秦昭王推荐儒学，而求“器之”，当时，秦昭王对儒家学派不以为然，他也就没有“为器”了。不过，由他发端，而后由他的学生韩非子而渐成“显学”的法家学派，就沿着荀子这思路，由李斯而成为秦之“器”了。
       荀子在《非相》中有非常著名的一段论断：“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这有点儿意思了！它似乎是在骂孔子、孟子和庄子了。孔子主张：“君子不器”，孟子宣告：“大德者不官不王”，庄子说他自己：“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而荀子却酸酸地说：你们别太大根了，你“贱而不肯事贵”，那是人生的三不祥之一啊！那么，人生要“祥”怎么办？那就“嫁人”吧，把自己像妇人一样嫁了人，以“贱事贵”。你说，这不是把自己变成了小媳妇（古时候要自称贱人）了吗？！你看，这在我们读惯了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诗句的后人看来，荀子的人格，是不是就被打了折扣了吗？
       当然，公平一点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荀子其实在某些方面又很有阳刚之气，简直就是一个伟男子。他如是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故天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天论》）
       不信邪呀，只“顺”规律而为，只“顺”势而为，即“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你看，他虽然讲个“顺”字，但他对“天”这种“顺”显得多么阳刚伟岸。
       对于据说“天之子”的帝王呢，他也大讲“顺”字。他说：“事人而不顺者，不疾也；疾而不顺者，不敬也；敬而不顺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顺者，无功者也；有功而不顺者，无德也。”你看，他把一个“顺”字说得多么顺溜，就是这么一个“顺”字，使他变得肖小无形。他要“顺”什么呢？顺人君之意，顺上司之意。他竟然弄出一套专门的“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后世那些官场不倒翁都是深研此术而成人精的。这个“术”的关键就是“忠”和“顺”，就是以媚态取宠。他还有很著名的“忠顺”理论，主张“臣下职，不游食”、“守其职，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唯仰上”。这种“顺”是曾经被亚圣孟子斥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荀子所主张不正是“妾妇之道”吗？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荀子显然是一个具有两面人格的人了，一方面他主张“强力作为”，不庸庸碌碌，倒像个伟丈夫；另一方面，又要求自己在“责者”面前低眉顺眼，完全一个小媳妇。
       荀子主张“法后王”，用现代的话说，大概可以解释为：不要去学习什么先前的榜样帝王了，要效法的应该是当今当政的王。从骨子里说，这无疑为当权者的自我放纵，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找到一理论依据！难怪精明如董仲舒一眼就看中了他，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尊的其实并非全是孔子的儒，而是荀子的儒了。近代谭嗣同在《仁学》里，就曾经很痛心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于孔。”
       正是由于这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孟子而发端的“民本”思想，被荀子“君原”思想所取代了，历代专制统治者以自我为中心，骄奢淫逸，涂炭天下之生灵，离散天下之子女，便都成了合理合法之事。天下者一人之天下，其余的人皆是子民、奴仆，你能不低眉顺眼，任人奴役吗？
       我们常说，知识分子是“天下的良心”，以荀学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然也算“天下的良心”，这“良心”学会了两眉低顺，专制统治自然就畅通无阻，如入无人之境！
       唉，中国有了荀学，并“嫁给”帝王家而成了正统，哀莫大矣！
       （选自《中华散文》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