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史家表露自己对历史的看法的形式有多种，其中著名的如有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为目的而修《
史记》的司马迁，每有假“太史公曰”以发论；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也常以“臣光曰”的形式论兴替。这种以“太史公曰”、“臣光曰”直接地表达史家本人意见的评说形式，向上可以追溯到《左传》，其中，“君子曰”、“仲尼曰”以及冠以“礼”的标识的议论文字所在皆是，学者称之为论断语言。人们习惯对这些论断语言作具体个案的微观分析，若借鉴如学者就《
史记》所总结出来的“互文”的方式作综合关照，是否会发现它们将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呢？
所谓以“互文”的方式分析《左传》的论断语言，指的是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之上，将《左传》中有关联的，或者是针对同一个历史人物，或者是针对相同或相近的历史事件的论断语言作一个前后的联系与比较，以达到综合整体关照的目的。
《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 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其中“婉而成章”，杜预的解释是：“曲屈其辞，有所避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2]大意就是因为有些话不能讲明白，需要回避，但是由于职责之所在，又不得不讲，或者恐有重复琐碎的诟病，故采用比较特殊的表达方式以协调二者的矛盾，于是就有了“互文见义”的特点。《左传》的论断语言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因此用“互文”的方式予以观照，方能救偏颇之失。
首先，《左传》用“互文见义”的方式是为了避免重复琐碎的毛病。《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3]《左传》不可能一一加以评论，只能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影响相对大一点的历史人物以及事件发表看法，其他虽放而不论，但可仿照针对相关的事物的论断，从而做出判断。如《左传》只对晋国的文公等少数的几个国君发表议论，原因也就在这里。
其次，采用这样的方式是为了回避矛盾，有避重就轻的嫌疑。这大致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就是迫于当时的价值观和舆论氛围，虽然已经对主流的观念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但还不敢公然与之决裂，故采取了这种回环曲折的互文见义之法。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对宋襄公在泓之战秉持“不重伤，不擒二毛”的仁义之举而最终兵败身亡的认识上。传统的看法是赞美宋襄公的，《公羊传》就持这样的观点，《
史记》也承袭了这样的观点，以为“宋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之缺礼仪，褒之也。宋襄公之有礼让也”，[3]那么《左传》又是怎样看待宋襄公的仁义之举呢，传中除了借公子目夷隐约其辞外（公子目夷的态度虽很明确，但只是作为事情的经过来交代），并没有直接给与评价，但《左传》并非没有表明态度。宣公二年，君子论宋人狂狡倒戟救郑人，以为“失礼违命，宜其为擒也。戎昭果毅以听之之为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2]很明显，战争的礼就是果毅，而不是所谓的仁义。这一前一后两件事极为相似，而《左传》对前者放而不论，单就后者做出了一番评价，用互文见义的思路去分析显的很有必要。吕祖谦就曾将两件事相提并论，以为“襄公之说，近不能移当时之国人，远乃能误后世之狂狡”。[4]可见，《左传》对宋襄公的仁义之举是不赞同的，但是因为又不敢公然的与当时主流的声音相违抗，所以只能采用互文见义之法，借对一个微小之人的评价来寄托自己的真实思想。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这种情况是出于不得已的考虑，那么另外的运用于论断语言的互文见义的方式则是自觉自愿，突出的就是为贤者讳，这似乎都成了中国史家的默契。表现在《左传》的论断语言中似乎是对贤者的“瑕疵”往往笔下留情，不闻不问，而对于他们的“功德”的赞美，则常常不遗余力，但事实上也并非如此之简单，如果人们从整体综合的角度去观照它们，却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相互矛盾、相互抵触的地方，而这些问题只有按照互文见义的思维模式去解释，方可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如子产，无论从对其事迹言行的记载来看，还是从论断语言对他的评价来说，都可称得上是世间一流的人物，襄公三十一年，仲尼以为“……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2]；昭公十三年，“仲尼谓：……足以为国家基……”[2]昭公二十年，子产死，“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2]《左传》中如此三番假孔子之语来赞美一位历史人物，仅此一例，可见对子产推崇备至，正因为如此，为子产讳也理所当然。《左传》中不止一次的提到铸刑书的事情，其中就有昭公六年子产铸刑书与昭公二十九年晋国的赵鞅、荀寅铸刑书一前一后的两次记载，但是《左传》对此的处理方法却大相径庭，对于前者，出于尊重历史事实的考量，记载了子产与叔向就此而进行的一场书面论争，虽然《左传》作者的立场倾向于叔向，但《左传》并没有就此单独做出任何有倾向性的评论。不过对晋国的这两位执政大臣的态度就不同。借孔子之口：“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指赵鞅）之刑，夷之瘣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2]批评近乎尖刻，然而同样的一件事，就因为当事人不同，其处理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很明显，无论是才能，还是德行，尤其是后者，子产远胜其他两位。“铸刑书”的做法有违古训，当然要批判，不过要维护贤者，于是暂且放而不论，等一有机会，便伺机而动，赵、荀二位就成了最好的靶子，那么，对后者的评论自然也可移植到子产的身上。可见这里也是采用了互文见义的方式。因此看《左传》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就应该准备这样的思路，方不失之于片面。
采用互文见义的方式，还是因为作者极力要表达的价值倾向，会通过反复申说的方式来完成，如对某种做法深恶之，会对传中出现的有这样的记载就绝不会放过，一定要表明态度。读者如此，就单个的评论当然不会特别留意，当把多个评论联系起来考虑，那么就可以看出问题之所在了。如初税亩。宣公十五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籍，以丰财也”[2]；还是宣公十五年，“冬，生。幸之也”[2]，这就是对初税亩的幸灾乐祸；到了哀公十年，孔子也表示不支持初税亩。可谓一篇之中三致志，足见其对初税亩的立场。还有就是对诸侯国君的评价，虽让也有褒扬郑庄公、晋文公、秦穆公的，但又无一例外的对这些霸主做出了有终结意味的贬抑性质的评论。
隐公十一年，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2]；僖公二十八年，仲尼谓晋文公“以臣招君，不可以训”[2]；文公六年，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2]。从这里，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左传》虽然有崇霸的思想，但却始终是站在维护周王室权威的立场之上。这是对宗主国和诸侯国态度的分别上，那么对夷与夏，又是持什么立场呢？庄公十四年，君子就蔡侯引楚国灭息贬斥蔡侯；僖公二十年，君子就楚国伐随而指责随国自不量力；成公九年，君子就楚国莒国而责备莒国不设防。针对这三件事情的评论，如果只作个别的分析是看不出有更复杂的内容在里面的，但是用互文见义的思路联系起来看则大不一样。略加分析，会发现这三个小国遭遇的共同的敌人是被称作南蛮的楚国，以上对三个小国的指责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更深刻的是对蛮夷入侵的忧虑。成公七年，吴国攻打倓国，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之或恤，无吊者也夫。”君子就此肯定说：“知惧如是，斯不亡矣。”[2]可以印证刚才的分析。
通过对《左传》论断语言的考量，会发现其中存在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即“礼”，凡合乎这个礼，就褒；凡违背这个礼，就贬。但历史的脚步已经行进到礼坏乐崩、崇霸尚力的时代，抱残守缺的因循着旧有的一套价值标准，得出的一定是陈腐的论调，因此必须善于通变，这一点，似乎《左传》也做到了。如在对春秋霸主的认识上，《左传》仍然给与了部分的肯定，因为周王室越来越衰微，而诸侯的霸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时局、伸张正义的作用，因此《左传》对这些霸主的评价较之前人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而这一切则是时代特征在思想领域的反映。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吕祖谦·东莱左氏博议[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朱志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200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