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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虞位于浙江省东北部，为绍兴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总面积1427.5平方公里，人口78万。全市共设21个街道、乡镇，800个行政村和859个自然村。上虞历史悠久，人文汇萃，名家辈出。“上虞”之名起源于父系氏族后期，据传部落联盟首领虞舜为避唐尧之子丹朱之乱来到今百官镇，文武百官随舜而至，因有百官桥古迹，百官镇地名。又“诸侯会事讫，因相娱（通虞）乐，故曰上虞。”[1]“上虞”之名由此而来，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了各种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地名也不例外，地名是民族文化的积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地名也是社会的交际工具，应当是易读、易记、易写的，因此，不能不讲究修辞。本文力图从上虞地名的修辞出发，探讨上虞地名蕴涵的丰富的文化价值。
       一、地名的语音修辞
       1、地名与音节
       地名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这可以从地名的音节上鲜明地表现出来。上古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活动范围很小，认识能力也很有限，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比较匮乏，单音节词汇已经能够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所以上古汉语的词汇是以单音节为主的。地名作为汉语词汇家族的一个成员，自然也不例外。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现象越来越复杂，人们的认识也越来越精细，单音节词语已经不能满足交际的需要，双音化成为词语发展的总趋势，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语已经占绝对优势。这在地名中也有明显的变化，如河——黄河，江——长江，嵊——嵊州。“江、河、州”等通名的出现，打破了地名单音节一统天下的局面，双音节开始成为地名中的主流，并出现了少量的三音节地名。早期的双音节地名多为专名（一个音节）+通名（一个音节）的“一加一”形式，如“嵊州、章镇”。就现代汉语的标准地名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一加一”的形式逐步为“二加一”的形式（专名两个音节，通名一个音节）所取代，如“上虞市”。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新事物、新认识和新观念不断产生，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自然村落的规模和数量也不断增长，与之相应，新地名也随之大量涌现出来，地名在词语结构上由双音节化，向三音节、四音节等多音节扩展，以便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满足人们更准确、更方便地识别和交际的需要。
       在现代上虞地名中，双音节地名占多数，多为专名，三音节的也很多，一般为专名+通名，还有一些四音节、五音节构成的多音节地名。如：
       双音节：百官、东关、章镇、岭南、盖北等，占52%。
       三音节：祝家庄、梁家山、金家岙、马家埠、华家墩等，占43%。
       四音节：九间头楼、进士三丘、进士二丘、塘下何家、桥西王家等，占4%。
       五音节：陈其户二丘等占1%。
       由此可见，双音节是现代地名的一个显著特点。单音节地名区别性功能太差，影响了交际活动的正常进行，所以慢慢被淘汰。而双音节地名既简便易记，又有极大的区别性，适应了社会交际的需要，同时也符合汉语抑扬顿挫有音乐性这一特点，因此广为流行。
       2、地名与平仄
       汉语声音的美主要体现在它的声调上，虽然古代汉语两个重要分期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声调系统不尽相同，而且上古汉语的声调系统也无定论，但古声调有平仄区别，这一点是相同的。汉语声调系统到了现代汉语阶段则演变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若把阴平、阳平合为平，上声、去声合为仄，则现代汉语同样也有了平仄的区别。所以古今汉语声调虽有变化，但体现汉语声调美的本质特点——平仄却依然存在。正因为有了平仄，我们的汉语才那么优美动听。作为人们生活中须臾不能离开的地名，自然不能不讲究平仄。从双音节地名的平仄上来看，有这样一个规律——以双平声和平仄相间为常式，双仄声极少，上虞地名也不例外。
       （1）双音节地名
       双平声：共356处，如南湖、丁家、前江、梁湖、任庄等，占21%。
       平仄相间：共340处，如章岙、外严、顾家、章里、新建、杜家等，占20%。
       双仄声：共128处，如四甲、沥海、下岸、四埠、后泾等，占9%。
       （2）三音节的地名
       其平仄情况是以平声相连，平仄相间相对多一些。
       平声相连：共158处，如梁家山、七间楼等，占9%。
       平仄相间：共563处，如大坝头、赵家沥、枸菊笆、沿河埭等，占34%。
       仄声相连的不多：如孝女庙，仅占0.05%。
       四音节和五音节的地名不多。
       3、地名的谐音与雅化
       这种方式很常见，命名时用土俗语词，后来有意识地同音雅化而写成谐音的文雅字眼。雅名和俗名一般是同音或谐音。造成雅俗存在的原因很多，从语言角度来说，汉语中有大量的单字同音，首先为雅俗字同在创造了条件。而且，中国人崇尚富有美感、乐感的事物和名称，正是这种文化心理世界的求善求真，一些不雅、粗俗的地名，被人们通过谐音的方式将其雅化，用音同字不同的谐音字来代替粗俗的字。这样念起来和原名叫的差不多，可写在标志牌上意义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而达到雅化的目的，而且村里的大多数人也都能接受。
       按照地名规范的原则，地名发展的趋势，应是逐步淘汰粗俗的地名，从而达到洁净雅化的境界，但是地名最为重要的是发挥其指称交际的功能，于是有必要遵循从俗从便的原则，不得不吸收一些早已在当地人之间约定俗成的俗名，真正做到地名的“雅俗共赏”。总之，地名是从俗还是从雅，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能一锤定音。
       二、地名与修辞格
       地名作为汉语系统中的一个专有名词部分，与修辞格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1、比喻
       比喻是最古老、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种辞格，也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修辞格。比喻的生命力在于相似点，它是根据联想，用与甲物不同而又有相似点的乙事物来打比方的一种修辞手段。比喻最大的功能是描绘形象生动，地名中的比喻的作用也就是为了使地名更加形象，便于记忆。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地形地貌作用于人们的头脑，引起人们无限的感叹，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于是人们用各具形态的动植物、事物命名，反映了栩栩如生的大千世界。如：
       雀嘴村：别名鹊嘴。据传：早时此地为一突出于海中的陆地，形如鹊嘴，后逐渐书写为雀嘴。
       匡字头村：因村处峡谷中，高处几道山梁延伸下来，形如“王”字，山脚下溪流环抱，登山俯瞰，山水组成一个“匡”字，故名。
       这些地理实体名称均因势就形，想象逼真，给无生命的山和石以栩栩如生的生动形象，令人赞叹不已。
       2、用典
       展开跨时空的想象力，借古代著名辞赋或神话传说所创造的意境来命名，这就是用典。如：
       东桑村：原名江桥岸，相传有钟姓书生住在台门里，常咏“日出扶桑”之句，后人以“东桑”名村。
       朱村村：《上虞县地名志》记载：“有孟尝祠，久废，明知县胡思伸修葺，匾曰：‘感雨还珠’，村遂以还珠命名。”[3]后改写成珠村，现写作朱村。
       霞齐村：别名下徐。明代徐氏祖先自下管迁来，以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句中的“霞齐”两字为村名，沿用至今。
       3、避讳
       说话时遇有犯忌触讳的事物，便不直说该物，改用别的话来回避或者装饰美化的，叫避讳辞格。在汉族地名中，因避讳而使地名发生变化的很多，地名避讳是古代地名的特点之一。如上虞的崧厦镇，古称嵩下市。据《上虞县地名志》记载：“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吴国内史左将军袁崧为御孙恩筑城，次年袁崧兵败殉职，后人为纪念他，称所筑之城为嵩城，并为其建造忠介袁公祠。”[4]“嵩”字是为避袁崧名讳而用。
       
       4、借代
       借代不是直说某人和某事物的名称，而是借同它密切相关的名称来代替，这种辞格叫借代。借代和比喻一样都是汉语修辞中最重要的辞格，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在地名中也不例外，地名与地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许多地名都源于当地的自然景观，生动形象，别具特色。如：
       大岩山：山上有一巨石突兀而出得名。
       梅沙村：相传约百年以前，居民陆续定居垦植，且广种梅树，故得名。
       缸窑村：相传元、明之际，居民曾建缸制窑，居民多从事制窑业，故名。
       5、夸张
       夸张是地名命名的又一方式，它通过对事物的合理夸大或缩小，使地理景观的特点更加鲜明突出，使人们更能领略自然生活的多姿多彩，欣赏自然形象的意趣。如：
       悬沙片村：系四甲、燕子窝、二甲、三甲、头甲、大王家、小王家7个自然村之通称。该地地处曹娥江边，在200多年前为曹娥江河床，后因泥沙淤积，河道变迁而成滩涂，明末清初始有居民陆续来此定居垦植，因土壤是松软不实的夜潮地，故称此为“悬沙”。
       万岙村：相传宋代南阳人迁此定居建村，四周丘陵连绵，山峦起伏，有“三湾九岙”之称，俗称万岙。
       6、拟人
       在人类居住的世界里，山山水水不仅由于自身的美引起人们的喜爱，而且因为自己的形态特征引起人们的想象，被赋予人的品质。这样，无生命无情感的景物，不但有了生命，而且还有了意志和道德情操。如：
       闹溪村：村四面环山，中有山溪，山高流长，天晴则细水飞溅，逢雨则万壑争流，水声喧哗，昼夜无间，故名。
       玩石村：相传村有四石，一曰仙人石，二曰卧龙石，三曰白马石，四曰冰排石，四石形状怪异，雅俗可赏，故名。
       又如位于岭南乡的七姐妹山，因七峰并列，宛如七位婀娜多姿的姑娘而得名。
       这些地名都是将地物比拟为人，即用拟人的手法命名地名，所以发挥的想象力比起依据外表的相似更进了一步，因为这些地名被赋予了人的精神，注入了人的思想，反映了人的美好追求。
       由此可见，为地方命名这一行为，看似偶然，其实往往渗入了人的主观意愿、情感和态度，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
       参考文献：
       1、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2、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
       3、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4、周幼涛：《绍兴山水》，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
       5、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6、上虞县志编撰委员会编：《上虞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7、上虞县地名志编撰委员会编：《上虞县地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注释：
       [1]上虞县志编撰委员会编《上虞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页。
       [2]上虞县地名志编撰委员会编《上虞县地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0页。
       [3]上虞县地名志编撰委员会编《上虞县地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0页。
       [4]上虞县地名志编撰委员会编《上虞县地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页。
       任岚岚，浙江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