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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有三封信，是他人道精神的体现：一是在靖江时给曾将他一贬再贬的宰相章悙的儿子章援的回信；二是在黄州时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写的反对杀婴恶俗的信；三是元佑七年(1092年)给皇太后上书请求宽免贫民欠债的那封信，这三封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的信，映照出苏东坡坦荡的胸怀，善良的人性。
       给章援的回信，可说是他生命最后岁月的人性闪光。当时(1101年6月)，他刚从流放地海南赦免回到内地，滞留在靖江，年初在仪真得的病，此时有加重之势。出人意料的是，原来不遗余力地迫害他的章悙却在一年前被贬到了雷州半岛，他儿子章援正前去探望，也到了靖江，想去见苏东坡又不好冒昧前往，于是就给苏东坡写了一封信。章援的这封信，也是想探探苏东坡对他父子的态度如何，让他万没想到的是，苏东坡的回信对章家丝毫没有仇恨，更没有幸灾乐祸。苏东坡在回信中说：
       “某与臣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1101年)六月十四。”写此信，离他七月二十八日去逝，仅一个月又十四天。
       对使他遭受巨大苦难，远贬至惠州，还觉不够，又在他六十高龄时，再贬至儋州的施与者当时的宰相章悙，苏东坡确乎没有什么仇恨，更未想到要报复他。相反，当听说章悙被远贬后，还为之感到难过。这是怎样的胸怀品质啊!那些蝇蝇小人真应感到羞愧。
       在黄州的后两年，苏东坡“身耕妻蚕，聊以卒岁”，过着衣食足以自给的生活，他也很满足。但当他得知鄂州、黄州有溺死初生婴儿的恶俗时，就感到痛心，坐立不安，并立即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听本地书生“偶说一事，闻之辛酸，为食不下”。还举例说明了岳鄂间乡民溺杀婴儿的事实，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一是对乡民“告以法律”，绳之以法；二是对“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周之”。他说“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
       他这样做只是感到高兴，不是要捞取资本，也不是钴名钓誉。这就是他人道本性使然，自身正遭受挫折，生活要自耕自给，见到弱小无助者，却挺身而出，这方显出大丈夫的英雄本色，更令人敬佩。
       元佑七年(1092)江南大水酿成巨灾。大批难民渡江北上，逃离江南。水退以后，一片荒凉。到处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种子而无耕牛。“殍死之余，人如鬼腊”。苏东坡说地方官员“小人浅见，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同年五月十六日，他再谈宽兔官债一事。他上了一道长五千字的表章，细论处理呆账的办法。表中所列债务达十种之多，经多次沓无音信，多次争取以后，朝廷终于先后下令部分宽免了老百姓的官债。之后，他又上了一道私人表章给太后，建议太后颁布如他所拟的圣旨：“访闻淮浙积欠最多。累岁灾伤，流殍相属。今来淮南始获一麦，浙西未保丰凶。应淮南、东西浙、京田诸般欠负，不问新旧，有旧官本，并特予权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之饱之乐。”之后，他又请太后按他所奏表章，拟定条文，处理债务，至同年七月，苏东坡所请，朝廷皆正式颁布实行。老百姓的公债，全部由朝廷下令宽免。
       苏东坡的为民请命，既解民倒悬之苦，又为朝廷收回了人心，主要的是他善良的人性泽及了百姓。他为人为官为民以及为文，种种情事不尽言表，但一言以蔽之，他可说是文如其人，言如其行，行如其性，整个是一个内外合一，言行一致，品性高尚，襟怀坦荡的磊落君子。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论何时何地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放射光彩。
       郭杏芳，女，湖北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