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原名潘希真，1917年7月24日生于浙江永嘉县瞿溪乡。台湾著名现代散文作家，被誉为台湾文坛上一颗闪亮的恒星。
琦君的散文以回忆为主，自然亲切，至情至性，体悟世情，力透纸背。阅读《髻》这篇散文，如同翻阅着发黄的老照片，照片背后讲述着一个古老的故事，故事苍凉，散发着幽幽的怆痛，弥漫着悲凉的人生况味。
《髻》构思奇巧，不着痕迹，作者以发髻为线索，梳理起两个女人一生的命运，串起她们生命中的爱恨与情仇。
一个是母亲。她是一个乡下女人，年轻时很漂亮，“一把青丝梳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白天盘成一个螺丝似的高髻儿，高高地翘起在脑后”，母亲洗完头后，“乌油油的柔发却像一匹缎子似的垂在肩头，更加俏丽，微风吹来，一绺绺的短发不时拂着她白嫩的面颊”。我年幼的心里曾想，如果爸爸在家，看见妈妈这一头秀发，肯定会给她买一对亮晶晶的水钻发夹。可是父亲回来后，带回来的不是水钻发夹，而是一位姨娘。姨娘的到来，使母亲的心底充满悲伤，因为这外来的姨娘头发比母亲更乌黑，一个横爱司髻比母亲要时髦，也更漂亮。从此以后，母亲的头无论怎样梳，父亲总是皱起眉头，但看见姨娘香风四溢的秀发，父亲的眼神里却全是笑。母亲的心在流泪，我劝母亲也梳一个姨娘那样的发髻，但母亲的话里却充满了无奈和悲凉，“你妈是乡下人，那儿配梳那种摩登的头，带那讲究的耳环呢？”但在母亲的心底毕竟是不肯就此让位于姨娘，她由人介绍了一个包梳头的陈嫂来为自己梳头。于时就有了两个女人每天在廊前背对背梳头，相互仇视不交一语的场景。姨娘健谈，再加上她那不可抑制的因为受宠而春光四溢的心情，她和梳头的刘嫂东拉西扯，纵情谈笑。母亲善良，不喜张扬，一是姨娘的笑声刺痛了母亲，再者她更无谈笑风生的愉快心情，于时她在这边呆呆地坐着，闭目养神，只能用沉默来表达自己的无限哀痛，使梳头的陈嫂越梳越没劲，最终因嫌母亲性情古板而生气地离去。以后的日子，是幼小的我踩在凳子上，替母亲梳一个老太太式的古板而又难看的鲍鱼头。母亲的心在滴血，因为在走廊的那一边，不时飘来父亲和姨娘的琅琅笑语声。镜中的母亲不再微笑，小小的黄杨木梳再也理不清母亲心中的愁绪，只能放任一头乌丝，由青到白，由多变少。纳妾的父亲给母亲带来了无尽的伤害，善良与宽厚的母亲尽管有着无尽的哀怨，却也无可奈何，只能默默地忍受，一任自己的心境变的无限悲凉与苍老，这个旧式的女子就这样在无爱的婚姻中度过了自己郁郁不乐的一生。母亲的命运就如同《
诗经》《氓》的再唱，是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无数弃妇的挽歌！
另一个女人是姨娘。她的命运似乎要比母亲幸运的多，因为姨娘凭着自己的年轻和美貌博得了父亲的欢心，赢得了爱情。她一头如云的柔鬓比母亲还要乌，还要亮。两鬓像蝉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一个大大的横爱司髻时髦而张扬。尤其是姨娘洗完头后，一个丫头在旁边用一把粉红色的大羽毛扇轻轻地扇着，轻柔的发丝飘散开来，抹上三花牌发油，香风四溢，再梳上一个油光闪亮的发髻，于时坐在檀木椅子上的父亲，望着娇美的姨娘，眼神里流露出的全是笑。受宠的姨娘更加风姿曼妙，她每天都要在自己的头上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发髻，来衬托她细白的肌肤，袅袅婷婷的水蛇腰儿。母亲就在这耀眼的发髻的映衬下，一切都变得黯淡无光。但宠爱和荣华并没有伴随姨娘的一生，父亲的去世使她失去了依傍，当年多姿多彩的发髻早已没有心情再挽起，一条简单的香蕉卷拖在脑后，脂粉不施，脸上也充满了无限的哀戚。岁月流逝，当年秀发飘香，神态曼妙，风韵十足的姨娘也在孤独中渐渐地老去，她的骨灰早已存在寂寞的寺院中。
描写母亲和姨娘，作者采用了传统的对比的手法，表现她们不同的发髻、性格、心境和命运。母亲头上高高翘起的螺丝髻，老气横秋的鲍鱼头敌不过姨娘头上那油光闪亮威光四溢的横爱司髻；健谈的姨娘因受宠心境愉快又明朗，沉默的母亲因失去爱情心境变得暗淡而凄凉；得宠的姨娘跟随父亲享受着富贵与荣华，失去爱情的母亲忍受的却是地狱般的痛苦与煎熬。两个女人的心境与处境的落差最终取决于父亲的态度，母亲乡下人的发髻总是让父亲皱着眉头，而姨娘的秀发与风韵总是让父亲笑里含情，并且这笑声越来越高，母亲的心越来越痛，一颗渴望爱的心越来越无望。在描写姨娘时，作者还采用了今昔对比，设置了时空转换的梳头场景，让我们看到来到台湾的姨娘，父亲去世，她早已青春不再，红颜老去，年轻时的富贵与繁华反衬着晚年的空虚和寂寞，生命也在孤独中渐渐的老去。
父亲、母亲和姨娘之间的深爱和忧愁是通过一个小女孩的眼光在默默的观看，而母亲和姨娘的命运则是一个历尽沧桑，洞察世情的智者在悲凉的叙述，这就是琦君散文中的独特视角。童年的叙述视角使文章叙述语言变的单纯而清新，同时也使文章叙述的内容具有了无限的丰富性。因为童稚视角对他所叙述的成人世界并不能全部理解，而成年读者却能从中发掘无限丰富的内容。这种叙述的有限和阅读的无限使文章意蕴丰富，充满张力。如散文的开头写父亲回家后带来一位姨娘，我以童年的天真和稚嫩去欣赏姨娘的漂亮。姨娘送给母亲一个翡翠耳环，母亲把它放在抽屉里，从来不戴，也不让我玩。年幼的我不能彻底理解父亲纳妾给母亲带来的伤害，因此只能幼稚地猜想母亲这样做“大概是她舍不得戴吧”。于是我就偷偷地问母亲：“妈，你为什么不也梳一个横爱司髻，戴上姨娘送你的翡翠耳环呢”。母亲的痛苦难以向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去倾诉，只沉着脸说了一句“你妈是乡下人，哪配梳那种摩登的头，戴那种讲究的耳环呢”。我天真的猜想和无知的追问，为母亲大到无言，痛到无边的内心世界留下了空白，作者把这空白留给了成年的读者去深深地回味。但琦君并没有自始至终一直采用这种单一的童稚叙述视角，成年之后的我穿插其中，母亲和姨娘的命运被放置在时间的长河中去反思去关照，文章的后半部分，早已没有了童年的天真和单纯，有的是中年心境的沉重与悲凉，是世事洞察后的无限宽容与悲悯。两种叙事视角的交叉与糅合，其作用正如杨牧在琦君的散文集《留予他年说梦痕》的序言中所说“童年观察环境的眼光是今日琦君人情通达的心思还原后，无阻碍的直接投射，因为琦君来回于今昔自我之间，今日的同情与悲悯与往日的天真纯洁交织，跌宕为纯粹的记叙散文的声音”。
读来倦不知，搁案意全晓。琦君不是为母亲树碑立传，也不是像她在小说《桔子红了》里那样，为弃妇唱一首哀怨的挽歌，她更没有攻击封建家庭的意图。在文中，她对纳妾的父亲没有深责，对造成母亲一生不幸的姨娘也没有深怨，“因为在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和姨娘成了患难相依的伴侣，……来到台湾以后，姨娘又成了我唯一的亲人”，昔日的风光与晚年的落寞是姨娘一生命运的反差，而作者对此却给予了无限的悲悯与同情。她感叹的是人世奄忽，难以把握白驹过隙般的生命，母亲和姨娘背对背梳头，相互仇视，不交一语的场景，如在昨日，可转眼之间，母亲已去世多年，姨娘的骨灰早已停在寂寞的寺院中，而见证他们一生爱恨情仇的“我”也早已不再年轻，“人世间，什么是爱，什么是恨，……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是永久的，又有什么是值得认真的呢”。琦君以洞达世情的眼光叙述着生命的沧桑和无奈，以她一贯仁慈与宽厚的胸怀，悲悯着母亲，悲悯着姨娘，更在悲悯着仍在爱、恨、贪、痴中执迷的芸芸众生。
李素梅，女，河北邯郸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