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主要任务是写人，人物性格不鲜明的小说是不成功的。有不少小说存在着人物性格单一、缺少变化的问题，一个故事从头到尾，人物的思想性格一成不变，总让人觉得单调乏味。我认为人物性格应是丰富多样和动态发展的，这样会显得更真实，更符合人物性格的多样性，让读者读起来更饶有趣味，留给人的印象也会更深刻。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这一形象的性格就是动态发展的，他在招待所睡醒后小心翼翼、轻手轻脚，交了五元钱的住宿费后，心理失衡，有点忿忿然，就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带着报复心理地坐弹簧皮凳，用提花枕巾擦脸，其性格前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而构成了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形象的立体化，让人觉得可信可笑而又令人深思，从而也深化和升华了小说的主题。
小说中刻画人物形象一般从肖像、语言、动作、心理等四个方面着笔，但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用全这四种方法来刻画人物形象。有些小说，侧重于表现人物的性格，而不在意其人外貌长相如何，次要人物更是如此。如《
三国演义》中写张飞痛打督邮时，督邮只是充当一个衬托张飞暴躁性格的角色，他姓甚名谁，长什么样子，文中没有交待，不清楚，但其作威、索贿的性格特点却是很明显的。
传统小说比较注重肖像描写，但表情描写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即使有，也写得不够丰富，只是简单地写怒曰、笑曰之类的，而人的七情六欲不能尽显于笔端，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不能通过表情描写很充分的展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人物的语言应该个性化，有很多优秀小说里的人物语言显得很有特色，有很多话读者一听就知道是哪部作品里哪个人物说的。如张飞和李逵同是粗鲁人物，但人物的语言却又各不相同，在《
三国演义》第二回中，当张飞知道督邮的门人毒打老百姓时，就把他绑倒地下，对他大喝道：“害民贼！认得我么？”当刘备“惊问其故”时，张飞说：“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而在《
水浒传》第三十八回中，当李逵输了银两，想要对方还钱时，他口里喝道：“你们还我也不还？” 当戴宗从背后扳住他的肩臂问他为何抢别人财物时，他头也不回地说：“干你鸟事！”显然，前者在粗鲁中多了一份凛然正气，而后者则多了一份江湖无赖。
但有些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个性化特征不明显，甚至有些话不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如叶圣陶先生的小说《夜》中的老妇人的语言欧式化特征太明显了，如“在孤苦的我，不是容易的事啊”。另外《夜》中阿弟的语言有些不合情理，例如，在看完纸条的前一半时，他说“嗤。这个话才叫怪。没了命，倒说没有什么恨！”这话能当着悲痛至极的老妇人说吗？何况阿弟是个“（脸）四周刻着纤细的皱纹形成永久的笑意”的商人？
动作描写在小说里运用得较多，有些姿态、动作能细腻地展现人物内心深层次的东西。茹志鹃的《百合花》里就非常注意对这一类的动作加以描写，用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百合花》里写通讯员借被子时与新媳妇之间存在隐形的情感冲突，二人之间虽有矛盾冲突但并不激化，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害羞，所以虽有轻微的情感冲突，但也不致于像张顺和李逵一样，因公开的性格冲突而大打出手。这里面的两个人物有的只是内心里轻微的不舒服，要表现这一点，就得靠作者细致地观察，调动多种手段来刻画，其中动作描写的比重就大得多。
传统小说一般不太注重心理描写，我们只能通过表情、语言、动作等去把握人物的性格，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小说一般都比较注重心理描写，甚至出现意识流的写法。小说从传统的展示人物外在的矛盾冲突转向表现人物内在的矛盾冲突，我认为这样能更好地反映生活、塑造人物，因为外在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只能算是现象，内在的矛盾才是本质的。而要表现人物内在的矛盾冲突，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心理描写，心理描写可以说是现代小说的一个明显特点。现代小说作家一般都擅长心理描写，如叶圣陶先生在《夜》中就大量采用幻觉、示现、回忆、自言自语、心理分析等多种方法进行心理刻画，其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就得到了充分展现。
当然，心理描写这种写法也存在不足之处，如通过作者的分析，人为地提高了小说中人物的思想;另外，过多的心理描写、心理分析打断了故事情节的进展，不符合传统的民族审美习惯。
林智强，海南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