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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法]大学语文教学初探
作者:吴彩云

《文学教育》 2006年 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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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就职的某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这门公共课,选用的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赵和兴主编的师范院校公共课教材高教版的《大学语文》一书,3节/周。课程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流利、通畅、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具有较高的文艺审美能力和较为宽广的文化视野”。这是一个较高的规格标准,如不认真贯彻执行,便很容易走中学语文应试教育的老路子,无法体现出“大学”的特点。如何将这门课程教得到位,让学生学有所获,我一直主张用人文的方式来引导学生,以下是我的教学初探。
       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在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稍差。教材较为全面,文选除了有“题解”,对作者、作品进行说明外,还有“赏析”,对作品进行评论。照本宣科,这是教学中的大忌,最容易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教授过程中,教师的知识底蕴及其课前准备相当重要,旁征博引、储备大量相关知识,便可让原本呆板的课堂妙趣横生、生动精彩,学生在恍然大悟中轻松、愉悦地接受新的知识,并更深刻地了解知识的内涵。例如,讲到王维的诗歌时,就有学生发问: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直”字怎么解释,烟是弯的,为何说“直”?这两句诗非常脍炙人口,备课时我特意查证过,于是便侃侃而谈:烟是“直”的,自古以来有以下几种说法,有说“古之烽火用狼粪,取其烟直而聚”;有说“边外多回风,其风迅急,袅烟沙直上,虽风吹之不直”;有曹雪芹借香菱之口说:“‘直’和‘圆’,搭配绝佳,合上书便到是见了这景似的”等等,这一类的说法大多是在以生活的真实在解释艺术的真实。其实,从我收集到的资料考证中得知到一种较为可信的说法即是:“直”,是大画家兼大诗人的王维将绘画理论引入诗歌的结果,即所谓的“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此处乃为“远烟无曲”便是“大漠孤烟直”了。经过分析比较,学生便记住了“大漠孤烟直”的缘由,也明了艺术的各个门类是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道理。
       再如,讲到杜牧,联系他的《叹花》:“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讲述了杜牧湖州寻芳而不得便惆怅不已的轶事,学生在哈哈大笑中多了解一首诗,并理会诗人的不如意、不得志之举,也深刻体会到诗人为何上演了代代不已的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悲剧。而“豆蔻年华”这个词,也出自杜牧的另一首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朱帘总不如”,这里就告诉我们“豆蔻年华”指的是十三四岁,而不是不少人误以为的十五六或十七八岁。顺便提了一下有助于学生明确对成语的辨析。
       讲授屈原的《山鬼》,我便联系中国民间信仰,告诉他们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对自然神、社会神及其他神灵的信仰以及信仰与宗教迷信的区别,时间不多,可学生收获的却不少,还激发起一部分学生对中国文化史的探寻。
       二、因材施教,区别对待
       我院学生于系别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我教授的经贸系与艺术系为例,这两个系的学生就大不相同:经贸系的学生知识面较广,理解能力较强,常有“吃不饱”的感觉,在给他们上课时我不完全局限于书本,而是根据他们的需求与接受能力又给他们补充了一些相关的名篇佳作。如讲到柳永,我便从他的《鹤冲天·黄金榜上》谈起,讲述了柳永既蔑视功名而又不得不求取功名的矛盾心态。他之所以“奉旨填词”的原因,直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来源,再回到课本中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正所谓“知人论世”吧,他们在充分了解词人的不幸遭遇后,更加深了对作品的了解;之后,又将“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与“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作比,归纳出婉约派与豪放派的词的特点。这节课所涉及的内容多且广,但因扣紧主题,加上学生较强的洞悉力,所以并不为深涩。
       艺术系的学生活跃、感性思维强,有表演欲,他们的课其实在很多时候都可以上得轻松而生动,因为诗歌与音乐、舞蹈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艺术上的相通使他们具备更多的共同体验,这是不言而喻的。中秋节那天,我在音乐表演班上课。于节日的原因,我先给他们讲了中秋节的来历,并简单讲授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然后便让他们共同演唱这首歌。在他们深情地演唱后,我祝在座的各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气氛祥和而温馨,心与心的碰撞,就有情和情的交融,我深信这一点。而表演班的学生朗读的水平强于其他班的学生,上他们的课,诵读成了人人都争先恐后的事情。配上音乐,他们声情并茂的吟诵了《雨巷》、《乡愁》、《对月吟》……在他们富有激情的表演中,诗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他们开始体会到文字艺术的魅力,开始深信“腹有诗书气自华”——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收获更振奋人心呢?
       三、客观分析,敢于质疑
       马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要客观分析,一分为二去看待。在教学中更应如此。
       教材中选的都是文质兼优的作品,要一分为二的去看待问题需要用很强的思辨能力以及善于思考的习惯,且要从自我做起。例如袁宏道的散文《徐文长传》,刻画了徐文长的形象,他因性格狂放不羁,不容于世俗,在政治上很不得意,他怀着横溢的才华,伴着真狂与佯狂隐没于民间,困顿潦倒以终。立传者除了钦佩、惋惜文长的才气,同时也谴责了明代的政治气候。这篇文章该了解什么,该批判什么似乎都已经清清楚楚,但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从徐文长本人来看呢,也该一分为二。把问题下发给学生,他们便七嘴八舌讨论开了。最后我们得出统一答案:文章立传,是对徐文长的高度推崇,也是最深切的同情与惋惜;同时也表现了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但徐文长这样热衷于做官得志,不得志便怨愤发狂,也是不可取的。
       除了客观分析,培养学生不盲从、敢于质疑的能力也很重要。有先哲说过,怀疑就是方法,怀疑就是探索。因此,教师要敢于接受挑战,敢于肯定学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教学相长。例如,教授《诗经·关雎》时,就有学生对《诗经》为“诗歌总集”而不确信。这个问题我没有思考过,基本上所有的文学史书都明确地写着《诗经》是“诗歌总集”,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导向,一种约定成俗的说法。学生能提出,我非常高兴。课后,我便和学生一起到图书馆查证资料,果真看到较为可信的说法:《诗经》历时周初至春秋中叶,时间跨度为500多年,500多年间中国人不可能只写了三百多首诗歌,而《诗经》中诗歌的来源则有“采诗”、“献诗”、“删诗”之说,因此关于《诗经》较为准确的说法应为一部“诗歌选集”,“总”应解释为“汇总”。
       以上的教学过程,学生的配合是必不可少的。在不少时候,必要的争辩锻炼了他们的思辨能力,让他们在思考与表述中努力达到“流利、通畅、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标准,在世界文化精华的不断熏陶中,他们也慢慢的在具备文艺的审美能力和较为宽广的文化视野,开始用人文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吴彩云,海南海口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