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最近读到席星荃新近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散文集《记忆与游走》，很快便喜欢上了这本书。它叙述了作者故乡槐树畈村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命运，是一部厚重大气的史诗般的作品。限于篇幅，笔者仅就该作品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意识谈谈自己的管见。
       《记忆与游走》的现代意识首先体现在对人类家园的深情回望。当下，中华民族正在阔步走向城市化、现代化，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享受现代文明的好处。但是同时，各种各样的“城市病”日益滋生，困扰着人们的身心，所以人们都不约而同地会在精神深处怀念着故土家园，力求寻找到一种心灵的慰藉。回望家园便成为一种典型的现代人心理特征和精神现象。而现实中的家园——我们的乡村在很大程度上正在经历急剧的嬗变，人类记忆中的乡村已经变得模糊变得遥远，难以回归了。席星荃作品集中的大量作品都是回望家园的篇章，而不能把它简单地视为一般的“农村题材作品”。在这一点上，我以为《记忆与复原》、《虚幻的影像》、《远去的回响》三个小辑中的作品最为典型。比如《记忆与复原·绿草地》中，“大清早，太阳冒出东冈，草地眨眼亮起来，每根草尖上都有一颗露珠，光芒四射，一片灿烂。我走过草地，偶尔回望一下自己的影子，吃了一惊：头部周围竟然有一个辉煌的光轮！人移动，光轮也移动，永远在你的头部灿烂着！”这里的家园是多么亲切和富有诗意呵。再如《夏泳》：“可那是什么样的快乐呀？你赤条条的扑入水中，舒展两臂轻轻划动，微凉的水波亲吻着你的肌肤。”这是记忆中家园的那一泓潭水亲吻着作者的童年，亲吻着作者的情感和灵魂呵。但是记忆中的家园却不可能是现实的乡土了，永存于作者的记忆之中。这里，“亲切”也罢，“诗意”也罢，都不是作家叙述的价值所在，正如《石桥》所写：“每一次回乡见此变化，欣喜总是欣喜，却也不免有一点怅惘。”作者从这种消失中敏感到更深广的精神内容，因为这种嬗变或消失的背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压迫着人类，驱动着人类，走向一个并不能清楚看见的未来。这里的怅惘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一已之私的怅惘，它表达的其实是现代人的共同的情感，是对人类苦难和命运的终极关怀。
       《记忆与游走》的现代意识还体现在为正在渐渐走失的民族传统文化唱起了深情哀怨的挽歌。当我们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时代，那些带着农耕时代特征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大面积消失的危机。对这种文化现象的痛惜和无可奈何也是现代人的典型心态，《记忆与游走》中的大量篇什都表达了这种复杂情感。这种情感表达，在本书各章中均可读到，又以《似梦的游走》一章最为集中。《正在消失的乡下事物》中，我们看到，无数的碾与磨随着粉碎机打米机的出现而面临消失，陶器随着金属塑料等容器的出现正在消失，斗笠蓑衣随着农业机械的出现正在消失等等。在《收魂》中我们还颇有意味地看到了一种古老的技艺：“叶奶奶早已握住了我的右手，另一只手握住手指头，嘴皮动起来，听不清。间或又停下，跟母亲说什么。叶奶奶的手指微温而凉，从我的某一根手指头的指根摸起，慢慢地滑过三节指肚儿，到达指尖后再停一会儿，换到另一根指头。右手捏完了，换过左手。”在叶奶奶的几摸几捏之后儿童的病症竟然不可思议地消失，尽管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是难于置信的，非科学的，但它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它的消失尽管是必然的，但作者关心的显然是生命和灵魂的细微变化，是一种指向人的存在与灵魂的观察与描述。在这个上亿农民离开土地（不少家庭甚至锁了门，有的村成为空村）进入城市打工的时代，一条“老不走广，少不走川”的乡谚的失效，有着深刻的内在的灵魂性质。
       《记忆与游走》现代意识更体现在对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这是当下更为典型的现代人意识，也是本书与现实纠缠得更为紧密的地方。这类作品，在《卑微的日子》和《似梦的游走》中较为集中。我读《体验饥饿》，感到一种震撼：“那时候，我深深品味了饥饿的感觉。暂时的饥饿使人心慌腿软，冒虚汗，手脚颤抖。而长期的饥饿并没有锐利的痛感，那是一种慢性的虚脱，钝性的萎缩。你的胃里有不是食物的食物，却没有生命需要的营养；你的大脑被停止了供给，它麻木了，对外界不再有兴趣，不再有幻想，不再有渴望，甚至对食物也不再有欲望。这时的人已经处于半生半死的状态。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自己是饿死的，却没有太多的痛苦——生命已经麻木，感觉已经迟钝。”这种记忆，当是乡村社会的一种惨痛记忆。而《红薯》算得是为穷人两肋插刀的朋友。“红薯汤和太阳，是乡下人冬天的宝贝。”《豌豆》也跟红薯一样，是农民的贴心朋友：“春荒缺粮的四月，日子最难熬，豌豆早早结出头一批豆角，断粮的人家捡老的摘了，连皮煮熟当饭吃，从此不担心饿坏人。”即使责任制以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大了。农民依靠土地不仅不能致富，而且还得缴纳数额不小的各种不合理税费（从今年起国家已经全部免除了农业税，结束了长达两千年来的农业税制度），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享受的是一种非国民待遇。于是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拿着最低的待遇干城里人最不愿干的活儿，用农民的诚实和勤劳为城市的现代化添砖加瓦做贡献。这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说得清的话题，我们许多作家在此问题上常常失语，但席星荃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这一历史进程，并且用作家的良知表达了他的深切感受。《村里的废墟》中我们看到，村里出现了很多空房，“它们的主人大都长年在城市打工，广州、北京、上海……到处都有。”还有不少人去房空的，经日晒雨淋，便倒塌成为废墟，使乡村显现出一种破败的景象。城市化这本来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农民进城却往往是生计所迫，它不仅给城市带来了压力，也给农村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留守的老人儿童问题，如乡村文化的断裂问题等等，正如席星荃所言“我看到小村传统的当下命运——断裂已经呈现”。作品揭示的问题是那么丰富复杂，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当代政治对小村的风暴式的影响、传统文化的无可奈何的式微、地方风俗的嬗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乡民在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所曾经体验到的内心的幸福与精神的安宁、在急剧现代化过程中的不适与惶惑、失落与怅惘、无奈与痛苦……作者的情绪是相当复杂难言的。这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深深的忧患。但是，在这里作家表露的却不仅是社会学层面的忧患。弱势群体是世界性的现象，它是伴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出现的必然的社会问题，既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更是文化的、精神的。由于中国的国情，弱势群体有着自己的特殊表现，“三农”问题是首当其冲的最剧烈、最敏感的表现，具有标志性。“三农”问题不仅关涉农村发展的现状与未来，也不仅仅关系整个中华民族和谐发展（这当然是深远而迫切的）；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它具有某种精神性或灵魂意义，也即是说，作家揭橥的，不仅是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作为一个类的“人”所面临的深重困境。正如批评家谢有顺所言：“文学所要深入的是人性和精神的层面；文学反对简单的结论，它守护的是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记忆与游走》正是以其复杂、丰富与细腻体现了这一点。
       刘小平，诗人，现居湖北长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