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无它，唯写人而己”，而写人之真谛在于，写活人的灵魂，写活人的感情，写活人的气质，写活人的言谈举止与音容笑貌。即写活人物的“这一个”，真实地烛照“这一类”。因此，文学中的人物一方面是仅在书中存，脱离该书无的虚拟创造，而另一方面又是非但书中有、尘世终将出的必然趋势。经典文学之所以成为经典，离不开人物“这一个”的探索与创意。
“这一个”越是独特创新，千古难寻其二，便越有成为文学经典的可能。《
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这一个”文学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开端于“还泪报恩”的绝无仅有的荒诞故事，终结于一方为殉情而自我摧残以至毙命和另一方万念俱灰出家以求摆脱烦恼痛苦。此种写人记事的“这一个”，非帝王将相之功绩，也非才子佳人之俗套，巧写闺阁闲情，第一次为女性正名立传。其新颖若此，虽已经历百载春秋，但情节与人物依然历历在目在口，复活在读者的心目中。文学就是这样，“这一个”越是独其一而难有其二，便越容易长期植根存活于读者的心灵世界中。
“这一个”人物越是性格复杂几近乎两重性或多重性，便越接近艺术的真实。文字境界的至高处在于塑人，塑造出接近人世常态的真人，使其喜似凡人之喜，使其怒也如凡人之怒，使其忧也近似人类社会的芸芸众生。这样的人物，是极难简单地评判其人格的优劣与短长。例如曹禺笔下的周朴园“这一个”人物形象，既有魔鬼一般的无耻与狠毒，又有神父一般的慈爱与庄重。对待爱情既有自私阴冷处，也有无穷的忏悔与自责；对待妻儿既不乏威严施压逼其就范，更不乏一腔慈祥的关爱与柔情。文学的“这一个”就应当是这样：卑劣处连俗人也不耻，圣洁时连圣人都自叹弗如。正因为“人心各面，个个不同”，“这一个”人物的心灵与性格也终将兼具多面，犹如观览万花筒一般，读者所看的角度与所持的观念不同，结论自然千差万别。
“这一个”人物越是富有心灵的洞见与想象，便越具有生命的灵性与活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关注的是人的心灵，一国之文学显示的是该国人的心灵，一国之文学史展示的是该国在特定阶段的国民的心灵史，文学之妙在于反映了奇妙无比的心灵世界。正是由于该心灵世界追逐奇妙无比，所以触及到人的灵魂深处轻易察觉不到的病态心理。该病态心理凭借文学中有心灵瑕疵和缺陷的人物复活，并最终促成悲剧的不可避免。例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这一个”人物，近乎是一个疯子，其复仇的难以实现不是因为敌人过分强大，而是因为自己的心灵过于多虑和怯懦。所谓的“恋母情结”和“弑父情绪”恰恰证明了人类自身灵魂、心理的卑劣与阴暗。从某种角度说，哈姆雷特的复仇之剑不是砍向了敌人，而是剖己心以求自我拯救，虽然最终因失败告终，但依旧传达出人类自身对心灵的自我救护意识。
“这一个”人物越具有多层次性，便越赋予文学作品复杂而又深刻的多重内涵。《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活跃出多种层次、纷繁复杂的“这一个”：探春之才、熙凤之能、平儿之性、袭人之忠、睛雯之刚烈、黛玉之孤傲、宝钗之沉稳、湘云之大度、妙玉之脱俗、香菱之清纯……作者有意地安排贾宝玉去逐一面对、评判、筛选众多的“这一个”。在贾宝玉的眼中，理想的意中人，不是林黛玉，更不是薛宝钗，而是大观园诸青春少女的优点与长处的集合，譬如蜜蜂酿蜜，非博采众花，不足以酿成佳酿。然而现实中不可兼得，痛苦也终究不可避免。在贾宝玉的心中，大观园就没有真正完美的人，理想不在人间，所有人难逃污浊。洋洋大观《
红楼梦》，巧借“闺阁闲情逸事”，巧用“大旨谈情”之语，向人们唱出了多重意义指向的青春之歌、爱情之歌、人生之歌……
“这一个”人物越具有脱俗性，就越具有审美性。文学其美在奇异，在于打破世俗陋见常规。世俗往往以貌取人，人美则心灵必美，人丑则心灵必坏。文学则不然，“这一个”往往丑陋的外表下隐藏着美好的心灵，或美好的外表下掩盖着丑陋的灵魂。这种奇崛脱俗的创造，打破了读者惯常的审美期待视野。例如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喀西莫多，形体奇丑无比，但精神是那样的可贵，多么富有仁爱之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又例如《
红楼梦》中的贾琏空有外表的美好俊逸，却藏有令人作呕的卑劣心灵，一味骄奢淫逸，干尽了苟且偷合之事。文学之写美，妙在心灵的脱俗；文学之审美，则要求欣赏人应保持现实的观赏距离，并舍弃功利私欲杂念，用虚静之心发现奇美的“这一个”。
王飞，河南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