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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二十岁开始小说创作，蹉跎断续，四十余年，年逾花甲，重新提笔，创作了《受戒》、《大淖记事》等名篇佳构。作为一个“大器晚成”的老作家，汪曾祺对年龄是很敏感的，他在许多文章中谈及自己的年龄。从花甲到古稀，汪曾祺“静思往昔，如在目的”，其晚期小说创作也从而表现出浓厚的老年心态。
       一、近事模糊远事真，老去文思忆旧情。
       人之一生感情最深的莫过于故乡、父母和童年。离开故乡很远了，但故乡的蟪蛄之声尚犹在耳。“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故乡总是忘不了的，童年总是忘不了的。因为那里有我们最真挚的情感依托。对个体来说，年轻气盛的时候也许不会轻易觉察思乡之情；待到天增岁月人增寿，人在旅途坎坷寻觅，精神漂泊得久了，这时眷顾乡土的情愫，精神还乡的渴望便会表现得强烈而执著，因此老年人更喜欢回忆。正如泰戈尔的诗“旅客在每一个生人的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宫殿”。汪曾祺19岁离开家乡求学在外，四十余年坎坎坷坷，1981年他重回故乡，儿时梦、怀乡情被触发，之后他便开始了一个以故乡、童年为题材的小说创作高潮。
       黄子平曾指出“《受戒》、《异秉》的发表犹如地泉之涌出，使鲁迅开辟的现代小说的多种源流（写实、讽刺、抒情）之一脉得以赓续”。但同以往的乡土抒情小说相比，汪曾祺的回忆具有老年心态的特殊性：第一，如果说以往的乡土抒情小说长于绘，把童稚眼中的新奇世界细细描绘；那么汪曾祺则长于说，将老者倾心的典故风俗娓娓道来；第二，充满怀旧情调的叙事。同以往的乡土抒情小说相比，汪曾祺的回忆只是以过去为关照点，视角总是局限于过去，对过去的回忆不是用来与现在对比，也不是为了展望未来，时态上缺乏延展性，小说氤氲着浓厚的怀旧的情调。
       汪曾祺认为：“小说就是回忆”。与其40年代的小说创作不同，这一时期汪曾祺沉湎于对以往生活的回忆，多是以他生活过的高邮、昆明、北京、张家口为题材选择的背景，几乎没有什么当下现实的题材。从85年开始汪曾祺遇到了题材越写越狭小的问题，92年以后他把写作的重点从小说转到了散文。“庾信文章老更成”，一般来说，青年人富于直觉，老年人长于深思。感慨较深、寄兴稍远，写散文的确是明智之举。
       写散文的同时汪曾祺仍从事小说创作。部分小说素材在散文中已经出现过，小说只是把它们移植过来或扩展而成。他曾说：“老态之一，是记性不好。但是一些旧事，包括细节，却又记得十分清楚”，许多小说因此显得很琐碎。特别的是，在去世得前一年（96年），汪曾祺对“文革”中自己熟悉的人和事进行了集中回忆，用几个系列的小说暴露“文革”期间扭曲的社会文化心理，具有了其以往小说不曾有过的批判性。
       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
       老年心理学家发现，随着对现实的看透，老年人对现实生活中的追名逐利逐渐淡薄了，对充满矛盾的谜一样的人生旅途，有了自己的认识。他们悟到了内心诗的祈祷，开始以平等、平和、善良的眼光来看待人，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汪曾祺也是这样。在四十年代的小说中，汪曾祺对笔下的人物是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嘲弄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八十年代初他对人物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汪曾祺的这一变化可以从《职业》的首稿和重写稿的对比阅读中直观的看出来。
       《职业》的首稿写于47年，83年重写稿发表。从前者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日渐油滑的小孩，已经没有了质朴的气息，处在社会的低层，但仍欺负比他更弱小的人，露出阿Q的尾巴。从叙述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厌恶、嘲讽的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他学“捏着鼻子吹洋号”，孩子显得更玩世不恭，读者也就更厌恶了。后者与此不同，作者先描绘出各种吆喝声，把它们定格成为一种人生的背景，这时小孩出场了。从作者主观色彩浓厚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质朴、勤快的孩子，生活的苦难虽早早压在他的身上，但他非常懂事。作者对他充满了怜悯、赞扬之情。在这层层渲染的背景下写他学“捏着鼻子吹洋号”，会让人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悲叹：“他还是个孩子”，悲悯之情，油然而生。
       这种态度变化当然不是偶然的。汪曾祺曾说：“‘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我对笔下的人物是充满同情的，我并不鄙薄他们，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在汪曾祺笔下，王淡人、谈甓渔、高北溟等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不求闻达、急公好义、正直磊落、待人以诚、重名节、讲情义、施仁爱，他们寄托了汪曾祺的道德理想；在明海、小英子、果贩叶三等普通劳动者身上，作者看到了自然率直的人性，淳厚质朴的人情，乐观健康的生活情趣和勇敢执着的生活信念，他们寄托了汪曾祺的世俗理想；就算是对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的李三和愚顽不化、萎靡不振的八千岁之辈，他也没有尖锐的批判，只是给以温和的嘲讽。“我写的人物，有一些是可笑的，但是连这些可笑处也是值得同情的”。温情和悲悯紧密相连的，对笔下人物善良的品格，汪曾祺用温情的笔调细细描述；当造化弄人、人物命运多舛的时候，他的笔下又自然流露出悲悯的情怀。
       当汪曾祺处在小说创作高峰期的时候，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日趋繁荣。悲切的伤痕文学、沉痛的反思文学、激昂的改革文学悉数登上文学大舞台。汪曾祺倾心于追怀往事，用温情悲悯的态度来对待人物，因此他的小说建构了一个和谐、美好的人性世界，同主流文学保持了较大的距离，有研究者也因此指出，“真正是新时期步入人性的历史门槛的，不是《班主任》(刘心武)，而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
       三、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五十知天命。当一个人经过了孤独、苦闷、迷茫以及孜孜不倦的探求之后，许多复杂的世事在他眼里反而变得简单明了。这是一种超越。年逾花甲的汪曾祺正处在这样一个“蓦然回首”的境界。几十年的政治风云和文学潮汐过去了，留给他的是通达，通达就是对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通澈，不容易着急、生气、发牢骚；是淡泊，淡泊是文品也是人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的生活；是幽默，幽默就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用一种超功利的眼光看世界，则凡事皆悠然。这种达观知命的心态寄托在他笔下人物的身上，形成了一个具有平和散淡性格的人物系列：《故人往事》中收字纸的老人，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常如小年；《故乡人》中的王淡人每于看病之余，临河垂钓，一庭春风，满架秋雨；《徙》中的谈甓渔傍花随柳，信步所之，喝得半醉，找不到自己的家。
       汪曾祺的这种达观知命的心态是其晚期小说创作中所特别流露出的。这从《异秉》的重写中可以明显看出来。48年的《异秉》是对生活的一声苦笑，揶揄的成分多，甚至有点玩世不恭，对世事彷徨、无可奈何。汪曾祺说：“我自己找不到出路，也替我写的那些人找不到出路”；80年重写的《异秉》不仅对下层市民有了深厚的同情，而且通过王二勤劳致富的描绘，从侧面告诉人们命运的真实——“干什么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汪曾祺说：“这些小说所写的人和事，大都是我十六七岁以前得到的印象。为什么我长时间没写，到了我过了六十岁了，才写出来呢？大概是因为我比较成熟了，我的世界观比较稳定了”。
       汪曾祺90年代的小说特别是《当代野人系列》中大规模出现“死亡意象”，在作者笔下，人活一世，草活一秋，许多人都死了。然而死又是不一样的：善良淡泊的人活到九十九，无疾而终；心胸邪恶的人总是心肌梗塞而死，就是死了，人们也不会记得。当然活着更是不一样，好人靳元戎现在还活着，满头白发，四两衡水老白干照喝不误；坏人郝大锣没当上局长，倒得了小脑萎缩，生不如死。同期他写了《却老》、《祈难老》、《老年的爱憎》等散文。在文中他写道：“我不太怕死，我是希望多活几年的，我要多看看”，他甚至说：“看相的说我能活到九十岁，给我看过相的都说我能长寿”。把两者结合起来，汪曾祺这一时期的老年心态便不难发现：在这些“死亡意象”中死亡同达观知命的人生姿态，同善恶终有一报的道德判断联系在一起，而汪曾祺正是一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
       汪曾祺晚期的小说之所以具有和谐、自由，古雅、素朴的审美风格，同他创作中的老年心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随着题材的越写越狭小，老年心态消极性的逐渐显现，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也遭遇了困境。虽然是“衰年变法谈何易”，但他仍积极探索“新笔记体”，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认真地学习青年作家的创作，有意识地溶入更多的现代主义，部分克服了老年心态的消极影响。这种态度尤其值得推崇。
       游云，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