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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滢闲话》是陈西滢一生的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其中包含了他对时事和文艺的独到见解和评论。也是我们了解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坛动向的重要资料。在这78篇的闲话中，文艺和文化评论仅有30来篇。但从这为数不多的评论中，我们却可以窥见作为评论家的陈西滢对文艺的知性的敏感和理性的剖析，更可以洞察到他无可代替的评论个性，以及隐藏在文字背后作家永远无法平息的文化矛盾和焦虑。
       一、《西滢闲话》中文艺短评的语言艺术特点
       闲话，顾名思义就是“闲谈”，无所束缚的非正式讲话。陈西滢正是用这种独特的文体来传达他的创作主张和文艺思想。其“闲话”虽闲而不浮，虽杂而不乱，文笔酣畅，犀利活泼。台湾的浦薛风称他的散文“最属显而易见者，厥为文章之优美。此盖指词句之流利，笔调之轻松，以及情趣之幽默，一若脱口而出，信手写来，毫无推敲之痕迹。实则炉火纯青已臻上乘，故能由灿烂而归于平淡。”
       《西滢闲话》中的文艺评论，涉及内容广泛而且新颖，既具有时代性又有超前性。这些内容包括：戏剧问题、版权问题、文化冲突问题、电影制作及影评、文艺创作问题，还包括新旧文化问题以及文化实绩的总结等。综观每一个问题，都显示了他作为评论家的敏锐眼光和睿智反应。其中，保护善本问题、报刊杂志问题等有关文艺边缘性的话题，也被纳入他的评论视阈内。而且这些问题在当时的中国被提及或研究的不多，而他却能够从众多的文化现象中抽取出如此多细微而又有价值的话题，并对此做严肃认真而又客观的评论，我们不得不叹服他评论眼光的独到和机敏。
       陈西滢的《闲话》，新月派与现代派成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诗人徐志摩曾在某篇文章里评介当时作家，提到陈源时曾说他是正在仔细琢磨他的笔触，功候到了，那支笔落在纸上，轻重随心，纵横如意……”梁实秋也说“西滢笔下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并且他还将陈西滢和周作人、鲁迅、胡适、徐志摩并列称为“散文五大家”。虽然其中不乏溢美之辞，但也反映出他的闲话风格已自成一家。
       《闲话》中的文艺评论都短小精悍，用词精到有力，文笔修饰晶莹透剔，更无半点沉滓饶其笔端。其行文随意从容，不呆板，不忸怩，不滑稽，不含混，明快、自然、质朴、有趣也有味。谴词造句都遵循他所谓的“经济原则”，言简意赅。偶尔也有美妙精当的比喻贯穿其间，反语、快语、警语、睿语穿插其中，致使他的散文细密、雍容而又幽默新奇。
       二、《西滢闲话》中陈西滢的文艺思想
       《闲话》中陈西滢广阔的评论视野和质朴平淡幽默的文风，都来自于他对于艺术和人生的个性化的体悟，虽然这些文学思想和人生感悟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但是将零散的文艺思想加以整合，我们可以发现陈西滢对艺术创作的规律具有十分理性的见解和更具感性化的表达。
       创作态度要端正，要有人本精神。在《创作态度和动机》中，他认为艺术品的产生，没有纯粹的创作冲动，只有混杂的创作动机。他认为一流的作家“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着普通读者的心理。”而二三流作家却因外界的名与利的干扰而态度不端正。
       他还认为艺术应该以人为本，以人为归宿，艺术家要怀有博爱的精神，用艺术驱散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实现人与人的自由平等。同时，只有心怀信仰理想而创作的艺术家，才是伟大的艺术家。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主义精神在他的创作理论中也表现的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他还提倡艺术的借鉴与创新。在新戏剧的提倡中，他认为“旧戏具有不可掩蔽的动人的魔力”，在声、乐、色、动等方面优越于新戏，而“戏剧是民众的艺术，尤其是娱乐民众的艺术”，那么真正艺术便是应当走另一条路——一种收旧戏之上，而弃旧戏之短的创造”。这在戏剧创作理论上无疑是一种中西戏剧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构想，也是他对戏剧创新的一种创造性的见解。
       在线装书与白话文的讨论中，他一方面认为线装书不可不读，但另一方面，其中“古人的积弊既久，同化力非常的大”，一受了它的毒，则会使个人思想受到它的排挤。所以在文学方面，中国要吸取西方文学的inspirt,移植西方的花木，培养得法，便可得色香与原来大异的美本。
       因此，他一方面提倡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另一方面主张西方文学的借鉴。二者的完美融合便是他世界文学的构想。也是他与同时代的胡适、林语堂等其他作家所共同期望的文学理想。
       而且，他还提倡艺术创作要注意经济原则的合理运用。 “经济”这个词在《闲话》中出现的频率很高，特别是对电影制作成本与艺术成效问题进行的探讨，艺术的经济原则运用的极为充分。经济的手段，即用“最少的力量获得最大的效果”，艺术里面“经济是要紧的”，而且他也极其推崇贾波林在电影中的“暗示方法”和“艺术的节制”。他认为艺术要从投入与收效的关系角度，注意叙事的含蓄与编排的经济，以最经济的手段获得最大的艺术收效。同时，在艺术创作中也要杜绝经济原则的乱用。例如，以著述的数量来衡定学术和艺术水平，只会助长抄袭和盗窃之风，此种方式虽然经济，但后果严重。因此，在文学中运用经济原则时要以作品的实效和价值为标准。
       从经济原则来探讨艺术问题，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究其原因，这与他的知识体系有关。他在国外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以经济的眼光来看待文学艺术也是顺其自然的，但这也为他的评论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参照体系，从而形成了他多维的评论视角。
       三、陈西滢的文化心态探索
       综观陈西滢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艺思想，一方面他在讲求创新和改革，追求西方的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在推崇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具有中国士大夫文学的儒雅与潇洒。在他身上，中和着中西两种文化态势。而他的闲话就是在漫不经意间渗透着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陈西滢十五岁赴英留学，二十六岁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的十年里，英国的萧伯纳、法郎士等自由主义文学家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求学巴黎大学的经历，又让他对启蒙主义有了更透彻的感悟。他说自己中了“英国自由主义的毒”，另一方面他又非常赞赏罗曼·罗兰的精神和信仰，“他的信仰，是人类的同情，世界的和平，爱真理和公道，厌恶种种的卑劣和虚伪”。而且，要用为了信仰而牺牲一切的精神去创作有价值的艺术品，来“沟通人类的同感，驱除人类的隔膜”。因此，在他的《闲话》中具有极强的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色彩，平等、自由、博爱、正义等都成为他建构文学体系的基石。他还主张在看戏听音乐的“娱乐”中去启发、训练、节制情感，开启国人的民智。这是一种在文艺中用理智来节制情感的方式，体现着他对理性的宣扬。因此，西方的人本精神、理性精神给予了他对文艺进行改革的勇气，指明了文艺前进的方向。
       但另一方面，他大张旗鼓宣扬改革的同时，血脉中传统文化的因子也在跳动。在对待旧戏和新戏的态度上，在白话文的提倡和线装书的拾与弃的争论中，他都没有作出绝对的结论。甚至前后矛盾，语无伦次。而这就是他闲适文风下的逻辑和理智上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同时代的其他留学海外的作家不可避免的。陈西滢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受诗书的熏陶，因而传统已深植于他文化建构的底座之中。
       所以，他的国外经历“导致了他陷入世界性不可避免的矛盾心理状态。既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熟悉西方的现代文明。在这两种文化之间，他始终处于彷徨不定，犹豫不决的境地”。著名史学家钱穆认为“通伯先生那一篇意见，既不站定在鸿沟之这一边，又不站定在鸿沟之那一边。…通伯先生，固然不失为当时一新人物。据我此刻想来，通伯先生在当时，究是与一般新人物之间也有距离”。因此，陈西滢自身的文化体系不仅是与新文化有距离，而且与传统文化同样有距离。
       《西滢闲话》中，鸿沟两侧对立清楚尖锐，但他却无法倒向任何一边。一方面当他看到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中国文化垢痹深厚时，他就主张取法于西，改造中国，呈现出反传统的文化态势。另一方面当传统文化处于优势地位时，他又主张发掘传统中的积极因素，提倡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又呈现出“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势。对于具有双重智慧的他来说，中西两种文化始终是不平衡的，以西方为参照，中国若固守传统则就没有新生的希望，以传统文化为参照，任凭西方文化纵横中国，那么中国文化就有被冲跨的危险。所以，他就只能徘徊在两种文化之间，不能作出一种单向的文化选择，从而呈现出中庸的文化态势。
       因此，《西滢闲话》中看似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实则暗滔汹涌。文化认同的焦虑一直存在于他的血液之中，致使“闲话”并非“闲话”，而是他与同时代其他留学者的心灵矛盾与撞击的见证。
       冯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