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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是，它作为一个沉痛的记忆从来没有从我们的民族心灵中抹去。小说也一直以文学的形式承担着这个记忆。在抗战的背景下对民族文化进行思考，是几十年来文学记忆的重要内容。抗战期间，人们希望抗战能成为我们民族觉醒的契机，扫除我们民族文化的痼疾。这一度也成为当时的共识。老舍等作家坚持进行文化思考，新时期以来也陆续出现了一批思索文化与抗战的关系的小说作品。从老舍到新时期的坚持文化探索的作品中，我们分明感受到深深的焦虑。战时小说中，难以真正发现传统文化的积极力量。到了新时期的小说中，种种因袭的文化重负和新兴的商业文化的冲击使文化革新的希望仍然只是泡影。
       战时抗战小说中，自觉地进行文化思索的作品有《八十一梦》、《憩园》、《四世同堂》等。而思索最为刻意、最为典型的是《四世同堂》。我们之所以说他刻意，是因为老舍在这部作品中直抒胸臆地在故事情节中穿插了几十段有关文化的议论。这部作品长达百万字，老舍应该有足够的笔力把他的思考充分蕴含在故事进展和人物刻画中，但他没有。显然，对于文化的焦虑使他缺乏足够的耐心和从容，急于表述他对于文化的思索。表面看来，老舍对传统文化的两面性做了客观公允的反思和分析，一方面肯定了促使人们走向觉醒的正面文化力量，同时也反思了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但实际上，老舍并没有这样全面的收获。我们可以发现，那几十段议论大都是对于负面文化的剖析和批判。老舍的忧虑因此表露无遗。老舍希望正面的文化能够成为抗战的力量，但他收获的只是失望。祁天佑、祁瑞宣、钱墨吟似乎是最能体现正面文化因素的形象，但祁天佑在受辱后所能做的也只是投水自尽，这样虽与那些“偷生”者分割开来，逸出了老舍批判的“偷生”者行列，但距成为抗战力量仍然很远。祁瑞宣陷于“家”与“国”的冲突，所能做的除了在弟弟百般恳求后同意他去抗日，自己洁身自好不与冠晓荷等汉奸同流合污以外，并做不了什么。至于钱墨吟，即使在儿子为抗日而壮烈牺牲以后，仍然一直是个隐士。只是在受尽了酷刑并家破人亡之后，才终于投入了实际的抗日斗争。设若没有这些遭际，他仍然会是一个独善其身的隐士。长期的文化修炼并不能让他走出书斋，一时的家破人亡和酷刑就使他立刻踏上了救亡的险途。所以，他的投身实际抗日斗争与文化正面因素的激励并无多少关系。因此，我们不能不怀疑，老舍企图发掘的正面文化因素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抗战。老舍分明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议论不是对民族文化正面因素的盛赞，而是对负面因素急切的焦虑思索。巴金的《憩园》、张恨水的《八十一梦》等同样是对文化进行思索，但更缺乏对传统文化正面因素的发掘，也是立意于焦虑的文化批判。《憩园》展示了封建文化的腐朽和没落，杨梦痴的人生结局展示出了金钱长宜子孙的传统文化观念的消极影响。《八十一梦》则力图说明，抗战并未使传统文化中积淀的奴性思想完全荡涤。坚持文化思索的作家们希望传统文化能够在抗战中蜕旧变新，但严酷的现实使他们更多发现的是传统文化的痼疾。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老舍没有执着于向传统文化挖掘抗战力量，而是另寻异途：民间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力量的发掘让老舍深感失望，他借笔下的人物瑞全向民间文化寻求力量。瑞全逃出北平，在远离城市的山村抗日，他曾这样评价山村：“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与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些腐烂了的城市，像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抗战结束以后，由于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由于战争的胜利，关于我们民族的觉醒的文学叙述长期盛行，文化批判被长期搁置。一直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意识的复苏和高涨，关于抗战的文化思考才又开始得到延续。这个思考首先是从老舍所肯定的民间文化开始的。较早进行这个思考的是诞生于文化寻根热潮中的《红高粱》。莫言试图在《红高粱》中发掘民间文化的力量，张扬生命活力。对于它，我们以前的评价总是肯定它对于民间文化的生命伟力的张扬，但这部作品中的一个细节一直没有受到重视，那就是任副官这个人物的设置。余司令的抗日队伍虽然每一个都是英雄，但如果处于散乱的原始状态，仅靠原始生命活力的维系，并不一定能有多少战斗力。任副官教这支队伍唱抗战歌曲：“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为了整饬军纪，强迫余司令枪毙了他的亲叔叔。小说没有进行更多的描写，但我们完全可以意识到任副官对于这支队伍所起的作用。他的存在为这支队伍灌输了国家观念、科学管理的现代理念。老舍先生肯定民间的力量，但是《红高梁》却让人深思：民间的懵懂如何在限制着自身的力量。遗憾的是，这个思考是作品自身的透露的信息，而非莫言的自觉探讨。莫言的并非要模仿曲波的《桥隆飚》，复述民间抗战英雄在党领导下的成长，他是要张扬民间的生命力，而任副管的存在与这个意图严重冲突，于是他不得不让任副官早早擦枪走火牺牲。他死后，余司令是可以尽情张扬生命力了，但他的生命力由于缺乏理性的约束不可避免地部分消耗在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军队的冲突上。如何能张扬勇武的活力，摆脱祁瑞宣那样的偷生苟安，又有现代理性的节制，这是莫言没有解决的难题。民间文化的愚昧麻木对于抗战力量的消耗更使人觉得沉痛。张者的《零炮楼》中，在抗战的间隙，两个村庄之间并没有因为外敌当前停止毫无意义的争斗。显然，这些思索延续和深化了老舍对于文化的焦虑思索。
       在《四世同堂》中，“家”与“国”的冲突是老舍思考最多的一个内容。尽孝与尽忠的矛盾难以解决，国家要他作战士，家庭要他作孝子，使祁瑞宣陷入深深的痛苦。老舍忧虑于家与国的冲突怎样阻碍了抗战力量的生成。新时期以来的抗战小说对此持有的忧虑更为深重，明朗地发现了这个冲突如何妨害了抗战的力量。刘金忠的《故渎》中，龙泉村的宋氏族长深明大义，支持族人宋景周成立了抗日义勇军，但他却指示“建团之义，首在保族保家”。他不顾军事需要，不准义勇军离开村庄，因为“义勇军首先是龙泉村宋家的义勇军”。在“家”的制约下，这支义勇军的抗日英雄们无法避免牺牲的命运。在对这个冲突的选择中，一旦把“家”置于“国”之上，这个冲突就会成为产生汉奸的渊薮。也是在《故渎》中，一批汉奸纷纷出笼，因为“家”总是比“国”具体实在，伸手可及。他们认为，如果日本人能够像满清那样成为新的统治者，他们就会成为开国功臣，为自身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辛列平的《汉奸》中，汉奸吴守仁的话非常露骨：“若不是日本人打进中国来，我瞅准机会投靠了日本人，我怕到现在还守着娘在村里受苦哩！”
       其实，最深的焦虑不是源于对于历史情景的探究，而是来自对现实情景的担忧。老舍的忧虑因为对当时他所处的抗战时代文化力量的思索，新时期的抗战小说最深的焦虑同样是来自现实情景的触发。抗战过去几十年后，能够以历史和现实进行对照是新时期抗战小说为战时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凭了这个优势，新时期以来的许多抗战小说在一部作品中，跨越时代，实现了历史和现实的对照，检视我们的民族文化。检视的结果是，种种民族文化的痼疾依然根深蒂固。《汉奸》中的吴守仁要让爹进祖坟，为此折腾了四五次，死了许多人。当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时，跑到日本做了大商人的吴守仁让儿子回乡为父母重修坟墓，竟意外地顺利，因为他可以出30万元。各级领导也来参加坟墓落成仪式。村里唯一参加过抗战的吴狗狗愤怒不已，儿子却说“若叫我也能发财，入了日本籍，我倒宁可当一回汉奸！你给我说说看，汉奸哪一点不如你？”当有人提醒吴守仁是个汉奸时，人群中马上有人说：“这都什么时代了，……别把中日关系也破坏了！”就这样，30万元的外资，便让历史都给淹没了。叶广芩的《风》里，一位日本老人托人寻找当年的一个汉奸时，竟然在利益的驱使下出现了许多冒牌的汉奸子女。他们的理由是：“老辈的恩怨老辈去了结，我们不能替老辈背黑锅，替老辈偿还民族恨一类的债务。”张华亭的小说《葬海》里，当年日军挖了一个小海湾，“将刀架在大人、孩子的脖子上，互相比赛着往海湾里削，看谁削得远……。”老人的父亲、母亲、妻子都死于这场血腥屠杀。现在这个海湾长出了海参，孙子捞海参发了财，于是感慨：“日本人好哩，亏了日本人挖这大湾……”
       当年鲁迅先生痛切批判了阿Q对于遭受的屈辱的麻木和健忘，而这么多年以后，我们国民的精神状态仍然如此令人焦虑。如何建设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这是抗战小说的焦虑，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焦虑。
       邵国义，男，山东东明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