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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而又独具风貌的支流，台湾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台湾的体现和延伸。二十世纪初，同在封建思想压抑和摧残下的台湾小说，和大陆一样，也是以“咆哮”和“呐喊”的声音向世界报到，其内容和“五四”新思想应和，因此可以说：“台湾小说不仅诞生在中国小说的母体内，而且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1]
       台湾新文化运动初期，一些作家便保持着和大陆统一的文化思想。随着大陆乡土小说的孕育、诞生与发展，台湾乡土小说也应运而生。其乡土小说和大陆一脉相承——描绘一幅幅黑暗社会和悲苦人生的图画，真实再现社会现实。台湾乡土作家用通俗流畅的白话文揭露日本警察残害百姓，田主厂商盘剥佃农的罪恶行经；他们着力描写小市民、知识分子的愁苦和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青年男女的悲哀，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社会抗争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台湾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氛围，早期台湾乡土小说在内涵上还具有不同于大陆的特点，即台湾乡土小说发轫时具有反对日本殖民文化、反对日本黑暗统治的民族性。因此第一代台湾作家赖和、杨逵等人的作品，反映了殖民文化统治下台湾人民的生活悲剧，洋溢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感；传达出台湾人民为了保持自己的民族尊严和文化特质，不断地与统治者抗争，与“皇民文化”做殊死搏斗，捍卫民族文化传统的斗争精神。因而早期台湾乡土小说中悲剧意蕴凸显，其悲剧意蕴中内涵着民族意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台湾两代乡土小说作家，从对封建思想和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生活悲剧静态展示，到表现台湾人民反封建反日本殖民统治的悲壮与崇高的动态悲剧，在台湾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冰雪压服下的“默默幽愤”——滴血的心在诉说
       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二十世纪初的台湾也深受中国封建思想的影响，台湾人民也深受封建统治的戕害。因此台湾新文学在其孕育过程中，就关注着封建伦理道德桎梏下的下层百姓的命运。从历史学的角度拷问台湾早期乡土小说中的悲剧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台湾人民处于双重迫害之下：他们既受封建思想之毒害，又饱尝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痛苦。他们既遭受着孤儿的创伤，又遭受着生活的灾难。因此，台湾早期乡土小说充盈着文化悲剧的因子。“因而，人类的悲剧意识，虽然往往表现了人在时间活动中因社会与历史的局限而遭致的痛苦和磨难，却深根于人作为有情欲的存在物，它的与生俱来的苦恼和矛盾。生存与死亡、理智与情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长期困扰着人类的内心世界，人的诸种实践感觉都不可摆脱地溶入了这种悲怆的意识，整个人生体验都浸泡在这种种困扰、进退维谷的悲剧性境遇中，它酿制了人类永恒的悲剧。”^[2]台湾人民在双重压迫下生活中充满了悲剧，他们争取自由、民主，反抗殖民统治的过程也充满了悲壮感人的悲剧故事。
       赖和被誉为“台湾的鲁迅”，是台湾乡土小说中封建思想的批判者，是台湾早期乡土小说悲剧精神的开拓者。他的作品继承和运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揭露封建思想造成的台湾人民的生活悲剧，意在唤醒民众的无畏精神。他的创作动机十分清楚，使命感非常强烈。那便是“忠忠实实地替被压迫的民众去叫唤”，以“民众的先锋，社会改造运动的喇叭手”自誉，鼓起最大的勇气，用自己全身的力气，去“嘹亮地吹奏激励民众前进的进行曲”。^[3]他的小说《可怜她死了》是台湾早期悲剧作品的代表作，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广大农村妇女共同的悲惨命运。因为贫病交加，又无钱纳税，阿金的父母把十二岁的她卖给阿跨仔官家做童养媳。过了五六年，正当阿跨仔官准备为阿金和二子完婚时，厄运降到她家。丈夫和儿子因参加罢工风潮，被残害而死。两个女人的生活全靠阿金洗衣服、编草鞋所得维持。为了不让阿跨仔官受苦，阿金做了富户阿力哥的外室小妾。但阿力哥并非是爱阿金，只是想从她身上寻求家中妻妾不能给予他的、满足他的性需要的技能。阿金怀孕后阿力哥就抛弃了她。后来阿金在河边洗衣服时精神恍惚坠河而死，临死前还牵挂着无依无靠的婆母。阿金是赖和乡土小说中一系列受难者形象的代表。作者通过对阿金一生的描述，揭示了造成其悲剧命运的根源，抨击了封建社会童养媳制度、蓄妾制度的罪恶。阿金的悲剧是不觉醒的、不反抗的悲剧，是静态文化的悲剧的展露，是封建思想禁锢下的下层农民的命运悲剧。阿金的悲剧激起了人们的同情与怜悯情怀。小说末尾阿金死后，阿力哥又在托人替他物色新的供他泄欲的小女人了。作者在刻意表明：社会还在拷贝着同样的悲剧故事，这更加强了作品的悲剧色彩。
       由于台湾特定的几度飘零的历史环境，台湾乡土小说又是一种民族文学形式，属于台湾文学，早期台湾乡土小说均带有浓厚的民族气息。在日本殖民文化笼罩下作拼命反抗的台湾小说在内容上都昭示着同一主题：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痛苦、反对异质文化斗争历程的艰难。这一旨归注定了台湾乡土小说充弥着悲剧气氛。虚谷的小说《无处伸冤》揭露了日本统治者残害台湾人民之有恃无恐，揭示了人民在日本统治下忍辱负重的悲惨景象。杨云萍的《秋菊的半生》描写了贫穷人家的弱女子被压迫被蹂躏的痛苦。杨守愚的小说《鸳鸯》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故事揭露了日本统治的残暴。鸳鸯天生丽质，家中有一个因工残疾的丈夫和一个刚满月的婴儿。为生活所迫到日本人经营的农场当女工。不久被日本监工奸污，她因羞怒而离家出走，她的丈夫满怀愤恨自杀于火车轮下。
       重笔描写了封建毒害和日本统治下的人民之痛苦是早期台湾乡土小说的主要悲剧内涵，这也是乡土小说中悲剧产生的主要原因。“以温饱问题作为产生悲剧的重要背景以及悲剧中的重头戏，这在西方悲剧史上极为罕见。西方悲剧追求崇高，而中国悲剧以苦为重，于此可见一斑。”^[4]台湾早期乡土小说和大陆乡土小说一样反映着普遍人民的生活，描述着他们的人生悲剧、命运悲剧、人格悲剧。是对劳动人民在沉重压迫下苟生的悲剧的静态描写。通过这种静态悲剧的展示，启蒙人们觉醒，促使他们为自由、民主、民族的解放而抗争。
       二、冲破重压的“玫瑰花苞”——不屈的灵魂在抗争
       随着台湾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台湾民众的民主、民族意识爆发了，他们开始向封建思想、向日本殖民统治开战了。“悲惨的命运只能引起悲哀，而至死不移的对抗才完成悲剧人格从悲哀到崇高的升华。”^[5]当中国的静态传统文化受到撞击，现代动态文化中的“力”开始激起人们的反抗与斗争。渴盼民主、自由，渴望摆脱孤儿情结似乎成了台湾人民的“集体无意识”，他们觉醒了，勇敢地站起来，用生命去书写反抗日本统治、反封建的动态文化层面的悲剧故事。赖和、杨守愚、杨云萍、吴浊流等一代作家“铁肩担道义”，用手中的笔真实再现了台湾社会现实，表达了自己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异质文化侵略的斗争意愿，显示了力透纸背的抗争精神，见证了台湾这段悲壮的历史。
       “综观赖和的全部作品，我们常常为作品强烈的民族意识、昂扬的民族精神、浓厚的民族情感及鲜明的民族风格所感动。赖和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思，描写日据下台湾骨肉同胞的遭遇、处境、愿望及他们的斗争，揭露殖民社会的黑暗，显示出一个以笔为武器的民族革命战士反帝爱国的博大胸怀。”^[6]他1926年创作的《一杆秤仔》不仅反映了日本残暴统治下的台湾人民的悲惨命运，而且把作品的主题旨归定于台湾人民开始觉醒、开始反抗的悲剧精神的张扬上。他用主人公秦得参的悲剧昭示人们，用秦得参的精神和行为鼓励人们去斗争，作者的用意是在“吹起战斗的号角”，高扬“生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意志。杨守愚的小说《黄昏的庶园》中文能和桂蕊是一对有骨气的青年夫妇，是与日本统治者势不两立的反抗斗士。秦得参、文能、桂蕊们的行为和精神成为台湾人民抗争的“原动力”。
       随着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乡土作家的笔下出现了一批悲剧性的英雄人物。杨守愚的小说《决裂》中的主人公朱荣，放弃优厚的职业，成为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并为此献身，上演了一幕与强暴英勇斗争的普通革命者的“英雄悲剧”。“20年代中后期，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的社会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当时有不少作家为这种斗争运动所吸引，有的还投身其中，因此这方面的主题和题材就成为他们关注与揭示的新焦点。”^[7]最能反映这一时期台湾人民斗争之悲剧精神的是杨逵的作品。这位被称为“压不扁的玫瑰花”的爱国主义作家，一方面积极投身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另一方面以文学作为改造社会、服务人生、实现理想的武器。他的作品没有驻留在对反动统治者的揭露和对劳动人民同情的层面，而是着力于表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抗争过程。《送报夫》通过主人公杨君家破人亡的悲剧控诉了日本统治的血腥与残暴，表现了主人公不畏强暴，至死不屈与黑暗统治斗争到底的崇高精神。
       30、40年代，侵华战争爆发，日本在台岛用武力推行“皇民文化”，竭力摧残新文学运动，企图以殖民文化消解中国文化，达到其吞并、占领台湾的目的。但是不少台湾作家没有屈服于殖民当局的淫威和压力，他们用各种条件和形式，传续着新文学运动的香火。吴浊流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作品反映了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精神的痛苦和悲愤，生活的辛酸和苦难，是对赖和、杨逵等乡土小说中悲剧精神的继承。小说始于凄惨、终至悲壮，意绪悠长饱含悲剧意蕴，是一首悲壮的长篇“叙事诗”。叙写了胡太明这个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苦苦挣扎的台湾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苦闷的彷徨后，最终觉醒，投入到抗争中。小说结尾处胡太明的誓言“汉魂终不灭，断然舍此身”、“六百万民齐蹶起，誓将热血为义死”和他的“疯狂”行为，正是赖和、吴浊流等一批台湾作家在乡土小说中动态悲剧精神的“力”的张扬。这种“力”就像杨逵在小说《压不扁的玫瑰花》中描绘的一个场景：一个很大的沉重的水泥块下，一棵玫瑰花，竟从小小的缝隙间抽出一些芽，还长出了一个拇指大的花苞。这“玫瑰花苞”不正是日本军阀铁蹄下台湾人民那“不屈的心”的象征吗？这“不屈的心”中不正蕴涵着巨大力量和韧性吗？正是这股巨大的力量汇集成了台湾人民轰轰烈烈的反殖民统治、反黑暗势力的抗争运动。
       可以说，早期台湾乡土小说是在“血泊”中诞生，在“抗争”中成长，蕴涵着浓厚的悲剧意味，从展示人民悲惨生活的静态文化悲剧，到充满张力、拼死反抗的动态文化悲剧，体现了文学美学上的悲剧精神。正是这些作品激活了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原动力，形成了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民族尊严，使英雄的台湾人民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反帝反封建的悲壮高歌。
       参考文献：
       [1]古继堂著《台湾小说发展史》[M]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9年第一版 P18.
       [2]赵凯著《人类与悲剧意识》[M]学林出版社 1989年版 P34.
       [3]古继堂著 《台湾小说发展史》[M]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9年第一版 P35.
       [4]谢柏梁著《中国悲剧史纲》[M]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P307.
       [5]谢柏梁著《中国悲剧史纲》[M]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P51.
       [6]方忠《论赖和创作的民族性》[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 第四期.
       [7]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台湾文学史》[M]海峡出版社 1991年版 P474.
       胡佩霞，女，江苏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系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