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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剧作为戏剧艺术的一个特殊门类，一般以夸张的手法、巧妙的结构、诙谐的台词以及对喜剧性格的刻画，“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引人对丑的、滑稽的人物或现象予以嘲笑，从而激发人们对美好的生活理想的肯定赞许向往之情。喜剧艺术既存在于戏剧、影视剧中，也存在于一些带有喜剧性的漫画、相声、讽刺诗以及民间笑话、机智故事之中。
       “寓庄于谐”是喜剧艺术的基本特征。“庄”即庄重严肃，主要指喜剧艺术的主题思想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内容。“谐”即诙谐可笑，指喜剧艺术主题思想的表现形式是有趣而引人发笑的。失去了前者就失去了灵魂，没有后者就不能产生喜剧效果，二者是辨证的统一关系。引人发笑是其审美特征，它的美学价值主要地体现在“使人们对于那些极其卑鄙的事物唤起明朗的高贵的反感”。
       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二十世纪初期美国优秀作家欧·亨利，以善于巧妙安排情节（特别是出人意料的结局）在艺术上独树一帜，其《警察与赞美诗》更成功地借鉴了喜剧艺术的表现手法，使之以“含泪的笑”的鲜明风格成为了世界短篇小说史上不朽的经典。
       这篇小说写流浪汉苏比衣食无着，在冬季来临之际，几次有意犯法，以便被抓进监狱度过寒冬，但警察却不抓他。而当苏比在教堂外听到了赞美诗，忏悔过去，决心重新做人的时候，警察却把他当作无业游民抓进了监狱。小说反映了贫富悬殊、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美国社会现实，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主题庄重、严肃、深刻。而表现和传导这一主题的形式——情节、语言等艺术手法却显得荒唐可笑、滑稽幽默，令人忍俊不禁，具有“谐”的特征。
       这篇小说以幽默诙谐的形式表达庄重严肃的主题运用了以下几方面的手法：
       首先，小说以倒错（即自相矛盾）和背理形式显示生活的真实，内容情节具备了出人意外、别致新颖的特质，获得了引人发笑的艺术效果。
       监狱本是收容、改造犯罪分子的国家机器，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它是邪恶、暴力、堕落的象征，是个人的正常生活被剥夺后肉体和精神俱受煎熬、饱尝痛楚的场所，流浪汉苏比却把它看作是“安乐窝”，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仙岛”，以至千方百计地“追求被捕”，这跟设立监狱规范社会秩序的宗旨形成了鲜明的背谬，又是何等的有违常情。可是，我们考察一下主人公苏比产生追寻入狱念头的背景：当冬天来临的时候，有钱的纽约人“买票去棕榈滩和里维埃拉”，苏比却“躺在街心公园的长凳上辗转反侧”，“把三份星期天的旧报纸塞在上衣里，盖在脚踝和膝头上，都没能挡住寒气。”——原来一无所有的流浪汉苏比是为了消极地满足生存之需。立足人物自身的身份处境和个性思想来看，小说的这一情节就显得合情合理，真实可信。
       其次，这种倒错与背理又往往建立在误会巧合的基础上，因而，小说又采用了误会与巧合的手法。
       《警察与赞美诗》中的苏比，为了能获得“整整三个月的不愁食宿”的监狱生活，曾作过六次不成功的努力，其中的四次失败都是由于误会和巧合。他用石块砸碎一家商店的玻璃橱窗之后，站着不动等着被逮捕，警察却认定“砸碎橱窗的人没有谁会留下来和法律的差役打交道”，因而对他置之不理；他想扮演一个流氓去调戏一位年轻女人，恰巧这个女人却是妓女而且误认为他是嫖客；他大声地闹，警察又以为是大学生在庆祝足球比赛的胜利；他拿了别人的伞，那人的伞又碰巧是偷来的，反把他当作了伞的主人。——真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开”。到最后，苏比为赞美诗所感动而站立街头，萌生了开始一番全新生活的念头时，却反而被警察误以为有碍城市秩序，意外地得到了自己曾多方努力而得不到的三个月的监狱生活。——“无意插‘柳’‘柳’成荫”？这一切的动机与效果，形式与内容是如此的不协调。然而都由于建立在巧合与误会的基础之上，出人意外而又在情理之中，荒唐又合理，可悲又可笑。
       再次，为使倒错与背理产生更强烈的艺术效果，小说还运用了夸张的表现手法，而这，也是喜剧艺术中常用的艺术手法。
       《警察与赞美诗》对苏比的刻画处处有夸张手法的运用。为了挡寒，苏比把三份报纸“塞在上衣里，盖在脚踝和膝头上”；为了食宿而故意犯罪等等。可以说，作者对他一切行为的描写无不带有夸张的色彩。惟其夸张，才强化了动机与效果，才形成了贫富的鲜明对比，才更集中、更有力地揭露了善恶美丑的颠倒。
       最后，作为文学艺术，它的笑还在于诙谐幽默风趣的语言的运用。在苏比眼里，“法律比救济仁慈得多”，他在饭馆吃完饭后，可以向侍者坦白：“我无缘结识钱大爷，也与他素昧平生”；他在实施流氓行为的同时，想象中已经感到了捕房的舒适和温暖，失败了却感到“自由是命中注定的”；他想落入法网，而警察却偏偏认为他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国王”……这类语言于荒唐中见深刻，于轻松中见残酷，于嬉笑中见怒骂。它达到了语言运用的极致，构成了作品轻松中寓沉重、诙谐中含挞伐的语言风格。
       可以说，《警察与赞美诗》为了“谐”而运用的种种手段，使小说具有了独特的风格与魅力，在这点上，欧·亨利的另一名作《麦琪的礼物》堪称姊妹篇。同时，以上几种手段也基本涵盖了喜剧艺术最常见、最普遍的规律。著名童话《皇帝的新装》不也是运用了倒错巧合夸张的手法才令人发笑以至令人深思的吗？皇帝和大臣面对什么也没有的“布料”和“新装”，却盛赞其华美，表现出十二分的满意；他们明明虚伪，却装做诚实；明明愚蠢，却装做“聪明”；明明不称职，却装做“够资格”，是真正的倒错。“骗子”能骗过宫中所有的大臣也只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与艺术的夸张。皇帝裸体游行而又自以为穿上了漂亮的新装，便是夸张到了变形的地步。再看喜剧大师卓别林的表演，虽不借助有声语言，但其动作无不是夸张的，情节无不是变形的。惟其变形，才较好地揭示了掩盖在生活现象表层之下的社会本质。
       和外国作家作品相比，我国的文学艺术领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喜剧艺术大师与经典佳作，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少甚或排斥喜剧艺术的因子，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宣扬“温柔敦厚”、“为尊者讳”的诗教，主张恪守“中庸之道”，后期的理学更走向扼杀人欲、泯灭灵性的烂泥潭。再加上小说戏剧长期被视为不堪载道的“庶子”，便成就了中国正统文学“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缺失灵动幽默品格的美学特征。
       人性是相同的，中国人并不缺少机智幽默的禀赋，讽刺幽默的舞台在民间，据考《皇帝的新装》原版就在中国。民间故事笑话中也不乏闪烁着讽刺艺术光芒的佳作，但由于劳动人民处在被剥削受奴役的社会底层，狭窄的生活视野限制了他们对社会认识的深度广度，统治者剥夺了他们的受教育权和话语权，不可能寄希望于他们创作出高质量的讽刺艺术作品来。
       当代艺术领域对喜剧艺术虽然有某种程度的开拓，但由于长期的文化积淀，很少有作家能冲破根深蒂固的艺术传统与心理定势。近年电视荧屏上频见的所谓“室内轻喜剧”多有“矫情”和“搔人痒痒肉”的积弊，倒是香港电影中周兴驰的喜剧片或许由于疏离了宣教意味与传统羁绊而庶几贴近于真正的喜剧艺术风格，惜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缺少了艺术反映生活应有的深度，有点太过于“无厘头”了。
       生活中能引人发笑的不一定全都是喜剧，而那些看似寻常的，也不一定全部淡然无味，那些看似沉重的，也不一定只能板起面孔神色凝重地相对。喜剧艺术首先要求作家对社会生活有敏锐的洞察、深刻的理解，又要有举重若轻的审美性格与灵动多样的表现技巧。经过作家的精心提炼加工，不管是讽刺性喜剧、歌颂性喜剧，抑或是幽默性喜剧，都会引发笑声，在笑声中传递生活的真与艺术的美。欣赏喜剧艺术过程中所产生的笑，是一种复杂的审美活动的结果，它高于日常生活中因某些滑稽幽默成分所引发的本能的笑，不再是一种纯生理或情绪的反应，而上升为一种融合情感、认知、审美等诸多精神意识因素综合反应与评价的活动，有对丑恶势力无情鞭笞的鄙视憎恨，有对普通人缺点错误的善意的容忍同情，也有对美好现象的深情的会意嘉许。因而，喜剧艺术也要求欣赏者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否则的话，将难得其妙味深旨。
       总之，喜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可用“寓庄于谐”来概括。但不管借助哪种艺术载体，它都像有益身心的开心果，可以使人们在笑声中愉悦性情，满足审美需求，提高艺术鉴赏力；又可以帮助人们清醒头脑、擦亮眼睛，间接地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生活中不能没有笑声，尤其不能缺少喜剧艺术引发的高雅深情的笑声。
       王兆国，河南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