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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研究]论鲁迅小说创作中的绝望美学
作者:叶朝红 刘伟成

《文学教育》 2006年 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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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野草·希望》中吟诵“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正如许多论者所言,“绝望”是鲁迅人文精神的起点,也是鲁迅的精神特质。这一精神特质必然会反映到鲁迅小说创作中来。
       一、绝望的营构
       鲁迅在小说中,通过多种手法极力向读者传达一种绝望的阅读感受,给读者以强烈的思想震撼,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冲击,从而达到他“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目标。
       1、阴冷峻硬的环境
       鲁迅小说写景常透出阴冷的氛围。《故乡》中隆冬的荒凉萧索,《祝福》里鲁镇飘飞的雪花,《药》的结尾处的“安特莱式的阴冷”……这些固然都是实景,但这些自然景象成为作者的审美对象后,经过主观情感的过滤与选筛,分解和综合,重现在作品中,已经很自然地和悲剧人物命运结合在一起了。这种阴冷峻硬的环境,无意有力营造了一种绝望的心理氛围。鲁迅还十分擅长于以乐境写悲。孔乙己是在笑声中出场,又在笑声中离去的。祥林嫂是在喜庆的旧历年前夕,在欢乐祥和的祝福声中逝去的。阿Q是在大团圆的结局中人头落地的。以乐境写哀,一倍见其悲哀。通过悲乐互衬,悲之更悲,更加营造了阴森窒息的情境氛围,小说的绝望感更加强烈。
       2、毫无意义的反抗
       鲁迅小说中人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最大的斗争,但最终消失在毫无意义的反抗之中,颓废或者毁灭。更让人绝望的是,主人公越是反抗,表面上仿佛朝胜利的希望迈进了一步,但更悲惨的结局等待在前面。祥林嫂到鲁庄后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地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这是一种对幸福的追求,是一种抗争。但不久,她的婆婆把她劫回,强嫁给山里人。她死活不同意,也进行了生死的抗争。为了来世的幸福,听柳妈的话,捐赎罪门槛,也是对现实的抗争,但得到的仍然是歧视。在层层重围中,这个女人终于完全失去了抵御能力,在精神上走向了死亡,而肉体上的死亡也就为期不远了。可以这样说,祥林嫂的每一次反抗,带来的都是更大的回击。这无意义的反抗,带给读者强烈的绝望感。
       3、强烈孤独的无助
       鲁迅小说中的悲剧人物都是孤独无助的,其悲剧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吃人的“礼教”,仿佛有形,又似无形。《狂人日记》中的我就有这种真切的体验,赵家的狗、一路上的人、一伙小孩子、街上的女人、大哥、佃户、陈老五……所有的人和物,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小孩,佃户和地主,似乎都想吃他。敌人仿佛无处不在,又仿佛皆不存在。斗争者和反抗者甚至不知道对手在哪里。再伟大的勇士找不到对手在哪里,余下的就只能是无奈与恐惧,只有等待被吃的悲剧命运,带给读者的是一种深沉的绝望。
       4、灵魂深处的失败
       鲁迅的这种绝望感不仅仅停留在社会历史的层面,而且还深入到人性和灵魂的深处,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让人认识到人物悲剧的产生,既有社会的外在原因,也有个体的内在原因。让读者感受到,这种悲剧无处可逃,无法摆脱,从而产生一种深层次的绝望。阿Q的悲剧就有着深刻的“国民性”因素,他卑怯、好投机、喜贪小利、爱凑热闹,这都是民族的劣根性。尤其是“精神胜利法”,更是入木三分,惟妙惟肖,十分传神地概括了中国民族性。具有这种民族性格的国民,只能是被凌辱,被欺压,被杀戮,被戗害,被诬侮,因此中国的历史也只能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5、几近无事的悲凉
       鲁迅小说中的大多数作品,取材都是现实中常见的事,普通的人,是日常人们司空见惯的平凡不过的生活,突破了传统小说过分追求离奇情节、非凡人物的偏向,而转向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真相。写“几近无事”的悲剧更加拉近了读者与小说人物的心理距离,产生“移情效果”,甚至发生情感“等同”,把小说中的人物当作自己,以为自己就是小说中的一员。阿Q这个人物被塑造后就产生了这种效果,常常使读者疑惑自己身体中也带有一些阿Q相的分子。“移情效果”甚至情感“等同”,必然会引起读者更加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灵震撼,增强“绝望”感。
       6、虚无隐约的希望
       也许有人会说,鲁迅小说是有希望的展示的。不错,鲁迅小说中是有希望的展现,如《故乡》里的作者为宏儿和水生祈福的新生活,《药》中瑜儿坟上的花环,都是希望的象征。但认真阅读鲁迅的文本,就会发现这些希望都是虚无的,隐约的,微渺的。连作者自己都承认,是一种写作的需要,是一种点缀,是一种假设,是一种安慰。是“不惜用了曲笔”,是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是为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微约的希望相对巨大的无穷的绝望而言,给人更强烈的反差,相反进一步衬托了绝望。
       二、绝望的内涵
       鲁迅的绝望缘于“否定”。他否定了“世人”,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想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他否定了亲情,兄弟反目,使鲁迅经历了无穷的痛苦,许广平回忆说:“鲁迅曾经感叹过自己的遭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这场兄弟冲突,对鲁迅打击可想而知。他否定了青年,受进化论的影响,青年一直是他的希望所在,但很快,他发现青年中也有告密者、杀戮者,他失望了,从此对青年保持着一颗敏感而戒备的心。他否定了整个中国历史与文化,认为满书的只有“吃人”两个字。他否定了“医学救国”和“文艺救国”的理想,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只能做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寄托他文艺救国的《新生》失败后,他“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用种种方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最后连自己也否认了,他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在全部否定的同时,鲁迅必然陷入虚无与绝望。
       但鲁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因为虚无绝望而放弃,而颓废,而悲观,他在充分吸取西方尼采以及东方王国维等人的悲观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给绝望以积极内涵,实现了绝望价值的超越与升化。
       首先,鲁迅认为绝望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他说“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绝望之与虚妄,正与希望同。”绝望是人生的本色,是生存的真实,不可逃遁的,无法战胜。因此鲁迅反抗最坚决,最绝底,他的文章是匕首,是投枪,是掷向敌人的长矛,至死他也是“一个都不宽恕”。他借《伤逝》主人公总结生活经验:“我要将真实深深地埋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向导。”鲁迅坚毅地拒绝“拯救”。他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他决定拥抱这份“绝望”,孤独地咀嚼这份“绝望”前行。
       其次,鲁迅认为绝望是一种勇敢。他说:“真的猛士,敢于真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认为绝望反抗者难,比希望而战斗更勇猛,更悲壮。”在鲁迅看来,敢于承认绝望,面对绝望,反抗绝望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因此鲁迅在小说中对那些绝望的麻木者——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他们明明生活在如漆的黑夜里,却失去了痛感,在精神胜利法中麻醉。他们明明被吃着,却还迷恋着甚至陶醉着这种被吃的状态。以及“绝望”的逃避者——以知识分子为典型,他们虽然意识到了绝望,但却回避着绝望,自欺其人的掩饰着绝望,或者叹息着这种绝望,彷徨于这种绝望,或者沉溺于这种绝望,以至最终毁灭于这种绝望。鲁迅对这两类人物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第三,鲁迅以“走”的姿态来面对绝望。他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然而要怎样才能“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呢?鲁迅给出的答案是反抗。也就是“反抗绝望”的哲学。小说《故乡》中也表达了“走”的人生哲学,“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就是一切,“走”就是一切,“绝望”在其中,“得救”也在其中。因此鲁迅以“走”的人生原则,使他超越了“乐观——悲观”、“希望——绝望”、“虚无——实有”之间执其一端的人生态度,而达到了更为深刻的层次,也就是以“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深层次内涵。
       三、绝望的美学
       鲁迅以其“绝望”在小说中营造了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绝望的美学首先体现在他“含泪的笑”的语言风格上。鲁迅因为绝望所以有泪,然而他的绝望又绝不是悲观,他始终在绝望中昂起头,所以在含泪的语言中又夹杂着坚韧的笑。含泪的笑成了鲁迅独特的语言风格。无论是孔乙己的“多乎哉,不多也”,还是阿Q临刑前见到吴妈的所思所想,还是祥林嫂的阿毛故事的反复,无不让人忍俊难禁。但笑过之后是浸入骨髓的寒意,是对人物长久的悲怜。这正是鲁迅含泪的笑的语言风格给读者带来的情感撞击和阅读体验。
       鲁迅绝望的美学也体现在他“难以言说的情感之中”。鲁迅的“绝望”决不是对一物一事而言,而是上升为生命存在价值的思索。体现在小说中就是情感十分丰富深刻。读《故乡》一文,可以体会到鲁迅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以及无尽的眷念。然而,当他真正到故乡时,一切又都幻灭了,“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呵!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悲凉、苍茫、失落,多种情感在小说中滚动,以致一下子陷入失语。鲁迅的小说在批判的总体价值下面,涌动着丰富的深沉的多样的情感,这是鲁迅“绝望美学”的又一成就。
       鲁迅成功塑造了一批独特的人物典型,这是鲁迅绝望美学的又一成就。鲁迅小说主要塑造了三类形象。一是熟睡者形象,主要是农民和旧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鲁迅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揭示了中国农民及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命运。二是彷徨者形象,主要是新式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他们从熟睡中醒来,彷徨于歧路,“承受着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三是抗争者形象,主要是五四后的先驱者这个群体,他们为了民众的幸福承受着苦难,甚至流血牺牲,但他们的一切行为并不如先驱者所期望的那样有益于社会,相反却遭受着被遗忘、被背叛、被误解、被伤害的命运。鲁迅通过塑造这三类形象,实际上完成了对当时中国主要社会力量的分析。通过这个分析,鲁迅清醒地认识到,这三种力量都无法完成改革中国现实的使命。鲁迅一下子陷入了彷徨,失去了方向感。因此鲁迅所有小说创作中,仅仅只是指明了社会的病苦,而至于怎样去治疗这个病苦,鲁迅始终没能给出答案。绝望也便油然而生。但鲁迅没有就此停止,而是在“无所希望中得救”,坚持要向前走,至于是坟还是花园,他也不清楚,也就是反抗绝望的人生态度。
       诗意的创造,也是鲁迅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正因为绝望的人生态度,因此鲁迅比较一般的作家,他多出一个潜意识世界,梦的世界,使小说诗意浓郁,显示出强烈的抒情性。在所有33篇小说中,12篇出现了“月夜”意象,超过了全部小说的三分之一。其中《呐喊》占6篇,《彷徨》和《故事新编》各占了3篇,而且在有的作品中,如《社戏》、《奔月》、《白光》等,月夜意象还出现不止一次。尤其是在《白光》中,“月光”给小说披上了一层朦胧迷离的氛围,正与小说人物的思想精神状态相吻合,而且“月光”还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力量。如水的诗意随同月光,在小说字里行间流动。他利用诗意的情感性、氛围性、象征性和多义性,创造他的小说美学。
       鲁迅绝望的美学还体现在他独特的叙事模式上。在“看/被看”模式中,一些人性中很美好的东西,如同情与怜悯,都被稀释,被消融,变得毫无价值。一些人性中很崇高的东西,如牺牲、奉献、反抗,也显得十分滑稽,而变成一切毫无意义的闹剧。剩下的只是人性的麻木与残忍。我们可以从中深刻地体验到叙事者悲悯、愤激、绝望的情感。在“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中,叙事者因为希望而“离去”,反映到鲁迅的人生实景中就是“走异地,逃异乡”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也因为希望而“归来”,叙事者无论是回故乡,还是回鲁镇,都是怀着乡土的梦想而“归来”的。但残酷的现实,击碎了梦想,于是叙事者再度远走。因此“再离去”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鲁迅内心的绝望与苍凉。“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实际上完成了叙事者的希望——失望——绝望的心路历程的表达。也正如钱理群所言,“这不是纯粹的结构技巧,而是内蕴着‘反抗绝望’的鲁迅哲学和他的生命体验的”表达。
       叶朝红,湖北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系讲师,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刘伟成,现供职于湖北沙洋监狱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