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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这样说:“最基本的悲剧因素”在于“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因此“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于是“悲剧变成丑史,血泪变成罪状”^[1]。夏志清也说:“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2]。对这种典型的评话随着女性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最初的选择就不是她自己可以左右的，嫁给一个健康的丈夫还是甘愿一辈子戴着黄金的枷锁，在她生活理想还未成形之前兄长就把她作为交易作了无情的选择。这在长期受封建思想浸染的社会人们并不以为然，就因为此，使太多的受众忽视了这恶果的最初根源。从市井生活到大家庭生活的转变，从大大咧咧，口无遮拦到麻油店姑娘到阔家二奶奶，这巨大的地位转变没给七巧自己一点适应时间和机会，“姜家是个大族，长辈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平辈小辈一个个如狼似虎，哪一个是好惹的？”^[3]因而，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处境比谁都难堪。这不仅是七巧的悲哀更是所有女性的悲哀，中国妇女延绵数千年的悲惨处境就在于女人没有独立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广大的妇女牺牲在代表着男权的传统和历史情形之下，但可怕的是女性自身却将其历史的内在化，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妇女之间互相同情之心缺失，在虐待她人的同时其实也是自虐。大嫂和三妹看起来是处处无奈的迁就着七巧，其实避让不懈本来就是对她人格的打击，出身低微的七巧在比她体面的人面前变得更加敏感，然而她还是尝试着接近家庭中的任何一个人，“见了新来的人分外亲热些，倚在兰仙的椅背上问长问短，携着兰仙的手左看右看”，兰仙看出她在姜家的地位也不当她是一回事。七巧又怜惜起云妹妹的头发来，结果云泽豪不留情面的打掉她的手，“你今儿个真是发了疯了!平日还不够讨人嫌的？”哪里当她是嫂子！
       于其说七巧是一个变态的女人，不如说这是一个变态社会下的一场畸形的婚姻。曹七巧本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正常的女人，可悲的是畸形的婚姻、卑微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夺了她作为一个正常女人对正常情欲的渴望,她逐渐地成为情欲和金钱的牺牲品。然而，七巧不是被金钱扭曲了灵魂的,她嫁给姜家亦不是为了金钱。而逼她一步步扭曲自己的,是人间的冷酷,爱的失落和虚伪。在社会伦理强大的压力下，七巧可以说是勇敢的，她为她的向往付出过行动，努力表白过，而不幸的是那个人是个寻花问柳之徒，他同样轻视七巧的存在，只是他的轻佻误导了她。七巧在种种不公下也并没有什么出轨行为，虽然周围的人对她避之惟恐不及,然而,在丈夫去世前她很少有损人利己的自私行为,她更多的是为自己的生存与正当利益作不懈的抗争。
       七巧不是生来就讨人嫌的，她嫂子也说：“我们这位姑奶奶怎么换了个人？没出嫁的时候不过要强些，……不似如今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就没一点得人心的地方。”是七巧变了，生活在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里，居住在一个缺乏理解与同情的家庭，没有一个可以说说心理话的人的地方，谁敢说她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生活的压力下，软弱的成为萧红《呼兰河传》里的小团圆媳妇，硬一点的像娜拉一样出走，但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是不允许一个的女性独立生存的，子君不就是个例子吗？更何况在封建势力更强的七巧的年代。她只能是坚韧的与姜家所有的人耗着时间，她要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只能以霸占更多的金钱获取安慰。“她知道她儿子女儿狠毒了她，他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娘家的哥哥用她做了一笔交易却还有权利恨她，婆家坑害了她一生的幸福也还倒过来恨她，为什么上一辈可以对她这样还都有权利恨她，而她自己生养的儿女她控制不得，却也要来恨她。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别人的理解与同情，她人又怎么能奢求从她那里得到爱与关怀？残酷的社会剥夺了她应有的一切却还要要求她给与放射爱的光芒。
       她的悲剧,首先是封建家族制度的悲剧,她爱情的不幸,与其说是她的情欲和金钱欲之间的冲突所致,倒不如说是她对自身和家人生存问题处心积虑思考之后无可奈何的选择,而她由人性的美善向人性的丑恶的演变则是有其更为复杂性的人性、人情本身的原因。七巧的一生都在苦苦挣扎，“三十年来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其实她所戴的不仅是金钱的枷锁，更是人性无形的枷锁。七巧生在麻油店之家，这是她无法选择的，她又门不当户不对的嫁到公侯人家做了一个废人的妻子，这同样不是她自己可以选择的，人生中最关键的两步她都不幸的成了失败者，婆家的女人们却乐得以此为把柄，不愿在心理上接受她，明着暗着排挤她；更可悲的是娘家哥哥来看她，装的满满的走还不自责的说“凭良心说，我就用你两个钱，也是应该的。当初我若贪图彩礼问姜家多要几百两银子，把你卖给他们做姨太太也就卖了。”亲人之间这种金钱关系赤裸裸的展现了人性的荒凉和丑陋。七巧被令人窒息的惨败的人性挤压之下，本来善的美的一面不断的萎缩消解，恶的丑的一面不断滋生膨胀。她开始不断的谋划金钱，提高自己的地位，然后用她的金钱和权力毁灭他人的幸福。被残酷的人性击打的遍体鳞伤，激发了她自身恶的一面，她用人性冷酷的鞭子抽打别人时，她自己是快乐的吗？不是的，佛家有云：人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长怨恨、求不得、放不下。精神处于长期极度怨恨状态下的她怎能快乐！
       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将人类的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他认为:作为最低层次的“本我”多指人类的本能和欲望，它不受道德、法律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制约，遵循唯乐原则的实现。人类的基本欲望和本能是生而有之的，当这种欲望和本能以正常方式实现时，主体的唯乐原则便实现了。但当这些本能和欲望通过正常方式无法实现时,它就会采取一种扭曲、变形的方式作为主体的补偿。七巧原本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可作为一个女人原本的精神上生理上的依靠的丈夫令她感到失望甚至恐怖，“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麻了，摸上去那感觉……”她渴望真心，她也有过朴素的幻想，“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那时候多好，如果当初嫁给他们中一个，现在一定不会这副模样，回忆终归只能是回忆，连月亮也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月亮了！七巧是一个可怜人，她身上人类的本能欲望在封建伦理的高压下得不到一点喘息的机会，积怨如浓雾般团团加深，她渐渐看不到人性中的善美，渐渐的模糊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人类精神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一个人活着，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精神寄托，或是有着某种信仰，或是在一定的领域，社会或家庭有他为之工作的意义。七巧生活的年代是历史为她裹了脚，七巧很不幸的出生注定了她不被认可的家庭地位，至于男人，更是她一切伤痛的根源，如果她有一个能干的丈夫，还能在外面做两任官，其他房里的人也不至于这样明里暗里给她气受，她也不至于处处去讨好别人，更不会在“情”字上压抑到癫狂。而这一切的形成她都无力抗拒，“情”的压抑导致了她极力的渴望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认可，包括她向老太太提意见，包括她和新媳妇的搭讪，这一切想法都意料之中的成为了不可能。“情”与地位的同时丧失令她不知所措，在极度无奈的情况下，她的精神已经到了神经质状态，她想起自己会走到这一步的最初原因就是因为哥嫂贪钱，不就是为了姜家的钱吗？姜家有钱，而她用一生当作了代价，她是姜家的恩人。于是对“金”的欲望在她的肌体内迅速膨胀，她想尽一切办法获得金钱，在分家时呜咽、冷笑、嚎啕大哭，终于她得到了主宰金钱的权利。同时，她也真正戴上了“金”的枷锁，为守住来之不易的金钱变得更加敏感，人格分裂症状发挥到极致，甚至在儿女身上做出的施虐行为，人性之光在她身上基本上已经消失。
       总之，七巧人格分裂的过程是她的尊严地位以及情欲和社会、他人不断斗争的结果，后者是个人无法反抗的，而她的要强性格偏偏选择了反抗，七巧走向人性恶的一面是必然的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金锁记》就是将原本美好的人性毁灭的残酷过程展现给人看。七巧正是悲剧的牺牲品，是真正值得同情的人。
       从女性心理学角度分析，七巧是典型的爱的神经质患者。“神经质这一术语在这里不是指情景神经症，而是指性格神经症，她开始于童年早期，而且整个性格都被包含其中。……这些神经症表现出更多的被爱、被尊重、被认识、被帮助、被劝告、被支持的神经质需求，以及对这些需求的挫折增强的敏感性。”^[4]爱的神经质需求的一个迹象是对拒绝的极端敏感，这种状况发展到歇斯底里就会引发人格分裂，她们认为各种事情都是拒绝，并以强烈的仇视做出反应。久而久之, “她们不再相信爱，这种人大多是在生活早期受到过严重的失望，使生活中的爱、柔情、友谊曾一度被全部毁灭。这一信念同时起着防护她们不经受实际拒绝的经历的作用。”七巧父母早逝，一切都由兄嫂做主，在她的心里最早的父母之爱缺失肯定是一块阴影，兄嫂那里找不到她想要的爱，于是自然产生一种失落和孤寂感，这又被开朗的外表掩盖。自嫁到姜家始，她的尊严进一步遭到破坏，周围的人对她没有爱、尊重、理解、帮助和支持，长期处于不被接受，受人冷落的境地，心中那点薄弱的自尊一下子招架不住，一次次被拒绝就像一次次用锐器击打着她的心里最脆弱的地方，越是害怕越是来得频繁猛烈。就如当丫头悄悄地告诉她舅爷来了，她大声骂道舅爷来了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其实是她内心敏感的外在表现。过分殷勤的讨好女眷们更是她神经质的要求得到爱与归属心理的外化。当这些殷勤都归于失败，被拒绝后的她就开始歇斯底里的仇恨他人，包括无辜的儿女们。“如果我们意识到这种爱的神经质需求是多么大，神经质的人愿意接受多少牺牲品，为了被爱被尊重，为了得到仁爱、忠告和帮助，会在非理性的行为上走多久的话，我们必须问问自己，为什么对她们来说得到这些东西如此困难呢？因为她们无法成功的得到所需求的爱的程度和尺度。如果再深入一些探讨，就会意识到暗含以上原因的另一个原因，这些神经质的人没有能力去爱。”^[5]神经质的人一般做不到去爱，因为她自己曾被虐待过，因而在生活早期就习得了焦虑，保有很多潜在和公开的敌意。她不能奉献自我，不能牺牲自我。由于同样的原因她不能真正为别人着想，所以长安有了恋情无意中流露的喜悦让七巧很不能容忍，她不能爱，给长白娶了亲算是为儿子做的一点好事，但是她不能容忍别人得到东西如此容易，非要亲手把它毁掉。
       同时，女性本身也隐含着对父权的崇拜和向往。母性神话这一文学话语作为女性自我探寻的开始,它照亮了女性作为“人”的意义,同时也遮蔽了其无意间重新步入父权文化为女性所设定的价值体系中去这一隐性问题。曹七巧从父权文化的牺牲者而成为父权文化的寄生者,最后成为实施父权高压的施虐者，这一转化过程正是张爱玲的目光所停留的地方。如果把曹七巧单纯的作为牺牲者来加以刻画,或把她塑造成一位富有牺牲精神的母亲,便失去了作品惊心动魄的内涵。曹七巧凭借着封建家长制赋予她的权力毫无愧意地毁灭了儿女一生的幸福。这些在常人看来明显是不可饶恕的变态行为，说她人格分裂也好，心理变态也罢，她由善变恶的过程是一个母性之光被摧毁的过程，是父权社会下母性集体的悲哀。不管怎么说造成她失去母性的是她无力反抗的父权社会及其统治下的女性心理。她一开始是受害者，到最后自己儿女受虐，虽然她没有感觉到，但自己的儿女前程被毁，身心遭到摧残，作为亲生母亲，她同样是受害者。而愚昧和麻木本身就透着一丝弱者的凄凉，如此，曹七巧可谓是一个层层悲剧叠加的人物。
       参考文献：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A].张爱玲文集:第4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夏志清.论张爱玲[A].张爱玲评说六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3]《张爱玲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
       [4][5]《女性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p268——p273.
       陈红梅，浙江工业大学浙西分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