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著名文学评论家，本刊顾问。1957年生于武汉，祖籍河北邢台。当过知青、中学教师。曾就读于荆州师专、华中师大。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世纪末文化思潮史》、《别了，20世纪》等书，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评论》等刊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湖北省文联“文艺明星奖”、“屈原文艺创作奖”、“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称号及“中国文联2000年度优秀文艺论文奖”。
文学教育离不开阅读，阅读离不开读物。我们的文学教育家在给读者推荐阅读书目时，往往忽视了三个方面的读物，一是传记，二是创作谈，三是当代经典。我认为这三种读物是不能忽视的。
一、读点传记
成才，是无数青年学子的梦想。因此，如何成才，就成为他们最关心的话题之一。而我注意到，在我们的文学教育家向中学生推荐的文学名著中，常常缺少传记文学。这是否是一个在有意无意中形成的盲点——我们的文学经典教育常常缺乏对文学传记名著的应有关注？虽然我们的语文教材中有时也可以看到《史记·项羽本纪》那样写人的名篇，但的确缺乏像卢梭的《忏悔录》、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富兰克林自传》那样讲述巨人成长经历、成才经验的文学经典。
对于渴望有所作为的青年学子来说，读一些文化巨人的传记，十分必要。尤其是读那些名家撰写的传记作品，常能使人在感悟不平凡的人生智慧的同时，也不断感受绚丽的文学异彩，直至体验超凡的生命激情。
当年，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傅雷先生翻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就因为“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傅译传记五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6页。）
伟大的传记文学，就是伟大灵魂的不朽显示。而伟大的灵魂，当然就有永远鼓舞人、激励人的力量。
世界文学史上，不乏擅长写文学传记名著的大家。例如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的《雪莱传》、《拜伦传》、《伏尔泰传》、《肖邦传》、《雨果传》、《巴尔扎克传》等传记作品，都相当有名；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传》、《同恶魔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三大诗人：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也为人熟知；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的《梵高传：渴望生活》、《杰克·伦敦传：马背上的水手》、《弗洛伊德传：心灵的激情》、《达尔文传：起源》等等，也有口皆碑。其中《梵高传：渴望生活》在1980年代的中国读书界曾经相当流行。许多青年都是从这部厚书中了解到梵高的传奇生活，感受到艺术激发生命活力的神奇力量，并立志献身艺术事业的。上述西方传记文学的名篇，都凝聚了西方的人文精神：在与邪恶力量的较量中砥砺自我，追求成功，赢得辉煌。
在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的出版也一直繁荣。1980年代以来，从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那样还原领袖人物人情味的作品到李辉的《萧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等反思当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传记，还有钱理群的《周作人传》、陈思和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那样回眸历史人物的力作，都溶入了当代中国作家的政治情结与文化反思，寄托了他们的文化理想与人格沉思。这两大特点，已经使“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的独特品格”的话题呼之欲出了。可惜，我们的评论界对传记文学的漠视与传记文学的繁荣却形成了难以理喻的鲜明对比。
我自己就从读优秀传记文学作品中获益非浅。刚开始喜欢文学，读了一些“文艺原理”的教科书，总觉得与我心目中的文学相去甚远（当然，那也是一套文学的话语，不过是理论家的话语）。后来，读了一些作家的创作谈、书信集，还有关于伟大文艺家的传记文学作品后，才觉得“文学”这个词在自己的心中生动、活泼了许多。
至今记得学生时代读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时所体验的激动情感。我边读边抄录着这样一些充满力量的句子：“他用他的痛苦来铸成欢乐”；“我的箴言始终是：无日不动笔”……后来，又读了罗曼·罗兰的《弥盖郎琪罗传》——那位艺术大师追求“英雄的艺术”的痛苦与热狂使我明白了创造也有伟大与渺小的境界之别；读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则使我记住了这样的哲理之思：一方面，“对于人类，务当怀有信念”；另一方面，“万一堤岸崩溃……洁身自好之士惟有隐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我隐隐感到：隐遁于沉思之中似乎不同于“独善其身”……后来，又读了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传》。在我的心目中，这本传记充满了激情与智慧，是二者的水乳交融。其中关于“没有一定理想的理想主义”的分析，关于“体验着自我，因而也体验着整个人生的真理”的议论，关于“死真理”与“活真理”的解释，关于德、法、意等国民族性的描述都使我有耳目一新之感。
我的第一篇习作是发表于《读书》杂志1983年第4期上的读书笔记《这样探索人生》，那是读贝奇柯夫的《托尔斯泰评传》的一则心得。那本书中引述的一段托尔斯泰的话引导我开始思考“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读阿尔森·古留加的《康德传》则使我对“文学、哲学与心理学的关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文学的生动，哲学的深邃，心理学的玄妙——一切都关系到人性的探险。因此，将三者结合起来，便有了研究人性的综合视野的想法。我后来读过一些心理学著作，感到对文学研究很有帮助，那最初的冲动，似乎就在读《康德传》的过程中。后来，读汪荣祖先生的《陈寅恪评传》，郭齐勇、汪学群二先生的《钱穆评传》，既使我为前辈学者“特立独行之自由思想”而感动,又为他们“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的博大胸怀所倾倒,还坚定了追摹中国学术“会通”传统的决心与信心。我一直对追逐西方理论新潮兴趣不大（这当然只是个人的兴趣），一直相信中国传统学术“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自有西方学术不可及之处,与读《陈寅恪评传》、《钱穆评传》的启迪有关。
我也很喜欢读那些文化巨人的自传——从中不仅看到了他们求索真理的壮丽历程,也渐渐产生出自我分析,认识自我的兴趣。
读卢梭的《忏悔录》，为卢梭的真诚所感动，也认同了“通过自己的调研来掌握真理的方法”。正视自己的弱点,忏悔自己的过失,同时,对自己的良知和追求也充满信心与热情——卢梭的伟大正在于此。读荣格的自传《回忆·梦·思考》，则为荣格深入揭示自我的神秘、人性的复杂、命运的奇异的非凡才华所感动。我从荣格这儿学到了这么一种眼光：“生活就是——或具有——既有意义又没有意义。但我却抱有这样的厚望：有意义将占上风并战而胜之。”我觉得这种豁达的人生观较之偏激的理想主义或虚无主义都更富于睿智性。而荣格对东方哲学与宗教的浓厚兴趣也使我想到了这么一个话题：“二十世纪东方对西方的影响”。我觉得我们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当许多西方人已经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气功、风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时，当张艺谋的电影、贾平凹和余华的小说已经在西方赢得了赞誉时。
如此说来，读优秀的传记文学经典还可以有助于直接从巨人的思想活动和文史著述中找到启迪自己的灵感火花。
当然，读传记文学经典不仅仅是成才的必要。优秀的传记文学经典也是最生动、最实在的人文精神读本。例如那本《富兰克林自传》，它是一个伟大人物奋斗成功的记录，也充满了一个成功者对于从小事做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日常生活关怀。这位只念过两年小学，却凭着勤奋与聪明，终于奋斗成为一名集政治家，发明家，文学家，外交家于一身的伟人，堪称白手起家，成就辉煌的一个典范。我在美国访学期间，读过一本《美国文学与文化》（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作者：Grant C.Knight）。书中确认：“富兰克林……对美国精神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那是一种对独立的虔诚……(他)好探索，勇于怀疑，好学，也多疑。……发财是他的目标——而不是期待着进天堂后再享福。……(他)和善，充满世俗智慧，处世谨慎……如果说今天的美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多于对艺术的热衷,勤俭而富于创造力,那么这一切应主要归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人格的深远影响。”（第73页）富兰克林以精炼的格言作修身、奋斗的那些准则，在美国已经家喻户晓。例如那有名的十三条德行：
一、节制。食不过饱；饮酒不醉。
二、沉默寡言。言必与人与己有益；避免无益的聊天。
三、生活秩序。每一样东西应有一定的安放的地方；每件日常事物务当有一定的时间。
四、决心。当做必做；决心要做的事应坚持不懈。
五、俭朴。用钱必须与人或与己有益，换言之，切戒浪费。
六、勤勉。不浪费时间；每时每刻做些有用的事，戒掉一切不必要的行动。
七、诚恳。不欺骗人；思想要纯洁公正；说话也要如此。
八、公正。不作不利于人的事，不要忘记履行对人有益而又是你应尽的义务。
九、中庸适度。避免极端；人若给你应得惩罚，你当容忍之。
十、清洁。身体、衣服和住所力求清洁。
十一、镇静。勿因小事或普通的不可避免的事故而惊慌失措。
十二、贞节。除了为了健康或生育后代起见，不常举行房事，切戒房事过度，伤害身体或损害你自己或他人的安宁或名誉。
十三、谦虚。仿效耶稣和苏格拉底。”（《富兰克林自传》，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18-119页。）
这些格言，使我很自然想起了我国历史上的《
颜氏家训》，《朱伯庐治家格言》，《
曾国藩家书》。十三条德行是富兰克林成功的要诀。这些要诀在美国广为人知——《富兰克林自传》因此成为美国的文化与文学经典。世俗智慧，在当今许多人眼中，是无力的说教。然而，富兰克林以及许多平民的成功历程却证明着它们的真确。我由此感悟：人文精神并不玄奥。它有时就闪现在历久弥新的世俗智慧中。
读这一类的巨人传记,是人生一大乐事。有志成才的青年，不妨找几本来读读。书中自有真人生，真性情，真智慧。
二、读点创作谈
上面谈到了作家的创作谈。在我看来，那些优秀作家的创作谈，常常比一般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更具有真切的文学与人生智慧。
多年前，买过一本薄薄的小书：《世界100位作家谈创作》（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那是法国巴黎图书沙龙向世界各国著名作家征求“您为什么写作”的回答的精选。乍一看去，五花八门，很有趣味——巴金的回答是：“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陈映真的回答是：“我写作为的是人类解放”；诺曼·梅勒的回答是：“在写作中生存”；君特·格拉斯的回答是：“我从事写作，因为我不能做其他事情”；戈迪默的回答是：“为了探索文字的奥秘”；海因里希·伯尔的回答是：“搞创作是一种乐趣”；……不一而足。这意味着，文学的动机十分驳杂，可以十分崇高，也可以十分平常，没什么一定之规。
几年后，又买了一本米兰·昆德拉的书：《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其中有一句话使我过目不忘：“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他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的永恒真谛”。（该书第19页。）在这段话中，充满了作家的个性和智慧。这样的概括，十分精当（顺便说一句，我觉得这句话唯一的不足是应该在“每一部”后面加三个字：“优秀的”）。事实上，许多优秀的散文、诗歌、戏剧和评论不是也都在不断地揭示着同样的文学真谛吗？优秀的文学作品何以成其为“优秀”？没有比这句概括更精彩的了。而如果我们能认同这样的说法，不也就能学会以“复杂”的眼光去打量文学与人生了么？
又岂只小说？韩少功也注意到了“文学创作的‘二律背反’”：作家必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吗？可中国早有古训：“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不也是不移之论么？作者必须照顾大多数读者的口味吗？可不也有只有少数读者欣赏的“阳春白雪”么？作者必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么？可许多优秀的作家不都在锐意求新么？写作要勤奋，固然不错；可写多了又会不会太“滥”？……说去说来，“文章无定法”，文学创作，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去摸索，难有什么秘诀。（《文学创作的“二律背反”》，《上海文学》1982年第11期。）这样的心得，是传达出了文学的微妙与玄机的，值得品味。优秀的作家除了有文学的天赋以外，还有一颗不为俗见所惑的自由心灵。文学是自由心灵的象征。这颗自由的心灵使他能超越种种的一般之见，拒绝僵化的思维和武断的结论，在出人意料的“禁区”或“盲区”开出文学的新恳地。
而在王蒙看来，“真正的艺术（有时还包括学术）是具备一种‘免疫力’的，它带来忧愁也带来慰安与超脱，它带来热烈也带来清明与矜持，它带来冷峻也带来宽解与慈和……有诗应去病，得韵自怡神！”（《雨在义山》，《王蒙文集》第八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这样的文学观使王蒙的作品充满机智、幽默（虽然有时也难免油滑）。这样的文学观也正好与现代文化人类学关于“文学和医学一样……具有跨文化治疗的可能”，因为“文学能够给灵魂带来欢乐，因为它通过虚构和幻想足以唤起对抗精神疾患的力量”的说法不谋而合（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文学与治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想想多少人在贫困、潦倒、疾病的缠绕中从文学获得了力量，想想多少人在失恋、失意的困顿中靠文学的帮助超越了苦难，就真的可以发现文学的这一特殊功能了。
由此可见，文学是什么？似乎一言难尽。文学的精神是十分玄妙的，可以常说常新。文学的魅力亦在于此。
三、读点当代经典
当代人，必然最关心当代的经典作品。经典不一定非得经过漫长时光的检验。有的文学名著一产生就博得了一致的好评，很快进入了经典的行列。《老人与海》、《百年孤独》、《阿Q正传》、《雷雨》都是证明。
这些年来，有相当一批学者在从事着遴选、阐释当代文学经典的工作：从将金庸“经典化”到“中国小说50强（1978-2000）”的推选、到2000年上海作协和《文汇报》联合发起组织的全国百名评论家推荐“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的活动，都显示了这一动向。虽然在众声喧哗的今天，已经难有众口一词的结论了。但这些遴选出来的作家作品一般没太大出入，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以全国百名评论家推荐“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的结果为例——最有影响的十位作家为：王安忆、余华、陈忠实、韩少功、史铁生、贾平凹、张炜、张承志、莫言、余秋雨。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为：王安忆的《长恨歌》、陈忠实的《白鹿原》、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张炜的《九月寓言》、张承志的《心灵史》、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余华的《活着》、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的《务虚笔记》。
不妨将这份答卷看作当代评论界在确认当代文学经典方面的一个较有代表性的标本。
不是说90年代是世俗化的年代么？可上述答卷中与世俗化思潮挨得上边的似乎只有《长恨歌》、《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而且，这些记录世俗人生的作品与“新写实”作家描绘“烦恼人生”“原生态”的作品在文学风格上显然也相去甚远。比起“新写实”小说来，《长恨歌》、《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无疑更富于沧桑感和哲理韵味。另一方面，《白鹿原》、《马桥词典》、《九月寓言》、《文化苦旅》的深厚文化底蕴、丰富文学意蕴以及《心灵史》、《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的崇高境界、壮丽风格，也都达到了相当博大的文学与人生境界。《白鹿原》中儒家文化的根深蒂固，《心灵史》中回民宗教精神的感天动地，《文化苦旅》中对传统地域文化的叩问，《九月寓言》中对于农民生命热情的礼赞，《长恨歌》中对于上海市民生活信念的讴歌，《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中对于底层百姓坚韧生命意志的重新发现，《马桥词典》对于民间文化混沌状态的展示，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当代作家对于国民性的重新认识。其中有批判的主题，但更强烈的意向，是理解与讴歌。“五四”时期作家“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话语已经明显被理解民族苦难、弘扬民族精神的新思维所取代。
由此可见，经典还应该具有超越性：在世俗化的年代里超越世俗化的喧嚣，在“身体写作”、“欲望写作”、“时尚写作”的年代里继续反思历史、关怀文化、讴歌民魂。如果这样的思考可以成立，作为文学教育工作者的人们，就应该结合这样的活动，在学生中进行关于文学超越性的教育：文学来自现实，但文学又是可以超越现实的。这种超越不仅意味着坚持文学的精神品味，坚持文学的人文关怀，而且还特别意味着对“时尚写作”的超越。因为有的“时尚写作”当然也是显示了文学的精神品味的，但不知为什么，读来就是苍白；有的“时尚写作”不是没有人文关怀，但给人的感觉就是人云亦云，缺乏真诚，缺乏个性。我想，这样的教育对于积极引导学生从随波逐流的“时尚阅读和写作”中跳出来，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