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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生存是偏于动物性还是人性，这与文化状态密切相关。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各类社会形态中，人的“异化”即一部分因其受压迫的地位而变成被宰割的“羔羊”，形成其麻木、愚昧、自卑等精神状态；而另一部分因其压迫人的地位，被动物性的贪欲所控制以至变成“豺狼”，这就与那个时代的文化形态相关联。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异化社会中，文学作品所承担的责任就是要揭露这种异化，文本若能揭示人的异化状态，就有了文化意义。因为它是在深掘其中的非人性和反人性的质的规定性，从而就具有了对人的精神关怀的价值。
       鲁迅的小说《祝福》，因其文本的丰富性，蕴涵着阐释的多向度。本文试图从文化的层面切入，剖析其揭露人的异化的悲剧和书写人性湮灭的挽歌。
       作品的主人公祥林嫂原本是一位平凡、善良和淳朴的传统的劳动女性，她身上充盈着人性的淳美：她正派、俭朴、老实、少言、安分，却也坚韧、顽强，但封建文化及其形形色色的权力形式摧毁了她。
       祥林嫂生活在封建文化弥漫的社会中，传统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如南宋程朱理学的“灭人欲，存天理”通过各种形式在民间流传。这种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已经内化为人们的血肉。祥林嫂的悲剧可以说是必然的传统文化悲剧。
       她的一生有几个转折点：先是第一个丈夫的死亡，她自身受封建文化“守节”的毒害，死守“从一而终”的信条，虔诚的信奉“好马不配双鞍，好女不跟二夫”，不愿改嫁。正统思想是所谓“妻为夫纲”，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丈夫是妻子重要的依靠！而此时的祥林嫂丈夫已去，且尚无子嗣，为了实现“守节”的愿望，她坚定地选择了逃亡。
       流落到了鲁镇，祥林嫂“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约二十六七岁，脸色青黄，但两颊却是红的”，并且“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是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人”，经过一年的休养，她“口角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她的家族不给她守节的权利，在那样一个极度扭曲的文化状态中，个人是无法抗拒家族的。于是她被当作货物那样强制地出卖了，行礼那天，“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可见“守节”的毒素仍发挥着极强的效用，经过数番无果的挣扎后，在严苛的现实条件下，她妥协了。祥林嫂又依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古训。毕竟又嫁了一回，尽管是被当牲口一样的卖，随即而来的是她人性的美好在新的环境里重新绽放。
       接着出现了第二个转折点：她再嫁的丈夫病逝了。“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封建文化的硬规定，但稚子尚幼，怎么靠呢？祸不单行，心爱的儿子被狼吃了。刚刚搭建的幸福又被这貌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灾祸拆坍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走投无路的她重新回到曾经帮工的鲁镇，希求能安生活命。
       第三次命运的转折来临，她再次来到鲁四老爷家当佣人，这次因自身的遭遇而被视为不洁的、有罪的人，使她的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当鲁四老爷家祭祀时，祥林嫂准备“照旧的去分配酒杯和筷子”，“祥林嫂，你放着！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她讪讪的缩了手，又去取烛台”，照旧被制止。于是“她转了几个圆圈，终于没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开”。剩下的时光，她向鲁镇的人们一遍又一遍唠叨自己的不幸，那样不厌其烦，直到她的悲哀经大家的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
       最后的转机出现了，这是普通人柳妈向她传递的信息：凡嫁过两个男人的女人，到了阴间将被阎罗王锯成两半分给两个死鬼，“死无完尸”被传统置于最可悲可怜的境地，祥林嫂不屈于这样恐怖的下场，进行了温和的反抗——“捐门槛”，尽管如此，她始终冲不出封建文化的层层罗网，在一个洋溢着传统文化气息的节日里，悲惨的倒下。
       《祝福》的文化意义在于揭露了陈腐的封建文化不适宜于普通人的生存，从而呼唤一种适合于普遍中国人生存的新的文化！
       丁克松，教师，现居湖北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