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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曾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一文中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儒家思想在其小说中表现如下：
       第一：刚健自强的人生态度。主要表现在《落魄》和《故人往事·如意楼和得意楼》。这两篇写的是生意场上的事情。前者写抗战时期内地一家小饭馆里一位精明能干的南京人和一位自暴自弃的扬州人；后者写胡老板的自信自强和吴老板的萎靡不振。通过对两类人物的描写，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南京人和胡老板的赞同，对扬州人和吴老板的鄙视，表现了儒家“一个人要兴旺发达，得有那么一点精气神”的积极人生态度。
       第二：“义以为上”的价值观念和由此形成的崇高的人格气节。在《故乡人》中，写王淡人以行医为生，却免费为穷苦的乡人看病。家乡发大水，他冒着生命危险救治乡人，全然不顾个人安危。《故里三陈·陈泥鳅》中写陈泥鳅“也好义，也好利”。他救死尸讨价还价，救活人则不计报酬，救上来的人一无所有了，他姓名也不问，还把自己的积蓄无偿地周济“孤寡老人”。这种尚义精神是儒家义以为上思想的表现。在《鸡毛》、《李三》、《鱼》等篇中，则斥责了见利忘义的卑劣行为，从反面表现了“义以为上”的主题思想。
       第三：对仁爱思想的表现。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充分体现构成了他的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岁寒三友》表现的是朋友间的艰苦与共。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为人善良，热心公益，从不做伤天害理的事。王瘦吾、陶虎臣在靳彝甫要资助的时候，慷慨解囊，为其凑足出门求生的路费，靳彝甫在王瘦吾、陶虎臣濒临绝境时，毅然变卖三块爱如性命的田黄石章。这种相濡以沫之情，真是感人至深。
       道家思想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小说人物生活态度的旷达超脱，适性得意。《徙》中的谈甓渔和《鉴赏家》中的季陶民都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他们都是地方名士，却不谙世故，一个闭门读书，一个在家作画；一个连钱都不会数，一个最讨厌世俗的应酬。谈甓渔的为人“无贫贵贱，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谈得来”；季陶民与果贩叶三结为至交，同室论画，视为知己。这种率性而为，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不仅见于谈、季这样的地方名士，也体现在众多下层人物身上。还有像《岁寒三友》《安乐居》《大淖记事》《故乡人》《打鱼的》《云致秋行状》都有很明显的道家思想。
       汪曾祺小说也反映了一些佛教思想。《复仇》、《幽冥钟》两篇，其题材或直接取自佛门，或与佛门紧密相连。前者写一个复仇者由立志复仇到放弃复仇的故事。作品虽以《庄子·达生》中的“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为题记，实则表现了佛家的慈悲思想。后者写承天寺夜半的钟声。作品通过寺中救度众生的菩萨、相貌清癯的和尚和柔和悠远的钟声等意象，表现了佛门救苦救难的思想。《螺蛳姑娘》则通过一个种田人的遭遇，表现了佛家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的现世报应观念。汪曾祺小说还表现出一种禅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受戒》写荸荠庵这一佛门圣地，“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和尚们可以唱情歌，可以有相好的，可以娶妻生子。他们经常打牌，玩铜蜻蜓套鸡，从不知道有什么束缚，更不知道有什么规矩。他们只是按照清净无染的心性做着各自想做的事情，从中感受着生命的欢乐。这种恬淡自如的生活方式正体现了中晚唐以后禅家的“不生思虑，直指本心”的“见性”之法。
       可见汪曾祺小说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其中既有儒家对人生的积极追求，刚健自强的生活态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远大的理想，又有佛道的随心任性，清净无染的思想和佛门的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博爱之心，构成一个和谐的人生。
       曹宏林，教师，现居安徽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