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人们对《
聊斋志异》的主题都是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一部写神人鬼怪的神怪小说；也有人说，这是一部穿着神话外衣的爱情小说；更有人说，这是一部通过神狐鬼怪来讽刺黑暗的现实社会的小说。其实，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鬼世界，更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另类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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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完全颠覆了中国古代小说作家传统“狐狸精”形象的定义，在这里“狐狸精”不再是面目狰狞、吃人喝血的可怕妖怪，而变成了美丽、善良、智慧的代名词，更可贵的是作品写出了女性要求享有独立和平等的意识，敢于对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大声说“不”的精神，这无疑是对男权世界的有力冲击和瓦解。
自古以来，女子无论何时何地总被套上封建礼教锁链。在这样的束缚下，青年女子在婚前是不允许有任何爱情要求的，不仅没有看男子一眼的权利，即使是自己无意间被男子偷看了，也要被封建统治者视为辱没门户的丑事。至于婚后的那一套三从四德，就更把她们紧紧地捆绑着，使她们不可能去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生活。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封建礼教的枷锁越紧，反礼教的烈火燃烧得也就越强烈，终将唤醒中国女性沉睡千年的女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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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中刻画的众多女子虽不能完全地摆脱礼教的影响与束缚，但都为自己的爱情付出了许多，甚至是生命，也在所不惜，她们以各种的形式反抗封建的礼教压迫，希望在艰苦的斗争中逐渐地挣脱礼教的桎梏。不管是人，是狐，还是仙都在各自的感情生活里，都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爱情。让读者看到一个个集智慧、美丽、坚韧于一身，大胆追求自由美满的爱情婚姻，并最终在家庭、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女性形象。
一、集智慧、美丽、坚韧于一身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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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所呈现的鬼狐，与过去志怪小说中的鬼狐有着很大的不同，她们不但不害人，而且还美丽善良，聪颖多谋，热情助人，更可贵的是她们还有很强的独立意识。她们个个才华横溢，能在男人一筹莫展时挺身而出，令那些懦弱无能的男子羞愧而死。她们成为独立的、聪慧的、敢爱敢恨的女性的化身。
张鸿渐因有无赖当面“狎逼”妻子方氏，错手杀死无赖，方寸大乱时，方氏当即表示：“事已至此，罪益加重。君速逃，妾请任其辜。”真是巾帼豪杰，胆识过人，智慧多谋。张鸿渐是钦犯，再犯杀人罪，万不能赦；深闺弱女杀恶徒却有可能以自卫之名减罪。一个平时只知道相夫教子、飞针走线的少妇，危难时刻不惧怕，不惊慌，刚毅冷静，沉着果断，指挥若定，敢作敢当，成为了家庭的顶梁柱、主心骨。
才女颜氏因丈夫屡试不第，只能女扮男装，替夫考试，第一年就考上顺天府第四名举人，第二年又中进士，派做桐城令，政绩杰出，升御史，富比王侯。颜氏女扮男装，把封建重压下妇女被压制的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她有文才，有谋略，有治国才干，吏治超出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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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所呈现的女性形象是与众不同的：她们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她们有明确的行为准则，一旦认准绝不动摇；她们对人生的困境有清醒的认识，头脑极其冷静并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善于把握局面，散发出璀璨的个性光辉。“女人的名字是弱者，这个法则在鬼狐的世界里被彻底地、诗意化地打破了。”在这里，这些美丽聪慧的女性已经在用实际行为，奋力摆脱社会中的附属卑微的地位。
二、大胆追求自由美满的爱情婚姻的女性形象
几千年来中国的广大女性被框死在“三从四德”之中，受难最重，多遭歧视，种种操守、禁忌造成女性始终处于低贱、玩偶地位，从而使广大女性失去了追求爱情的勇气。在那个提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婚姻制度的社会中，男女双方不能自主地选择婚姻爱情，尤其是被当作弱势群体的女性，在男权统治下就更是缺乏这种自由的空间。“在主持风化的道学家们的鼓吹下，这种观念已成为社会舆论。女子要争取自由恋爱，争取婚姻自由，是被视为淫奔无耻，要受到舆论的严厉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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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塑造了一群大胆冲破封建樊篱，在追求婚姻幸福过程中采取主动的女性形象。这些女子不仅抛头露面，言笑大方，置那套“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的闺门戒律于不顾，用实际行动反抗封建礼教，而且敢于先男子而动情，主动去追求婚姻幸福。
作品中的女性不再是服从和受辱的象征，而是在婚恋中的主动追求者。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主宰着青年婚嫁的年代，如果说蒲松龄笔下的鬼狐如婴宁、聂小倩、白秋练等，可以不受人间礼法的羁绊，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么，世俗女子在婚姻大事上的主动热情，则非有超人的勇气不可了，而类似的离经叛道式的自由择偶，在《聊斋》中却比比皆是。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侠女，遇到穷得无力娶妻、但又乐于助人的顾生时，“嫣然而笑”，与之交欢生子，为顾生“延一线之续”；菱角听了胡大成“我为若婿，好否”的要求时，“眉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属焉”，还主动关照胡，只要托其父的好友来提亲则“无不谐”；胭脂在家门口邂逅了“白服裙帽，丰采甚都”的鄂生，马上“意动，秋波萦转之”，鄂生走远了，还脉脉含情地“凝眺”；当晚霞第一次见到才艺超凡的阿端便“遥注之”，后来又“故遗珊瑚钗”给阿端作为爱情的信物。在封建伦理道德强制的那个年代，一个年轻女子如此大胆的去端详一个陌生男子已属违禁，加上主动示爱，就更说明了她积极大胆追求爱情的决心和反抗封建束缚的态度。瑞云在被迫接客时提出“价由母定，客则奴自择之”的条件，后来遇到贺生就大胆地对贺生说：“能图一宵之聚否”。她对贺生所说的话其实就包含了对真爱的渴望与追求。这一切在讲究妇道闺范的封建社会，实在算是一个壮举了。
三、在家庭、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女性形象
在那个桎梏人性的社会中，男子要光宗耀祖只有一条路：科举。但百万读书人，科举登仕的毕竟是少数，结果屡败屡试，平添压抑，最终除了会八股文之外，是什么都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男子在人性上的扭曲与萎靡无能。
所以作者只能寄希望于这些聪慧坚毅的女子了。靠着过人的才智小说中的女性不仅在家庭充当顶梁柱的角色，而且能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红玉、细柳、鸦头、白秋练等人，或“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或“以刺绣作业，……经济皆自任之”，或“晨兴夜寐，经济弥勤”，或“为人灵巧，善居积，经济过于男子”，将家政经理得井井有条；《夜叉国》里的女夜叉“母女皆男儿装”，辅佐儿子、丈夫征战，“奇勋半出于闺门”。
《小二》中的赵小二为人灵巧，经营才能超过男子。她开的琉璃厂生产的灯样子新颖，几年功夫，富甲一方。小二是管理高手，懂市场，知道把握顾客的猎奇心理，掌握市场。小说中充分展示了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女性的才能与地位；展现了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和趋于平等的爱情生活。小二摒弃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女性模式，在她的琉璃厂中，小二豪迈地摆出了主管架势，丈夫只是一个工作上的帮手而已。从中不难发现在不少家庭中男子已无形中退居为配角。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与地位的提高，使得她们成为真正的独立不依的女人，不再是男人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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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通过提供新的爱情观和婚姻模式，塑造了理想的女性人格，伸张了朦胧的女权主义思想。《
聊斋志异》中“不仅主人公大多是女性，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女性的社会价值、女性生命中的文化蕴含作为主题来展示，而男性的行为和意识则蜕化为烘托女性精神价值的背景，体现出强烈的女权主义倾向”，“她们全没有了所谓的贞操、贞节观念，没有尊卑贵贱等级之分，一切礼教在她们身上荡然无存”。这是对传统禁欲主义的挑战，对几千年男权社会的冲击。另外，她们大胆追求爱情，敢作敢为，向往着真情真爱的生活，新的人生价值观在她们心中已经产生。这些活生生的女性形象无疑构成了那个社会最为活跃动人的图景，表现出新生力量的勃勃生气和无限活力。女性当家做主了，才能越来越大，地位上升了。她们不必再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多重礼法约束，因而表现洒脱，充满活力。
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落魄文人，在清代初年男权文化依旧占据社会中心的时代，就能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对女性的极大同情和理解，这样的胆魄与卓识是让人敬佩的。蒲松龄开启小说世界中女权意识之先，引领了清代小说对女性的关切同情，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聊斋》中众多活泼可爱的女性，就不会有吴敬梓笔下的沈琼枝，曹雪芹的晴雯、黛玉，李汝珍的唐小山。《聊斋》中情爱故事让我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了解女权意识在17世纪的中国是如何悄然地躁动萌生的。
参考文献：
1.蒲松龄《
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马瑞芳《幽冥人生：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北京三联书店，1994。
3.马瑞芳《〈聊斋志异〉的男权话语和爱情乌托邦》北京三联书店，1996。
4.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5.何天杰《〈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文学评论》2004年5期。
郑晶燕，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