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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关于文学教育的话题
作者:王京芳

《文学教育》 2006年 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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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春日的午后,我拜访了钱谷融先生。
       在他家绿树掩映的小阳台上坐定,钱先生就笑着说:“我的唯一愿望就是要好好地把时间消磨过去,用愉快的方式把时间打发。因为一切都是要过去的,就连刚刚说过的‘一切都是要过去的’这句话也溜走了。”回忆起这些话时,我想起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句话。平时看到这句话,感触不这么深,但是在那种情境下听先生说“一切都是要过去的”,特别有感触。千百年来,人们对着滔滔江水,只能感叹或者无语。江水永在流驶,不会复返。
       和先生接触过的人,大都觉得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而且已经达至一种境界。先生的确是一个真人、达人,尚情重趣,崇尚自然,顺乎情性。
       先生和我一个小辈谈话,常常笑呵呵的,气氛比较轻松,让人觉得不太拘束。我们谈话很随意,内容并不限于文学教育,也谈生活,谈往事。交谈中,你会感到先生有孩子式的天真和得意,又有长者、学人的智慧和学问。先生博学多思,记忆力很好。谈话间,他常常引用古代诗词,或者《论语》、《孟子》等典籍里的章句,言简意赅地说明读书和做人的道理;也随口引用英文名句。他的英文很好,发音也地道,列举起外国作家作品时,英文脱口而出。他说,如果看外国作品,要尽量读外文原著,才能更充分地领略作品的风致。
       谈话间,我们提到了孔子和《论语》。先生说,孔子是一个非常可亲、可敬、可爱的老师;孔子回答学生的话,常出乎我们意料,超乎我们想象,比我们所能想到的境界总要更高一些。《论语》是一本很好的书,很值得读,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忽略了它。
       关于文学教育,先生总结了一句最简单的话,也是他常跟学生说的一句话,即“要多读书,读好书”,读经典作品,读你感兴趣的、能打动你的经典作品。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要把它们用在好书上。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只有优秀的经典书籍,才能使我们享受更多,受益更大。在好书里,你可以尚友古人、尚友贤者,可以和书里的人物对话,向他们倾诉。
       先生说他自己喜欢读书,喜欢随意地、自由自在地、漫无目的地读书。他说,我读书,没有什么目的,不是为了做学问,只是为了自娱,消磨时间。以先生的资历,当然可以这样说。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要多读好书,在兴趣的引导下,博览群书。既有一个阅读的宽泛的面,也有自己喜好的阅读的点。
       关于读书
       王:您怎样走上了文学道路?
       钱:最先培养起我对文学的爱好来的是小说。早在小学读书时,我就接触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也看了一些文学价值不高的作品,如《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书。这些书都激发了我对故事的兴趣,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
       《三国演义》是给我影响最早的书。它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可爱或可恨的有趣人物;充满着紧张生动的故事情节。它不但培养了我读小说的兴趣;还使我初步学会了用浅近的文言文写作。更重要的是,他给予我人生态度和思想感情方面的影响。三国的联合和斗争,使我对社会和现实人生的理解方面有所提高。甚至可以说,对我个性和趣味的形成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然而我所敬慕、钦羡的诸葛亮,竟并不是后来成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而是高卧隆中的草野隐士诸葛亮。我和小朋友一起玩耍时,也常常带着自豪的感情说自己是“山野散人”。我喜欢诸葛亮出山以前那副散淡的襟怀和飘逸的风神,欣赏京剧里“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的唱词。从那时起,就种下了我的遗落世事,淡于名利的癖性。
       中学时,读了语文课本里的唐诗、宋词,历代散文名篇,给了我很大享受,觉得它们都很美,使我在情感上感到高兴或者惆怅,而且在精神上,有一种超越现实生活之上的愉悦之感,好像心灵得到了提高。在课外,我除了继续喜欢读一些故事性强的小说以外,还找一些课本里提到的诗词作家、散文作家的名篇,也尽量找来读,这样就逐渐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纯正趣味,并使我对文学有了真正的爱好。
       高中以后,我较多地读翻译小说。它们为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那里的风土人情,人物思想,都和我过去所读的中国作品很不同。但是和中国作品一样,在那些作品里也有好人和坏人,也有丑恶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读着读着,能在我心头激发起一种强烈的爱憎感情,使我全身心地去爱那些好人和美好的东西,憎恨那些坏人和丑恶的东西。而且相信前者必定会战胜后者,消灭后者。我对人,对人的世界,充满了信心,深信事情应该会是这样的,自己也为此而感到快慰和幸福。
       后来作品读得多了,渐渐能够分出其间的好坏和高下来了。这就开始懂得了选择,并有所偏爱。我最爱读的首先是那种能从感情上吸引和打动我的作品,爱好的程度则与我被吸引和被打动的程度成正比。那种吸引和打动我最强烈、最深刻的作品,常常能使我超越平凡的现实生活,摆脱肤泛琐屑的感情的纠缠,使我的心灵得到升华和提高;虽然有时它也会给我带来痛苦和忧伤。——能够具有这种力量的,往往就是那些最伟大的作品。
       (笔者按:“故事”在这里是一个关键词,它是先生走上文学道路的最初动因。正是在故事的吸引下,先生走上了文学道路;也是在故事中,先生得到了文学艺术的享受,先生的个性也在理解故事的过程中初显端倪。我们的教育,不可小视故事的作用,宜多从故事入手,让学生接受纯正的文学教育。
       诵读数十首,以至上百首经典的唐诗、宋词、元曲,是提高文学修养和感悟能力的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有所积累,就易于在阅读和写作上,甚至在待人接物方面都有所会通。)
       王:先生爱读哪些书?
       钱:爱读的书很多,列举一些:《论语》、《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鲁迅全集》。《论语》、《庄子》都是百读不厌的经典。《世说新语》很有趣味。《红楼梦》自不必多言。鲁迅识见宏通。他的写作很从容,从他的文字可以看出,他没有写作的人常常遇到的那种局促和窘迫。
       我喜爱的外国作家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王尔德。十九世纪英国散文名家——兰姆姐弟(Mary Lamb、Charles Lamb)、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威廉姆·哈兹利德(William Hazlitt)。还有爱默生(Emerson)、简·奥斯汀(Jane Austen)、勃朗特三姐妹(Charlotte Bronte、Emily Bronte、Anne Bronte)、哈代(Thomas Hardy)、沃特·斯科特(Walter Scott)等等。
       外国作品有《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复活》(托尔斯泰)、《道林格雷的画像》(王尔德)、《傲慢与偏见》(奥斯汀)、《罗亭》(屠格涅夫)、《父与子》(屠格涅夫)、《贵族之家》(屠格涅夫)、《初恋》(屠格涅夫)、《白夜》(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散文集有《Essays of Elia》(兰姆Charles Lamb)。
       王:文学作品的魅力何在?
       钱:文学作品应该富有丰厚的情致和浓郁的诗意,使人感到和渴望美,能够激起人们的某种憧憬和向往。十九世纪的一些名家,例如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它们的作品能深深搅动你的心魂。近代以来的作家,似乎理智胜于感情,他们更多地是在用头脑而不是心灵写作,他们的作品打动我们往往偏重思想,而不能使我们全身心激动。我个人喜欢读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甚于喜欢读卡夫卡、海明威、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在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里,人物的命运和生活道路,会纠缠着你,使你魂牵梦萦,寝食难安。
       关于文学教育
       王:文学作品有三种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他们在文学教育中的关系怎样,它们各自所占的地位怎样?
       钱:文学作品具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这三种作用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分离的。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决不能离开它的审美作用而独立存在,否则,它就丧失了作为文学作品的品格。而这两种作用就是空洞、苍白无力的。人们喜欢阅读文学作品,首先不是为了获取知识,得到教育,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求得感情上的满足和心灵上的愉快。
       这三种作用虽然是结合在一起的,却也常常有畸轻畸重,很难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有的文学作品善于刻画世态人情、社会风俗,读了扩大见闻,增长知识。有的作品长于展示社会矛盾,抨击黑暗,歌颂光明,读了能使我知所惩劝,得到教育。这两类作品,只要它们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能够吸引我读下去;而不是直白地向我灌输知识,进行教育,成为变相的教科书或者露骨的教训文学,我都欢迎,并且也愿意阅读。
       但是,只有那些真正的艺术作品,才能熔知识性、教育性、审美性于一炉,三者水乳交融,互相渗透,不可分拆。这样的作品,才能把这些作用发挥到极致,才能把读者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里去,使他们在心灵上得到升华和极大的满足。我所最爱读的也就是这一类作品。
       王:谈谈对您有影响的老师。
       钱:先讲一个小故事:小学时,我一向是班上成绩比较好的一个,老师都很喜欢我。六年级时,来了一位新老师,姓谢。谢老师刚从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毕业。一次作文课,我的卷子发下来时,他写了这样的批语:“从别处抄来,何得掩人耳目?”我很惊诧,向他说明我是自己写的,不是抄来的。他非常主观,一口咬定我是抄来的。我要他指出是从哪里抄来的?他非常自信地说是从《模范日记》(类似优秀文选之类的书)上抄来的,这书当时很流行。我便找了一本拿去让他指出我抄的是哪一篇?他当然找不到,但还是支支吾吾地不肯爽快承认是冤枉了我。我小孩子家,受不得委屈,就在他的批语后面反批道:“批评之权在老师掌握之中,学生何敢乱道,然而……”。这还不算,又在要交给老师的日记中,不指名地说,有一个老师硬把学生自己写的文章说成是抄来的,像这样的老师真是太没有资格了。而且还标上《胡批》的题目。老师看了,并没有对我的日记表示什么意见,只在文后批了“字写大一点”这样几个字。
       老师是近视眼,但是他之所以这样写,也许是为了让人理解为他根本没有看过这篇日记吧。不想我的一个在高中读书的表兄来我家玩,看到了老师的批语,又听我说了事情的经过,便怂恿说:“他要你字写大一些,其实你的字已经够大了,谁叫他是个近视眼呢?你可以反问他:‘你看不见么?’”我当时实在不懂事,就真的写了这样一句十分无礼的话。这下激怒了老师,他上课时,怒气冲冲地把我叫到讲台旁当众用戒方打了我十来个手心。说,我今天就打你的“看不见”。我当时年幼,太不懂道理,实在做得太过分了。冒犯了老师。后来另一个老师来找我谈了话,一面安慰我,一面责备我说,谢老师当初对你不了解,冤枉了你,后来也有些失悔。但你太不懂事了,怎么可以一再冒犯老师呢?不过,他又说,谢老师还是喜欢你的,以后要好好听谢老师的话。后来,谢老师果然对我很好,跟我很接近。
       (笔者按:这则故事说明:老师要有一颗宽容的心,要有勇气在学生面前承认错误;学生当然也要尊重老师,知礼节,但也不必无原则地屈从老师。)
       我的大学老师伍叔傥先生,是我一生中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当时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担任国文系主任。他很开明,在教育上颇能继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思想作风。在他的主持下,罗致了各方面的人才。先后来校任教的有罗根泽、孙世扬、顾颉刚、乔大壮、朱东润、曹禺、徐訏等先生,老舍也被请来作过讲演。此外还有杨晦、吴组缃、吴世昌等先生,不过他们到时我已经毕业了。
       平日他跟我们闲谈,常常是古今中外,出入文史哲各个领域,海阔天空,鱼跃鸢飞,其乐无穷。完全没有当年一些中文系教授那种严肃古板、道貌岸然的神气。
       伍先生当时孤身一人,经常拉我陪他在馆子里吃饭,也喝一点酒。吃饭时,无所不谈,但都只是即兴式的,随随便便想到哪里,就讲到那里,从来没有预先存心要对我进行什么教育,更决不摆老师的架子;甚至,连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这样的观念也十分淡薄。他真率自然,一切都是任情适性而行。他不耐拘束,厌恶虚伪。他在教室里讲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以教育者自居,一本正经地板起脸孔说教。而只是像和朋友谈天一样,把他所知道的、想到的,带着自己当时的真切感受,向同学们和盘托出而已。正因为如此,他的每一句话,连带他当时特有的情绪色彩、声音语调,一种眼神一个手势,至今历历在目。(《散淡人生》313)
       他仰慕魏晋风度,却从不挂在嘴上。可平日举止,确乎能比较脱落形骸,适性而行。伍先生是一位能耿介自守,不同流合污的读书人。我虽是伍叔傥先生的弟子,由于年龄相距太大,我当时在各方面都太幼稚,无论对于他的学问,对于他的精神境界,都有些莫测高深,不能了解其万一。不过,他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飘然不群的气貌,却使我无限心醉。我别的没有学到,独独对他的懒散,对于他的随随便便、不以世务经心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却深印脑海,刻骨铭心,终于成了我根深蒂固的难以破除的积习,成了我不可改变的性格的一部分了。
       (笔者按:老师对学生的影响除了传授知识以外,很重要的部分是言传身教,立人立言。)
       关于真诚
       王:您为何最强调、推崇“真诚”?
       钱:我虽然很少写作,但是我的文章却仍尽量说自己的话,决不作违心之论。古人云“修辞立其诚”,为文而不本于诚,其他就不用说了。
       文章要写得好,必须逞心而言,无所顾忌,使字字句句都从肺腑间流出。能如此,则入人必深,动人之力也必大。读者最欢喜看的,也是这一类文字。我虽然很知道这个道理,并且衷心向往,渴望能达到这一境界,却总是做不到。原因就在于我总忘不掉自己是个教师。觉得一言一动都得像个教师的样子,因此文章老是放不开。其实,读者是并不在乎你是个老师或者是别的什么,重要的是要有你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
       我喜欢散文。散文是最见性情之作,既是最容易写的,也是最难写的。一切没有真性情的人,或者不是真有话要说的人,最好不要来写散文。
       散文要有真性情,不受拘束,最忌造作,要自由自在,逞心而言。散文的“散”字,下得很好。它无需刻意求工。但是它需要历练;得有修养,要在学识品行方面使自己能成为一个有滋有味的人。这些都是“功夫在诗外”。
       王:先生特别看重“真诚”。这既是读书、作文的要求,也是为人的标准。您总是说好的文章都是真的文章,说的都是真话,实在话。在治学上,您也一再强调真诚的态度。
       钱:治学的道理和做人是一致的,首先必须真诚。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或者学者来说,他的为人可能主要是从他的治学态度上体现出来的。所谓治学和为人的真诚,也就是指它在这两方面的认真严谨、诚心诚意。没有这种对于治学的真诚态度,一个人的学问是不会达到深湛的境界的;同时,对于治学的真诚,也意味着不能将其视为手段,当作谋取世俗名誉的途径。因此,“真诚”多少带有某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含义。这实际上也就是指治学必须以执着不断的追求和热爱为前提。
       如果一个人的治学态度是真诚的,那么他肯定不会排斥学术上的独创和宽容。
       王:真、善、美三者的关系怎样?
       钱:美是真、善的精英,真和善只是美的高贵之王的羽盖下的两位贤明的宰佐。我们追求真,追求善,都是为了美化人生;我们得到了美,也就得到了真和善了!
       Beauty is truth,truth beauty。(John Keats)美就是真,真就是美(约翰·济慈)。
       我一生都服膺唯美主义。
       王:您喜欢的格言是什么?
       钱:我平生最服膺的格言有二。一是希腊阿波罗神庙中的“知道你自己”,二是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我知道自己是最平庸、最无能的人,所以决不自以为是,决不在人前逞能。
       诸葛亮的“淡泊”,是为了“明志”;“宁静”是为了“致远”。我既无大志,也不想高飞远飏。我之自甘淡泊,企慕宁静,无非是为了求得个自由自在,庶可少惹些无谓的烦恼耳。
       结 语
       先生的教育是孔子式的,谈到自己时,他很坦率,直言不讳。若是批评学生,则含蓄一些,点到为止。
       先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特别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个人懂得多少是多少,说话,特别是引用别人的话,要准确适当。特别是做一个老师,一定不能误人子弟,以讹传讹。
       谈到读书,先生归结一句话,就是要多读好书,多读经典作品。感悟力是每个人都有的,很可贵,但是各人的感悟力高下不同,差距可以很大。理性分析的能力和方法可以通过练习获得。而感悟力则是天生的,当然也可以在后天的学习中逐渐磨练和锐化它。
       先生不是一个苦学的人。他很会享受生活。我想,文学能教人学会享受生活,学会欣赏美,享受快乐。文学教育,除了从书本上实现认识、教育、审美的功能以外,也为的是提升每个人的生活质量。阅读文学作品,能磨砺你的知觉,使你更敏锐地发现、感受和体验生活的美和丰富性,享受生活的趣味。
       先生便是这样一位懂得生活的人。他喜欢享受生活,喜欢品茶,喜欢下棋,喜欢旅游。在自然的美景中,忘却尘世的烦恼。他跑遍了几个大洲,饱览了各地的风情景色。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加拿大温哥华维多利亚岛上的布查花园(Butchart Garden),是他所见过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园林。那里真美!先生和我聊天时,多次这样形容这个园林。每次赞赏之情都溢于言表,眉头情不自禁地皱起来,极形花园的奇美。令听者神往。
       通过和先生短时间的愉快的谈话,感到先生是一个真的人——真诚、真实、真率。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绝不仅限于传道、授业、解惑。其实,老师自己就是一个最生动的教材,他的言行举止、气质风度都能感染学生,所谓“润物细无声”。这就是钱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
       题外话
       访问完钱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我自己觉得对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不很了解,有隔靴搔痒之感。于是和一位执教六年,而且能力不错的高中语文老师聊起了中学语文教育。
       她说语文教育处于悖论的境地。也就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上级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围绕高考的评价体系,校方要求教师“题海战术”,确保固定的知识点得分。老师的课堂教学、语文课本、考试三者各行其道。有一些脱节和相悖的地方。
       为了能够考量学生的素质,考试评价体系当然也在改革,例如增加了主观题(如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读)的分量。但是,主观题的标准答案有时比较牵强,并不够“标准”。而且每一个阅卷老师都有自己的倾向性,存在误差。
       在没有找到比考试更好、更合理的可操作性的制度,不用过分空谈素质教育。
       学生的语文水平与先天素质、后天积累都有关系。个人的语文素养,需要平时多看书、多揣摩,才能有效提高。有些学生,总是把应试当作目的,急功近利。只做对考试有利的课业练习。抱着这样的心理,当然不利于学习语文。
       语文素养、文学素养的培养和提高,无法在分数的指挥棒下有效进行。现在,只能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制订不同的要求。引导那些有兴趣的学生多读多看。
       最后,这位年轻的老师总结了一句话:一个语文老师最高兴的事不是学生考了高分,而是在老师的感化下,变得喜欢看书,有看书的兴味。这才是一个老师最大的成功。我想,这又回到了我此前和钱先生谈话的中心——多读书、读好书。
       王京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3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