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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举行的“盘峰诗会”，是自朦胧诗创作讨论以来，中国诗坛关于诗歌发展方向的最大一次争论，这次争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是什么？中国新诗如何吸收外国诗歌的精华？我想，在诗歌流派层出不穷，诗歌写作由衰落走向繁荣的今天，重新探讨一下这次争论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很有必要的。
       一、论争主将的历史背景
       1、知识分子写作的历史背景
       知识分子写作是九十年代初期，以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王家新、臧棣、西渡为代表的，强调“学识”和“技术”的一个诗歌写作流派。他们认为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汉语诗人应该在西方获得语言资源，应该以西方诗歌做为世界诗歌的标准。《倾向》、《岁月的遗照》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主要阵地。知识分子写作也叫“学院派写作”。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在北京工作或生活，所以有人称他们为“北京诗人”、“现居北京的诗人”。
       按照诗人西川的说法，知识分子写作是他在八六年提出来的。西川说：“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我对用市井口语描写平民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厌倦，因为如果中国诗歌被十二亿大众的庸俗无聊的日常生活所吞没，那将是极其可怕的事。”我们从西川的这段话中可了解他的诗歌立场，这也是争论的其中一点。而此后的几年中，这一观点得了欧阳江河等诗人的进一步深化，使这一概念进一步发展。
       1991年，西川、欧阳江河等人创办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机关刊物《倾向》，标志着这一诗歌流派的正式形成。到1998年程光炜编的“90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岁月的遗照》，表明知识分子写作已经走向成熟。
       2、民间写作的历史背景
       民间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伊沙、徐江、侯马、于坚等诗人为代表的，强调“口语”和“生活”的一个诗歌写作流派。他们认为“诗歌在民间，真正的诗人在民间，真正的诗歌变革在民间”。（韩东语）
       真正将这种写作状态正式命名应在1999年的“盘峰诗会”上。会上的一位主持人根据《中国新诗年鉴》的宗旨“艺术上我们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而得出的与自称“知识分子”者立场相对的一批诗人的指称。
       其实，这种写作状态要比它的名字早近二十年。民刊《今天》的创办，应该是民间诗歌写作的萌芽期。民刊《今天》的诗人包括：顾城、舒婷、北岛、杨炼、食指等。他们本着对诗歌的挚爱，无私地抒写生活、抒写人生。这已经是70年代末80年初的事情了。
       进入90年代，民刊发展更加迅猛。到目前为止，民刊出版总量（1978年以来）已超过1000种之多。单2000年后创刊、复刊的民刊数量就达到107种之多。这还不包括网络诗歌。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知识分子写作要想控制中国诗坛，显然是在做白日梦。
       二、盘峰论争的价值取向
       “盘峰论争”是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围绕“诗该写什么”、“该怎样写诗”而展开的一场诗歌大讨论，也叫“盘峰诗会”、“盘峰论剑”。这其实是诗人们的价值取向问题。
       1、盘峰论争的发端
       盘峰诗会是由北京作家协会、《北京文学》编辑部、《诗探索》编辑部、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于1999年4月16日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举行。
       引发这次论争的是《岁月的遗照》和《1998中国新诗年鉴》这两本书的出版。在代表知识分子写作的选本《岁月的遗照》里，没有选民间写作诗人北岛、舒婷、严力、多多、王小妮、何小竹等人的诗。民间写作诗人就自己搞一本选本，叫《1998中国新诗年鉴》，并明确提出“民间写作”的口号，把自己放到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面。这引起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强烈不满。这是盘峰论争的关键所在。在会上，于坚、伊沙、沈奇等民间写作诗人与王家新、西川、藏棣等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2、创作观点的不同是论争的核心
       盘峰诗会前后，特别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双方都发表大量的文章抨击对方。从双方的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创作观点的不同是引发论争的核心。
       先来看一下知识分子写作是如何攻击民间写作的。“（民间写作由）诗歌江湖变成了诗歌黑社会，鼓捣来鼓捣去，自己不搭台，只拆别人台”，“说到底民间立场并不存在，与其有个什么民间立场，还不如说有个黑社会立场，而诗歌黑社会立场中的头一条原则就是利益均沾。”从以上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诗歌争论已经变成了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真正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了。
       再来看一下民间写作对知识分子写作的看法，于坚在《真相》中说：“在硬着头皮阅读了‘知识分子写作’90年代以来的那些令人头晕目旋的，枯燥无味的、故弄玄虚的、嵌满外国人名、名词、语录的……”还有的诗人认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作品思维陈旧、语言腐朽、玩文字游戏、伪崇高”，“远离人民，高高在上，自我崇拜，孤芳自赏，目空一切”“（知识分子写作）的许多诗歌仿佛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阻碍读者的阅读，阅读不再是快乐，变成了身心经受折磨”等等。我们从以上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民间写作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厌恶程度。
       三、盘峰论争对新诗发展的影响
       回顾这场持续多年的诗歌写作观点论争，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争论的言辞如何激烈，形式如何多样，参与人数的多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是有影响的。主要的影响我认为有如下几方面：
       1、论争对一味崇洋的诗人们敲响了警钟
       令民间写作强烈反对的一点是：知识分子写作全盘西化。王家新在《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中说：“中国现代新诗本来就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开始的，西方的写作资源已经成为现代汉语文化血液中既不可排除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上这些观点基本上代表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创作倾向：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一味崇拜西方的文学大师诸如布罗茨基、米沃什、希内等人，并以这些西方大师为参照，建立起自己心目中的诗歌尺度，并让诗人们都按此尺度创作。这势必会遭到包括民间写作诗人在内的诗人们的反对。事实也证明，知识分子写作这种迷信知识、滥用写作技术、惟西方大师至上、迷恋西方价值体系，将民族文化、民族文学视为死敌的写作观念，是应该深刻反思的。盘峰论争让更多的诗人明白：我们应该怎样吸取西方诗歌有用的东西，形成自己的文本体系，价值取向，而不是简单照抄照搬西方理论。
       2、论争为“圈子写作”指明了出路
       综观论争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都在营造与自己创作观点相同的“诗歌圈子”。只要符合自己审美情趣的诗歌或理论，就是好的，否则，赶尽杀绝。这样一来，使本来就不很景气的中国新诗带来了莫大的打击。使得一些立场不稳定的诗人赶紧往诗歌圈子靠。造成诗歌圈子越来越小，成了某些人称王称霸的场所。正如论争的一些人所言，在诗歌界的讨论，出现了打文字仗、帮派化的“诗江湖”局面。
       这次诗歌论争，使诗人们懂得，只有走出“圈子写作”这个怪圈，打破想成为中国诗坛霸主的梦想，把自己置于读者心中，吸取各方的长处，这才是诗人的唯一出路。
       3、论争为今后诗人们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
       在这场争论中，知识分子写作的写作立场是：只要强调知识的，会运用各种技巧的诗就是好诗。而民间写作的创作立场则是：写生活本质的、口语化的诗就是好诗。他们争论的焦点是明摆着的：什么是评判九十年代诗歌价值的尺度？诗该写什么？该怎么写？一句话，怎样的诗才是好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九十年代诗人们对诗坛沉寂的焦虑和思考。但是什么样的诗才算好诗呢？通过论争，诗人们发现，不是某个人说好诗就是好诗，不是某个小团体说是好诗就是好诗。“好诗不在主义，为主义写作，为流派写作是很荒唐的事。”（林莽语）严格一点讲，以某个人的审美尺度去辨别一首诗的好坏是不准确的，是不全面的。好诗应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读者喜爱的、有灵有肉的。通过此次论争，使诗人们懂得，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要不断吸收各方面的长处，整合，包容别人的东西，做到兼收并蓄。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喜爱的诗歌文本来。这才是诗歌发展的方向。
       盘峰争论虽然过去了，但留给人的思考还在继续。跨进二十一世纪，诗歌创作走进了全新的时期，只要我们不拉帮结派，除去个人野心，除去浮燥，除去狂热，多一分冷静，多一分思考，中国诗歌发展的道路上，一定会少一些弯路。
       陈火胜，广东河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