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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Q正传》问世以来，对阿Q这一典型人物的解读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历经八十多年而不衰，不仅未因阿Q时代的消逝而终结，反而随着社会政治体制的革变、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精神领域的丰富而日见全面深入。这一方面足以说明鲁迅先生基于“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对人类的根本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天才观照的哲理反思”所创造的形象的不朽，另一方面也表明当下政治文明的进步距鲁迅先生“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尚有距离。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那么辛亥革命前后阿Q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又是怎样的呢？是否具备求生存、图发展的基本权利呢？我们不妨严格循着鲁迅先生提供的文本，秉着先生人本主义的思想和法理精神再作一番探寻。
       一、姓名权
       人“立”于天地间，肤发受之父母，大抵应该是有名有号的，但是阿Q却丧失了姓名权。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的序中言及了给阿Q作传的困难：名号不详。“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按阿Q自己的说法，“他和赵太爷原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然而第二天阿Q就吃了赵太爷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甚至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也不得而知。名号不详，籍贯自然无从查起，惟有一个“阿”的通称是非常准确的。于是，在封建专制势力的欺压和“超稳定”的乡绅治理结构中，阿Q的姓名权就这样被剥夺了。
       二、劳动权
       在由阿Q的“精神胜利法”推及到“国民性”研究时，一般对阿Q初始定位为：农民。然而，阿Q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应该具备简单的生产、生活资料，尤其是赖以生存的土地，这些阿Q都不具备。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寺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加之进了几回城”，阿Q的见识又较未庄的居民要高一些，“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由此可以确认：①阿Q是一个成年人，年龄在三十岁左右；②阿Q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虽是打短工，劳动技能却具备多样性，见识也较未庄的居民要略高一些；③阿Q是未庄体制外的边缘人物，一个游民、寄居者，靠出卖劳动力糊口而对劳动方式没有任何的选择权利。
       三、人格尊严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以较大篇幅详尽勾勒了处于社会底层的阿Q为维持起码的人格尊严所仰仗的独特的麻醉剂——“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行状”：①自慰：“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以虚妄的胜利来掩饰现实生活中的失败。②讳忌：“最恼人的是在他的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③卑怯：由于主观上并不认同自己的边缘地位，阿Q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但事前会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自慰，倘他有了能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尤其以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动手动脚、大肆轻薄为甚。这一切固然是阿Q的人性劣质和精神病态，但它又何尝不是屡受侵害的阿Q为维持起码人格尊严而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呢！倘不如此，作为被剥夺了基本生存权利的阿Q还有存在的意义吗？鲁迅先生在冷静地剖析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同时，是注入了深切的同情的。固然“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二者互为表里，但如果不铲除处于强势地位的暴君，单纯地教化臣民又何尝不是隔靴搔痒？“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是我们后来者在由阿Q的“精神胜利法”反证“国民性”的改良时应该注意的。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底层人民的精神劣质方面，而更应该关注社会体制层面的整体推动和路径选择。这也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价值之所在。当然，变革体制有时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是流血牺牲的。
       四、婚姻自由
       “阿Q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名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阿Q对“男女之大防”的守持，就如同他对革命党的初始认识一样：“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那么这个“很有正气”、“几乎是一个完人”、未庄体制外的边缘人物为什么会在封建势力的欺压下还要“排斥异端”，并且似乎有着对旧礼教、旧秩序天然的认同？答案恐怕也只有从阿Q在未庄的生存境域去寻找：只有求得体制的认同，阿Q——这个游民、寄居者才能在未庄立足，讨得一口饭吃；谁若是破坏了体制，自然会影响到他的饭碗。不幸的是，他毕竟到了“而立”之年，由于轻薄小尼姑倒害得自己“飘飘然”了。基于“伊们全都要装‘假正经’的”认识，春心萌动的阿Q向吴妈——赵太爷家唯一的女佣——发起了莽撞的求婚，结果可想而知，这个成年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恋爱，遭到了封建势力的全面“镇压”，以悲剧告终。毡帽做了抵押，棉被也拿去质了。更恶劣的影响在多日以后显现出来：酒店不肯赊欠；土谷寺也住不成了；要命的是没有人找他打短工，连饭也吃不上。阿Q为这次莽撞的求婚彻底地丧失了在未庄生存的底线。
       五、教育权
       境况窘迫的阿Q自然没受过教育，不认得字，这一点对阿Q是致命的。
       阿Q求婚失败被未庄放逐之后，进城做了梁上君子，再回未庄时便“与先前大不同”，穿的是新夹袄，腰间挂着一个大搭裢，现钱打酒，“阿Q这时在未庄人眼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财富为阿Q赢得了短暂的、前所未有的尊敬。可是，就因赵太爷的猜忌，很快村人对阿Q又敬而远之了，“谁料他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呢？”不久，黑魆魆里一只乌蓬船载来了城里闹革命党的消息，使平素欺压阿Q的“一群鸟男女”吓得惊慌失措，尽管阿Q以为“革命”不过是“反清复明、打家劫舍”一类，可在阿Q亮出“造反”的名号后，连赵太爷都怯怯的叫“老Q”，这是从未有过的。由此，阿Q体会到革命的快意并萌生了追随革命的愿望，但很快他的愿望就遭到了假洋鬼子的打压，勾连上革命党人的“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绝望之中，阿Q却被冤作抢劫的嫌犯抓了起来。为什么是阿Q而不是别人？大概是因为他亮出过造反的名号、又有过偷儿的行径。第二天，不识字的阿Q便在要他命的纸上画了押，沦为了“看客”的材料。
       假如阿Q认得字，不管他是否会成为“帮忙”或“帮闲”的人，在因“莫须有”而要他命的时候，他大抵会喊冤或至少死个明白的。
       《阿Q正传》是一部纵列式结构的小说，鲁迅先生在这里用入木三分的笔触，抽丝剥茧般层层揭示了在封建专制势力欺压下的社会底层人物阿Q的生存权利遭受严重侵害的境况，塑造了“阿Q”这一不朽的人物形象；从姓名权、劳动权、人格尊严到婚姻自由的权利和教育权这几个基本生存权利的丧失而推论了阿Q向往革命的历史必然，“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但如果只是阿Q式的革命党，那么任何革命都不可能成功，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支愚蠢的军队”一样。所幸历史并不是简单重复，革命党也不是全由阿Q这样的人员组成。
       一段时期以来，由“阿Q式的革命党”而引发的脱离历史语境、脱离文本而消解革命对社会发展的推动意义，进而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五四”革命传统的偏离的言论不断，其实，不论是从“狭隘的阶级论的观点”，还是从鲁迅先生的人本主义立场，或从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利和独立批判价值出发，回到鲁迅先生提供的文本，是不难从阿Q的基本生存权利遭受严重侵害的状况中得出革命是一种现实需要的结论的。
       刘效军，武汉工交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