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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俄罗斯“哲学复兴”的中心人物别尔嘉耶夫在谈到俄罗斯民族精神时说：“朝圣是一种很特殊的俄罗斯现象，其程度是西方没见过的。朝圣者在广阔无垠的俄罗斯大地上走，始终不定居……朝圣者寻求真理，追求天国，向着远方。……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俄罗斯文化最有创造性的代表者都是朝圣者，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都是朝圣者。”而今，在俄罗斯朝圣者的队伍中，又多了一个坚定的跋涉者，他在苏联专制极权的迫害下，在劳改营里，在流放地，在书报检查制度下，在被放逐到国外的流亡生涯中，一直以九死不悔的殉道精神寻求和捍卫着真理并大声呼喊出来。他说：“我相信，文学的任务是要告诉人民他们所期望知道的真实情况。……作家的任务是选择更普遍和具有永恒性的问题，诸如：人的内心和良知的秘密，生与死的对抗，战胜精神上的痛苦，以及产生在远古时代的人类的历史法则，这些法则只有在太阳不会放射光芒时才会消失。”他以绝大的道德勇气和高超的艺术手法，第一个突破思想和文学的禁区，开掘出劳改营主题，为苏联劳改营文学的滥觞打开了闸门。他以丰硕而深刻的作品成为苏联“回归文学”的卓越代表。他为加速苏联的民主化、“公开性”进程，推动历史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就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
       生于1918年12月11日的索尔仁尼琴是遗腹子，他是由当中学教师的母亲抚养成人。1939年他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同时又考入莫斯科文史哲函授学院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于1941年10月应征入伍，1944年因作战勇敢获两枚军功章并晋升为大尉。1945年他因在与中学同学的通信中流露出对斯大林的不满在前线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53年刑满后又被流放。1956年苏共20大以后，索尔仁尼琴被平反。1962年他的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立刻轰动全国，索尔仁尼琴一举成名。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废黜后，索尔仁尼琴开始受到迫害。他的作品被剥夺了公开出版的权利，但同时，他的一些作品也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国内流传并且在国外出版。1970年，索尔仁尼琴“由于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被瑞典科学院授予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底，他的揭露苏联整个劳改营内幕的巨著《古拉格群岛》第一部在巴黎出版。1974年2月12日，他以叛国罪被逮捕，次日押上飞机递解出境。他在西方流亡了20年。1994年5月，索尔仁尼琴全家荣归故里，实现了他20年前被驱逐离境时的预言：“我将活着回到祖国！”。归国后他仍以极高的热情关心国事，著文立说，对俄罗斯文学和社会生活继续发挥着影响。
       索尔仁尼琴的一生命运多舛历尽坎坷。俄罗斯文学史家符·维·阿格诺索夫把他的一生称为“圣徒式的一生”。索尔仁尼琴和他同时代的人一道，经历了苏维埃俄国的全部历史，并且最终看到了俄罗斯的变化。因而，他是苏联历史的见证人，而且以他的才华和对“谁也不能阻挡通往真理的道路”的信念，使他成为负载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最大希望的人。就像是依照圣徒传的法则一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给以严峻的考验。命运给索尔仁尼琴的第一个考验，是从天而降的牢狱之灾。26岁的青年大尉军官胸佩卫国战争二级勋章和红星勋章，在向柏林挺进的胜利大军中踌躇满志，前途辉煌。然而，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却使他在一夕之间由卫国英雄沦为囚徒。对于凡人而言，这是人生之大不幸，然而，对于真金而言却是必不可少的冶炼。正是这个灾难，造就了当代俄罗斯一个伟大的作家。从1947年开始，他在劳改营极为险恶的环境下开始了秘密写作。在押解队伍行进的途中，在工地上，在劳动中，他不停地构思，并在脑子里把想好的作品背诵下来，然后在出狱之后，再凭记忆写在纸上。为了节省纸张和便于秘密保存和携带，他把字写得比蝇头还小，写好后将书稿卷成小筒塞进空酒瓶，埋藏起来。后来他还将手稿拍成微缩胶片藏在书籍的封皮里。就这样，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写了一部又一部作品，有诗歌、小说、剧本、随笔、散文等等。他的一些代表作几乎都是这样以痛苦的方式诞生的。卡莱尔说，不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索尔仁尼琴正是在劳改营的黑暗中才看清了现实，激发了反抗专制，直书人生的绝大勇气。
       命运给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个考验是他曾身患绝症。1952年2月12日，劳改营的医生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给他切除了腹股沟上的一个恶性肿瘤。1953年秋天在流放地，索尔仁尼琴又感到胃部疼痛，江布尔州医院确诊为胃癌。由于耽误了诊治已发展到晚期，医生预言他最多还能活三个星期。这是索尔仁尼琴一生中最为可怕的时刻：在临近解放时瘐死狱中和他写作的一切功败垂成。此时母亲已经谢世，妻子又改嫁他人，在医生许给他的最后几个礼拜，他仍不能逃避学校的工作。然而，在强烈的责任感的驱使下，在因为剧痛而无法入睡的夜晚，索尔仁尼琴以超人的毅力把在劳改营中创作记诵的作品尽可能地整理成文字，埋藏在自己的菜地里。1954年新年前夕，索尔仁尼琴义无返顾地来到了乌兹别克的首府塔什干的医院，准备在那里与生命作最后诀别。然而，就像是在圣徒传中一样，出现了奇迹：癌症被治愈了。索尔仁尼琴从中看到了天意，他说：“没有死掉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归还给我的生命，从这时起在完全的意义上说已经不是我的生命了，它被注入了新的宗旨”。索尔仁尼琴认为给他生命延期是为了让他替受苦受难的俄罗斯以及所有没有能爬出劳改营的冤魂申诉。从此，他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赋予文学以尖锐的哲学思考，突破思想和文学的禁区，在“经过长期的无思想后，俄罗斯人民终于在缺乏自由的极为沉重的气氛中用语言和思维进行了自我表述”，索尔仁尼琴因而为当代俄罗斯民族和人民的代言人，成为俄罗斯文学史上堪与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列的伟大作家。
       索尔仁尼琴不仅像圣徒一样承受住了命运的一次次严峻的考验，而且，他以深刻的思想和非凡的远见卓识，堪称当代俄罗斯的“先知”。他的妻子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说：“他真的具备一种预见事物的能力，这是我和大多数人都不具备的”。索尔仁尼琴在26岁被捕时就“模模糊糊地有一种预感，似乎恰恰会经过这一次身陷囹圄，我才有可能对我祖国的命运产生某种影响”。他在1974年被驱逐离国时曾说：“我看到了我回俄罗斯的日子”。他对自己终有一天重回故国深信不疑，不仅是他的书回去，而且是他本人回去。当时没有什么人对他的话当真。然而20年后他终于在鲜花和欢呼声中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并被奉为“返回祖国的伟大流亡者”。索尔仁尼琴主张并欢迎苏联解体，他是最早预言苏联解体的第一人。1990年他发表了《我们应当如何重建俄罗斯》，再次预言苏联即将解体，并指出俄罗斯应当体面地退出中亚和高加索，应当和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重建联盟。他还预言1917年2月的情况可能以更危险的形式重演。但是他的话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这对先知的命运来说也很相似。索尔仁尼琴以先知的桀骜不驯，保持着个人立场的完全独立，在苏联解体后的各种政治派别的拉拢中，他申明：“我今天和俄罗斯的任何政治运动，任何政党和任何政治人物都没有联系，我将只依据我理解的怎样对俄罗斯有利而行事”。他既不与所谓的“民主派”站在一起，也不与所谓的“爱国派”站在一起，而是坚定不移地与俄罗斯站在一起。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真理的朝圣者和殉道者，一个俄罗斯文学的圣徒，他以自己的文学创作事实上创造了一个新的俄罗斯小说体系。他把新的、不被了解的，或已被遗忘了的真与假、善与恶、生与死引进他的小说，使他的小说在道德和哲学思考上向世人提出了尖锐的拷问，他的“一本本痛苦的书让人心灵受伤，同时又医治这些创伤”，他“把无以伦比的伟力还给了俄罗斯文学，从此他为所有的作家树立了一个道德的标杆，正如俄国当代作家萨仁所说的：“索尔仁尼琴的出现不允许我们所有的人再马马乎乎地创作了”。索尔仁尼琴不愧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第一人。让我们牢牢记住他在诺贝尔奖演说辞中所说的：“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李小驹，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