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是人类最先驯化的动物，也是人类的主要肉食来源之一。先秦时，食狗之风盛行。据《礼记·月令》所载，到了秋季，要“食麻及犬”，并可用于祭祀：“以犬尝稻，先荐寝庙。”《周礼》亦云：“供其犬牲。”据《晏子春秋》载，齐景公的猎狗死了，景公要用棺木敛之，还准备祭拜，后经晏子劝谏，于是“趣庖治狗，以会朝属”，可见先秦时狗肉确可登大雅之堂。当时人们已掌握了吃狗肉的一些注意事项，《礼记·内则》云：“狗去肾。”又云：“狗赤股无毛而躁，臊。”吃狗肉的人多了，屠狗就成了一种职业。狗屠，即以杀狗为业者也。最早为狗屠立传的当属《
史记》。综观《
史记》，有几位“狗屠”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黄宗羲在《马雪航诗序》中说道：“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而正是狗屠直接促成了燕赵“慷慨悲歌”之风的形成，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建构。
第一个狗屠就是聂政，其事迹见《刺客列传》。聂政是轵地（魏邑，今河南济源县东南）深井里人，因杀人避仇，与母亲、姐姐来到齐国，“客游以为狗屠”。当时严仲子与韩国的相国侠累有过节，他知道聂政是个英雄，于是以极高的礼节拜访了他，并奉黄金百镒，为聂母祝寿。聂政感其知遇之恩，但他是个孝子，母亲尚在，不敢轻言以身相报。母亲去世后，丧期一满，他就单人匹马直闯侠累府中，一击中的，刺杀侠累，又“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毁容而死。为什么毁容？他不想连累他的姐姐。由此处可见这个刚烈刺客温情的一面。韩国于是暴其尸于市，以千金购求其真实身份，聂政的姐姐立知此事为其弟所为，于是动身至韩市，伏尸痛哭，“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犹‘呜咽’）悲哀而死政之旁。”聂政奇人，其姊亦奇人。她不是选择沉默以避株连，而是以死扬其弟之义名，真是有其姊必有其弟！
除聂政外，《刺客列传》中还有另一个神秘的狗屠。说他神秘，是因为他无名无姓。他与荆轲有关。荆轲周游列国，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于是“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悲歌，旁若无人。荆轲刺秦未果，按他的说法是：“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这话我信，它决不是失败的借口，因为此前已有鲁之曹沫执匕首挟齐桓公归还侵鲁之地的成功案例（事详《刺客列传》），故当不是如陶渊明所说的“惜哉剑术疏”[1]。而高渐离在秦灭六国后凭着他那高超的击筑技艺接近了秦始皇。秦皇薰瞎了他的双眼后放心地欣赏音乐，结果高渐离以铅置于筑中，击打秦皇，却没有打中，结局可想而知，秦皇亦“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瞎眼的高渐离用无奈的音乐作绝望一击，令人扼腕，令人唏嘘。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友如荆轲、渐离之属，狗屠定非凡人，但却不知其名、不知所终，真是一大遗憾。《淮南子·泰族训》有这样一段记载：“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发植穿冠。”陶渊明《咏荆轲》亦有“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之咏叹，不知宋意是否即狗屠？也因为狗屠其人未明，故后人众说纷纭，有人把狗屠看作是一个群体，亦有人认为高渐离即狗屠，似乎都不妥。
另一个狗屠是樊哙。《樊郦滕灌列传》中记载：“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据我了解，如今沛县人仍喜食狗肉。）为人所熟知的“鸿门宴”中，樊哙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那大嚼生猪脚的豪情震住了万千读者，也打动了自命不凡的项羽，项羽称之为“壮士”，颇有惺惺相惜之感。而他指责项羽的话（“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兼具智勇，在情在理，让项羽无话可说，决非一介莽夫之所能言。刘邦一统天下后，功高震主的韩信由齐王被徙为楚王，再由楚王被贬为淮阴侯，身为刘邦连襟的樊哙（哙“以吕后女弟吕须为妇”）非但不落井下石，反而恭敬有加。据《淮阴侯列传》，韩信每次去樊哙家，同为列侯的樊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更显示了其人格中高贵的一面，体现了一个将才对一个帅才的认同与服膺。
《
史记》中还有一个屠者，虽未明言是否“狗屠”，但我也愿把他归入“狗屠一族”。此人就是朱亥。在《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为了结交侯嬴，亲自驾车去接他到家中参加宴会，侯嬴为了考验公子，并成其礼贤下士之名，故意让公子在市场久候，自己去拜访朋友，这个朋友，就是“市井鼓刀屠者”朱亥。朱亥对信陵君的数次存问并不言谢，“以为小礼无所用”，后来他在夺虎符中，一锤定音，击杀老将晋鄙，使公子得兵八万，解赵国之围而成就公子大名，端的是高手风范！
这几个人身上有着某些相同的东西：大勇、刚烈，有所不为、有所必为，遵奉自己的人生准则与英雄信条，为心中的“义”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人格、形象上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太史公在《游侠列传》中的赞语用在他们身上其实很贴切：“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足有多者焉。”太史公以其深沉的人生体验，对他们寄予深切之同情，悲歌慷慨之音，千载以下，不乏同调。韩愈在《送董劭南序》中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元代诗人杨载有《送王元礼归平城》一诗，其中有：“燕赵多奇士，遗风有固然。射雕犹绝艺，屠狗亦名贤。”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有《慷慨》一诗：“慷慨悲歌士，相传燕赵多。我来仍失志，走问近如何。到处寻屠狗，初番见橐驼。龙泉腰下剑，一看一摩挲。”
在这些诗文中，狗屠——燕赵——慷慨悲歌成为一条不可分割的“文化链”。燕赵慷慨悲歌之文化气格早已为人们所认同，而从《
史记》来看，“狗屠”这一特殊的角色则与之血脉相连。客观地说，狗屠主要是因为荆轲刺秦这一千古壮举而成为燕赵奇士的象征。太史公在《货殖列传》中提到赵、代、中山一带风俗时就以“悲歌慷慨”点出其精神，又言燕地“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后之班固《汉书·地理志》亦言：“赵、中山地薄人众……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刺客列传》载，晋人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而刺杀赵襄子未果，最终伏剑自尽，“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而荆轲刺秦临行前，“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燕国送行之士“皆垂泪涕泣”；“复为羽声慷慨”时，“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也就是说，狗屠的英雄行径不是个别现象，在燕赵一带，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所谓燕赵，人文地理的范围应包括现在的河北全境及山西、山东、河南、辽宁、内蒙的部分地区[2]。从地理范围来看，可以说，在《
史记》中，除樊哙外其余的狗屠（包括朱亥）皆可算“燕赵奇士”；而从气质精神来看，也可以说，所有的狗屠（包括樊哙）都以他们的所作所为加入了“慷慨悲歌”的合唱，使之成为中华文化血脉中一股沸腾的热血，永不冷却。太史公所标榜的“慷慨悲歌”的燕赵之风，遂成为影响后世人品、文风的独特文化品格，“狗屠”也因此成为心怀大志、胸有块垒之士的知音与寄托。
“残酒忆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忆昨车声寒易水，今朝，慷慨还过豫让桥。”[3]狗屠与荆轲、高渐离、豫让等人共同铸就了燕赵之慷慨悲歌，让中国人的身上永远流淌着英雄血。狗屠因《
史记》而流传，《
史记》也因狗屠而增色。
注释：
[1]陶渊明《咏荆轲》。
[2]参见《地缘中国——区域文化精神与国民地域性格》，陈金川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
[3]陈维崧《南乡子·邢州道上作》。
郑晨寅，福建漳州教育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