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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是方方在转型时期的代表作，在这篇中篇小说中，方方以一个尽量不动声色的笔调叙述了一个住在汉口河南棚子的码头工人一家从政治动荡时期到经济转型时期的风云变幻。这篇新写实小说着力去展示了人性阴暗丑陋的一面，它以一个出生16天就死去的小八子的近乎冷漠的态度和平静的口吻叙述了一个个残酷的故事，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人生的虚无与荒凉，整篇小说带有明显的世纪末情绪色彩。
       所谓世纪末情绪，是指西方世界在十九世纪末伴随理性的困惑而产生的理性的幻灭感，对世界的荒谬感和对前途的迷惘感。小说中一开始就写道：“每个人都对着窗下说过还是小八子舒服的话。我为我比他们每个人都拥有更多的幸福和安宁而忐忑不安。”“我对他们那个世界由衷感到不寒而栗。”很难相信一个家里所有的孩子会如此羡慕一个出生仅十几天就夭折的小八子，但对从小就生活在挣扎与不甘的从大哥到七哥来说，一切又荒谬得如此理所当然。这种生不如死的情绪在二哥与七哥身上体现得犹为突出。
       二哥可谓是一个可悲的理想主义失败者。他无疑是几位兄弟中天性最具人道关怀的一个，他的人生转折点就在与杨朦一家这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接触——他对二哥起到了一个理性启蒙的作用：原来家庭中的人是可以相亲相爱的，母亲和儿女说话是可以轻言慢语的，这使他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河南棚子的家庭模式产生了模糊的怀疑。在那样的家庭中，每个人在受辱受虐后都毫不愧疚地去践踏更弱势的人以取得心理平衡，家庭成员间是一种物种生养，群体生存的疏离关系，这似乎是不合理的。二哥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他用人道主义眼光重新审视了这个人伦扭曲的家庭和道德意识淡薄的阶层，他努力想成为有教养的人进入杨朦杨朗所生活的阶层，但他无可摆脱的家庭阴影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确是在“流着口水羡慕他们的日子”。从此刻起，他在理性与情感上的困惑和矛盾明确了：亲情是在恶劣情绪与利益计较中变形的，而他正是依赖这种土壤生长的。文革的幻灭之于二哥首先是杨朦父母的自杀，这无疑宣告着二哥前途的破灭和理性的幻灭，因为他心中理想的世界以及价值观的寄托者被颠覆了，尽管他表现得比死者子女更为冷静，但他无疑是内心受到打击最大的一个。他此时还未完全绝望，便把生命中余下的热情与理想寄托在了杨朗身上——她可以说是她教师母亲的诗意化身。我个人认为二哥对杨朗的爱情很大成分在于对她家庭的眷念。在杨朗用身体换回反城的表格后，她马上表示从未爱过“脏”而且“低下”的二哥时，二哥的信仰倒塌了，上帝已彻底死亡。在他眼中，世界上最后仅有的美好顷刻被腐蚀得干干净净。从这一点看来，二哥身上的世纪末情绪更偏向于无法摆脱自身困境而走向毁灭。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击溃男人通常有三个步骤，首先是事业，其次是朋友，最后才是女人。时代的悲剧导致二哥成为建筑师的梦想胎死腹中：严格意义上他也没有一个朋友，无论是杨朦还是三哥从没有深入了解过他并对他内心的困苦有所帮助。至于女人，杨朗和他的家庭背景就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从二哥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世纪末情绪给他带来的伦理道德构架的坍塌，他去关心兄弟，爱护心爱的人，然而他死前意识到（“不是死，是爱!”）他渴望的爱无法填补道德构架的空白，“隐藏在同情中的利己主义的属性，终究无法把爱引入二哥荒凉的内心世界”。然而一边是沉重的理想，一边是腐烂的现实，以利他的关爱与同情为基础的道德理想在残酷的现实中显得如此苍白，方方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安排二哥必死无疑的结局。二哥这一形象与大众的共鸣点就在于他过去的屈辱在理想与现实的交锋下集中爆发并最终吞噬了其最后生存的尊严，这大概是八十年代普通青年的普遍迷惘吧，也是打动我们的地方，它恰恰是巴尔扎克“幻灭”式的陈旧悲剧在世纪末初到中国的重演。
       七哥更是众多评论家热衷探讨的人物。他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他很像是一个于连的“成功版”，他是某种意义上的自励自强者，然而他无法逃离世纪末情绪的感染。从够够得死开始，七个刚刚柔软的内心就开始死亡：在他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他官运亨通时，他会坐在铁轨旁向够够倾诉他的孤独，那里寄托了他最初也是最后的温暖。得知二哥的死时，七哥的表情很淡薄，二哥的死无疑坚定了他看透世界的悲凉后，在绝望中张扬奋斗的内心出路，强者哲学已经在他心中播下了种子。而北大的苏北老不择手段的改变命运的“教导”更是促使他对理性价值观的彻底幻灭。与二哥不同的是，七哥用完全相反的叛逆与个人奋斗来回应他的世纪末情绪：对世界的荒谬感让他对一切荒谬都处之泰然，对前途的迷惘失落让他不惜践踏自己和他人的自尊人格去谋取权位。在七哥的成长史中，个性主义一旦冲破了旧道德的堤岸就演变为喧嚣的人欲——在父母面前成为人上人的快感，在兄弟姐妹前扬眉吐气的报复。七哥是一个从底层社会挣扎到上层社会的典型，他凭妻贵的道路选择是他信仰崩溃后的解脱，同时也宣告了他灵魂的腐烂，但他把自身的阴暗于绝望系统化后，又恢复了“正常”。尽管如此，作家还是给予了七哥一定程度上的理解与同情。方方曾特别指出，“该责难的和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改变自身命运差不多是他这样家庭出生的人一生奋斗的目标。他们的吃苦能力比别人更强，对功名的追逐亦有超出常人的激情”。在极度贫苦的生活中充斥着呵斥，暴力和势力压榨的情况下，亲情与爱情都荡然无存，底层社会的人们麻木的生活其中，他们中有上进心的人即使摆脱了麻木的生活，常常也很难从根本上摆脱屈辱生活的阴影——七哥内心对自己的人生仍深感茫然：“像铁轨延伸不知何方”。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普通人从未产生过如此强烈的迷茫：为什么自己拼命想过上好的生活而不能，而有的人倚仗父母的权势就能一生锦衣玉食？在乌托邦破灭的年代，人世的冷酷使人的自我意识最大限度的膨胀：只要是为了自己，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有什么是不可以原谅的？在以晴川饭店为代表的现代物质文明走入武汉市民生活时，物质主义与实用主义借此压倒了人的本性。八十年代人文主义的时期过去了，九十年代拜金主义大潮汹涌而来，在爱被消解的同时，连生命的原始爆发力也在金钱与权利交织的社会网中退化了，以至于人们认为主流宣扬的积极的东西往往是虚无的，对现实容易悲观，内心颓废，沉溺在旁人难以理解的苦痛中。方方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着处于经济转型期内心躁动的人们，写出来的小说基调是黑色的，但它同时也凸显出世纪末情绪的另一个方面，即在绝望迷惘中不断求索：如果说二哥的死象征着传统道德的没落失败，那么七哥的发达就暗示着一种新的价值观的确立，这种价值观“不是一种标准是非的简单颠倒(即那种将原来的是与非改换成现在的非与是)，而是将原有的价值标准另置一旁，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只是在另外的空间里重新树立一个价值标准”。风景中曾提到过七哥与一位才貌兼备的教授之女的恋爱，但七哥为了高干之女在结婚前抛弃了这位才女，这段爱情是方方在小说中写得最薄弱的一段，因为它称不上是爱情——七哥的爱早已随着够够的死埋葬在铁轨之下，与教授之女的恋情还是出于弥补七哥自身尊严的需要：他做到了他二哥做不到的事。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它印证了现代经济社会中人们价值取向的功利化所取得的个体价值的实现。方方并没有对七哥与教授之女的恋情持明确的肯定或否定态度，由此可见她对传统价值观抱一种惋惜的态度，传统固然可贵，却在世纪末的世俗中过早萎缩。然而正是在这种矛盾心态中，人们虽然迷惘失落，却从未停下过前进的脚步，这也就是世纪末情绪带给人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消亡的原因所在，它也在潜层面上推动着时代的发展：七哥的故事还没完，他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河南棚子一家的生活充满无尽的荒凉和不可知的变数。
       在1985年后，很多作家都一改先前温馨的风格写出了忧愤冷酷的文字，方方的风景也流露出了这种寒冷的世纪末情绪。二十年过去了，人们更加认同生活的现实性与物质性，人对自己处于物役处境的无能为力感到前所未有的悲哀，导致世纪末情绪在整个文坛弥漫，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
       周陈晨，女，武汉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