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大师基本上是大学教师，如鲁迅、周作人、沈从文、老舍、闻一多、朱自清，更加不用说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等，他们都以自己的诗意和人格魅力照耀着学子们的前进步伐，在现实人生和终极人生的追求方面给后来者作了个光辉的典范。而把这些文化传统遗产传承给学生的现当代文学教师在讲授文学的同时，自然就要担负起塑造学生理想人格、培养健康心智的责任，以人格教育来涵养学生的人文性与品味，激发学生开拓进取、求实创新、乐观向上、爱国奉献的精神。正如曹文轩先生谈到现当代文学时所说：“这个专业与眼光、勇气、激情、介入、生命、人格、沉着、悲壮等单词似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高校教师一方面是教学者，另一方面是研究者，作为人格的榜样，老师必须自己有较高的素质，让学生折服，成为大学生学习的榜样。那么，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教师该怎样去引导和塑造学生的人格呢？
首先要善待苦难，把苦难作为一笔财富塑造学生人格，指导学生在苦难面前所应该具有的人生态度。苦难是“父权制”社会权力对生命自主机制的否定，是非常态的社会压抑机制“强奸”常态人的自然本性、合法权利的结果，是政治体制滥用公共权力侵害公民个体私权力的结果。这对于生活在新时代并逐渐遗忘历史的我们来说，是必须重温过去所给予的各种伤痕和苦难。当二十世纪社会苦难压在这些作家沉重的肉身之时，他们承受着生命之重，承担着启蒙的责任和历史给予的使命感，以自己的良心、人格和个性作着自己的一分努力。有付出就有收获，我们通过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引导学生以虔诚而敬意的目光垂青于他们和他们辛勤耕耘的杰作，重返这些作家当年呐喊的生命场，寻找他们对待苦难的“化解途径”。关于文学作品所描述给我们的苦难有两种：一种是作家的苦难，比如俄罗斯的流亡作家，我们文革中受迫害的作家，解放前受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和迫害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田汉、赵树理、闻捷、老舍等；另一种是作品中主人公的苦难，并在九死不悔的追求中超越苦难，走向成功的彼岸。如《芙蓉镇》中的主人公胡玉音和秦书田，《青春之歌》的林道静，《白毛女》中的白毛女、《红岩》中的江姐等。我们不但在这些作品和作家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中学会爱与恨：对父母的尊爱，对朋友的关爱，对万物的慈爱，对生命的珍爱；对丑恶的仇恨，对污浊的厌烦，对虚伪的憎恶，对卑劣的蔑视；我们也知道了敬仰和蔑视：敬仰那些逆境中坚强的人，蔑视那些人格堕落、萎缩的人；我们也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面对苦难和人生困境。奥地利心理学家、个体心理学派创始人阿德勒创立了自卑与超越理论，认为由于身体的某一方面的器官缺陷及由此而来的自卑感，既可能阻碍个人作用的正常发挥，摧毁一个人，也可能促使一个人奋发图强，或通过竭尽全力发展有缺陷的器官，或通过发展能补偿这种缺陷的其它功能来实现补偿。但是，这种缺陷并不仅仅是身体生理上的，也可以是心理精神上的，也可以是人生中遇到的某种困境。史铁生是一个残疾作家，瘫痪后面对病魔的侵袭和肆啮，每周要做几次的血液透析，但他并没有屈服，他一直在超越自己，长年累月在轮椅上度日思考，通过创作补偿自身的缺陷。其人格发展的心路跋涉历程由世俗阶段到超脱阶段，再到审美阶段，最后完成了超越的壮举。史铁生的代表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病隙碎笔》等都是在透过自己的残疾对人类的困境进行哲理而富有诗意的思考和阐述。《我与地坛》就是告诉大家人该怎样去面对苦难，人是为什么而活的，文本直抵生命的内核。因而，我们应该学习史铁生人格的光辉和作品文本中阐述的哲理，应该学会如何面对苦难，塑造坚强人格，寻求自身的超越。
其次，重视文学的移情对大学生的人格塑造。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中论词标举“境界”，后又由“境界”出发，提出“隔”与“不隔”作为判定文学作品艺术质量高下的标准。在王国维看来，但凡文艺作品中融入作者的真性情、真感受，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创作，那么，作品的审美境界必然是“不隔”，反之则为“隔”。因而，文学“不隔”就是指具有深深打动读者的情感力量和思想蕴涵。受众在审美阅读时能够体会到文本给予自己的快乐和愉悦，同时以语言文字表述的无限包容性来沟通自己对现实人生和终极人生的双重探求，用真善美来启迪和陶冶人们的心灵，启蒙人的灵魂，塑造人的人格。这既是作家创作中的审美表现力的问题，同时又是作品诉诸于读者的审美效应的问题。重视人格操守和修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传统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正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语言是人们用来表情达意、载道的社会交际工具。文学作品是作家运用语言表情、达意、载道的结果。大学生利用文学课的学习，要了解和掌握运用语言的法则和规律，就必须对这些文学作品认真地阅读品味，研究它们是怎样“表情”、“达意”和“载道”的，如何经由“悦耳悦目”到“悦心悦意”，直达“悦志悦神”的。现当代文学教学采撷20世纪文学精华，融文学大师的真知灼见，对锻造新世纪大学生的精神、提升生命的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戴厚英在《人啊，人》的后记中写道：她一直是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一个悲剧的角色，一个已经被剥夺思想自由却又自以为最自由的人，一个把精神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去炫耀的人，喊出：“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心声。汪曾祺师承沈从文，其诗化风情小说《大淖记事》、《受戒》等不知倾倒多少读者。作者在原始和谐的自然环境里，在小人物的平凡命运和以乡俗描写人性的艺术追求中，挖掘出生活中蕴藏的美和诗意，洋溢着对健康人性的热爱和对传统美德的推崇。如此，在文学的自由王国里，文学女神的万种风情导引大学生们从悦耳悦目到悦心悦意，再上升到对外部世界必然性的瞬间感悟和对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悦志悦神境界，大学生的灵魂受到了震荡和洗涤，精神得到了栖息、修整。加强思想、审美等教育是文学课或语文课的核心，通过文学作品本身固有的“移情”特点来影响大学生，注重自然流露和因势利导，使学文与育人融为一体。因此，文学在塑造大学生人格上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对人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在人类拥有众多精神产品的现代社会，文学艺术之所以仍然是令人痴迷心醉的、特殊的精神文化产品，其中主要原因是来自于文学作品本身蕴藏着强大的情感冲击力和塑造力，它不仅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而且也凝聚着劳动人民对真、善、美的向往和憧憬，这种情感不仅让人获得审美愉悦，而且使人感化、催人奋进，尤其是正在成长中的青年大学生，有助于对大学生的良好性格和情操的塑造。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完善，随着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兴起，随着作家下海、文人经商的普遍化，八九十年代以来，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作家人格逐渐开始萎缩，王晓明、张承志、张炜等人开始倡导“人文精神大讨论”。当代学人葛红兵还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人格、作品、思想作了严格的评价，他说：“一切真正热爱文学的人都会对20世纪中国文学感到遗憾，那么多天才作家，在他们的盛年迅速地枯萎了，那么多有信念的作家最终成了良知的敌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荒芜的世纪里，这难道不足以让我们感到沉重吗？”当然，这是有其片面之处的。作为一个普遍的事实，大学生的人格素质和生命承担正逐渐滑落，这对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性诉求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阻碍。作为任何一门学科的教师和教学，都要着眼于为民族发展培养栋梁为己任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大学生人格塑造的必要组成部分。不管是言语活动还是文学作品，都是主体思维的结果，而思维能力的高低是一个人素质高下的决定性因素。中文系大学生通过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学习，可以自觉借鉴古今伟人的思维成果，吸取他们的思维智慧，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所以，现当代文学教学一定要充分发挥文学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移情借鉴作用，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龚奎林，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