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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社会动荡，仁人志士都在思索人生与社会。于是孔子、孟子出来了，扛起了“仁政”大旗；墨子出来了，“非攻”的思想在传扬；韩非子出来了，要用法治统治天下；老子、庄子也出来了，点亮了一支火把，希望社会退到“小国寡民”状态，顺其自然，达到无为而治。大浪淘沙，“孔孟之道”，“老庄哲学”便成了后学者攀登的两座山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儒、道两大思想阵营，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寂寞。封建士大夫们，在构筑他们的人生理想时，首先扛起的是儒家思想大旗，怀着大济苍生的抱负，积极入世，试图一展身手。而当他们因各种不同原因在官场受挫，理想抱负化为泡影的时候，道家思想的火把则成为他们人生逆转的夜航灯。庄子把道家学说发挥到极致，其主要主张就是追求绝对自由，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在政治上主张无为；在处世上宣扬避世；在人生观上，提倡清心寡欲，主张虚无；在认识上推崇不可知论。这种思想体系一旦被仕途失意的士大夫所接受，在他们身上则表现不一，有的悲观厌世，有的放浪形骸，有的抑郁沉沦，郁郁寡欢；有的狂躁不己，不知今夕是何夕。唯有陶渊明，秉承庄子哲学精髓，悟其人生要义，接过庄子的火把，成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链条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陶潜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有着贵族的血统，自然也想在仕途上牛刀小试，虽经苦心经营，直到29岁才入仕，但只做过参军、祭酒一类的小官，最高也只做到县令一职。职小言轻，加上官场风气龌龊，大济苍生的抱负难以施展，41岁那年在一次小小的督邮视察时，他愤然拂袖而去，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从此躬耕南山下，醉心田园中，与菊花为伴，邀柳枝起舞，同孤松对饮，把酒临风，登高赋诗，叙写归隐生活的安居之乐，天伦之乐，田园之乐，山林之乐，悟道之乐，出语真诚，毫不矫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其二）亲事劳作，体察其艰辛，收获其快乐。因把自己看作农人，他悲叹，“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杂诗》其八)，不仅仅是写个人愁苦，他的《桃花源记》对无君权、无王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人人自耕自食，怡然自乐的理想世界的描绘，虽根于老子的小国寡民，却包含了诗人对农民的深切同情。
       他也好酒，但不是酒入愁肠化作泪，而是变成一首首诗，一幅幅画，绘出了绝妙的田园风光，开创了田园诗风。他的诗带着菊花的清香，泥土的厚重，山泉的清冽，佳酿的甘醇，农人的欢声笑语与辛勤汗水，桃花源的怡然自乐与现实的黑暗，流入后人脑际心间乃至骨髓，成为很多官场失意之人效仿的楷模。历史就这样歪打正着地淹没了一位政客，却成就了一位伟大的诗人，无意中把他锻造成一位庄子哲学思想火把的传承者，成为道家文化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由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历史上人才成就与命运坎坷的二律悖反。
       当这支火把传到李白手中时，李白不再吟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却有了“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宁静的心态；当这支火把传到柳宗元手中时，他不再怨天尤人，却有了“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清寂；当这支火把传到王维手中时，他不再为官场的繁文缛节而心绪不宁，却在“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优美境界中找到了精神归宿；当这支火把传到苏轼手中时，他也没有与司马光一试高下的锋芒，却有了赤壁江边“唯江上之清风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泰然；当这支火把传到林和靖手中时，他看惯了刀光剑影之后，却在西湖边上过着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生活，给后人留下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样的千古绝唱；当这支火把传到朱自清手中时，他也暂时摆脱了“颇不宁静”的心绪，却在月下荷塘的美景中偷得片刻的宁静与欢愉；当这支火把传到李乐薇手中时，她也暂时摆脱了世俗的纷扰，却在“烟雾之中，星点之下，月影之侧的空中楼阁”里构建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支火把早已成燎原之势，燃遍了那些追求独立人格，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的心中。
       敢问，你、我、他是否敢接这支火把？故谏，当我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污泥浊水，怎样从庄子那种“超凡脱俗的大智慧中生长出来一种清洁的精神”，“由这种清洁精神滋养出拒绝诱惑的惊人的内力”，我们应当想想庄子和陶潜。
       周霁，教师，现居湖北十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