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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中国的文艺观与研究方法和欧美的文艺观与研究方法发生了错位的现象：以语言学、语言哲学为基础的文论研究和人本主义所张扬的艺术主体性思想的大量涌入，在我国批评家面前展现了一片广阔的理论研究天地，中国文论界大力引进、吸收与融合西方文论“向内转”时期的研究成果，并发出了要求文艺理论“回到自身”的呼吁；而恰恰在这个时候，经过长足发展的西方文论主体研究却做出了转向，转向“外部的”社会学、新历史主义、大众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等文化批评理论的研究。
       无论是从中国的传统来审视，还是从中国的现状出发，提倡文艺理论“回到自身”都是明智之举。可惜的是，在文学本体研究这一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系统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文化批评对话语权的争夺使我们的文学本体研究方向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重振语言研究以固守艺术的主体性，坚守并发展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极端缺乏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这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一、大美无言：语言哲学的长期缺失
       以我们民族内敛型的性格，讲究的是“温柔敦厚”，崇尚感性，精神科学的逻辑性、严密性长期没有得到充分的开掘。几千年文化传统中的政教观，强调的是“文以载道”，语言哲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我们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学说，不知能否称之为“哲学”，本人是持怀疑态度的。充其量它不过是“入仕”的学问，其思想核心是中庸，思想根源是官本位，注重培养无棱无角的封建统治者的奴才，旧时的文人受其影响很深，几乎个个以“治国安邦”为己任，正所谓“一心不能二用”，对仕途魂牵梦萦般的执着追求使他们之中很难产生流芳百世的思想家、哲学家。
       老庄的哲学之所以让今天的我们仍然引以为自豪，因为老子、庄子正是以纯粹的思想家的面目出现的，他们对“道”的“悟”，类似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古人敏锐的悟性令后人汗颜，特别是在庄子的《逍遥游》一文中，其语言的绚丽、思维的灵动至今仍然深深地触动我们的心弦。庄子提出“大美无言”一说，在当时确实得益于天才的灵感的触发，可惜的是，后人对这种“无言”的太过执着和不求甚解导致中国语言哲学的停滞。不求“立言”，我们的理性还能走多远呢？几千年“体悟”的结局，会不会由刻意的“无言”变成真实的“无言”呢？
       与之相反，西方文化则有源远流长的“逻各斯”（logos）传统，它建立在明晰的、可供重复的逻辑推理体系之上，一直坚持通过“立言”获得意义，也用“立言”来表达意义。近代以来，西方解释学实现向哲学的飞跃，一个解释的时代终于来临了。在20世纪西方哲学解释学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条从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接受美学的主线以及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姚斯的直接的师承背景。哲学解释学坚持以语言为主线的诠释学本体论方向，加达默尔说，“存在于讲话之中的活生生的语言，这种包括一切理解、甚至包括了本文解释者的理解的语言完全参与到思维或解释的过程之中，以致如果我们撇开语言传给我们的内容，而只想把语言作为形式来思考，那么我们手中可思考的东西就所剩无几了”。^{[1]他指出，“洪堡的出发点是，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力量’的产物。凡有语言的地方，都有人类精神原始的语言力量在起作用，而每一种语言都懂得如何达到人类的这种自然力所追求的普遍目标”。[2]他阐述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适于使用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作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世界就是对于人而存在的世界，而不是对于其他生物而存在的世界，尽管它们也存在于世界之中。但世界对于人的这个存在却是通过语言而表述的”。[3]因此，“我们将必须探究语言和世界的关联，以便为诠释学经验的语言性获得恰当的视域”。[4]解释学不仅力求解释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而且将之应用到语言的实践，直接导致接受美学这一影响巨大的批评理论的诞生，它第一次系统地将读者纳入文学本体研究的层次，在文本与读者的对话中，展开了一个不断迎纳新的视野的文学理解的世界。
       二、符号体验：从语言探索走向心灵探索
       我们认为好的作品，通常是审美性强的作品。然而，文学的审美接受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可读性与审美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于读者本身的生活经验、兴趣、个性、阅读视野等所谓读者的前理解千差万别，所以不同的文本拥有不同的读者群，这不足为奇，况且多元文化和大众文化本来就是全球化背景和媒介文化所带来的必然产物；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西方批评经历形式主义充分发育后所做出的向“外部研究”的转向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运动的结果，如果我们为了和西方批评站在同一起跑线而匆匆转向的话，只能使语言研究这朵迟开的花朵又过早地凋谢。
       我们还是从接受角度走进语言的世界吧！接受理论探讨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是一种呼吁读者参与实现作品意义生成的写作性阅读。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类文本至少有适度“提前量”，即文本的“视界”和读者的“视界”存在一定错位，存在“审美距离”，读者必须通过调整期待视野、更新阅读经验、提升审美能力，才能体验到语言带来的审美愉悦。本文后面将要提到的先锋派作家格非的作品《褐色鸟群》就是这样一种需要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阅读游戏的作品。因为这篇小说在语言探索上有新的突破，因而不失为一篇耐读的好小说；不少人认为这篇小说费解，像谜一样让人猜不透，谁知这正是语言的奇妙之处，也正是这篇小说的魅力所在。
       这正如新批评理论家兰塞姆所提出的“障碍赛跑”一说，这观念非常符合人们的艺术体验。在文本阅读中，人们常有对故事情节的本能追索，而文本有效的隐蔽或制造的“悬念”延长并强化了人们的艺术体验过程。加达默尔也指出，“很清楚，在浮现和隐蔽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构成作品本身存在的对峙。正是这种对峙的力量构成艺术品的形式水平并产生了使其他一切东西相形见绌的异彩。它的真理不是它的意义的简单表现形式，相反，是它的意义的深奥和深刻。于是由于它的这种性质，艺术品是世界与大地、浮现和隐蔽之间的冲突”。[5]加达默尔认为，“所有理解性的阅读始终是一种再创造和解释”，“因此阅读的能力，即善于理解文字东西的能力，就像一种隐秘的艺术，甚至就像一种消解和吸引我们的魔术一样。在阅读过程中，时间和空间仿佛都被抛弃了。谁能够阅读流传下来的文字东西，谁就证实并实现了过去的纯粹现时性”。[6]他认为，“在理解中所发生的视域交融乃是语言的真正成就”。
       本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一些基本概念，他用“所指”和“能指”来代替语言符号所连接的概念和音响形象，认为语言单位是由这两项要素构成的双重的东西。布拉格学派中的雅各布逊在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符号的横向组合和纵向聚合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隐喻和转喻理论，认为这一二元对立的模式分别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性模式和历时性模式，隐喻是选择的、联想的、共时的，而转喻是组合的、句段的、历时的。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中，隐喻占有优势，英国浪漫主义理论家柯勒律治认为，产生于哲学的隐喻，必然要求读者的介入，要求读者去进行“具体”化。而隐喻接受者的想象性反应程度，对于隐喻的最后效果起着充分作用。想象通过隐喻的语言手段敞开了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意味世界，扩展了心灵，因而也扩展了现实；象征的意义含混多义，且不能为理解所穷尽，会不断地根据解释的语言环境或者说根据读者前理解的不同发生新的意义的联系，它活在意味的不断生成中。“象征—隐喻”结构所带来艺术语言的“陌生化”效应给主体心理带来无穷的探究欲望。拉康理论中的核心内容正是他将语言理论引入到精神分析中来，他赋予能指以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揭示了文本语言结构下隐藏的话语对主体的霸权。在拉康看来，人的精神世界是由无穷无尽的能指构成的，能指之间环环相连，构成“能指的连环”。拉康断定：无意识具有语言结构，无意识就是语言。
       在叙事方式上，《褐色鸟群》将传统的阅读经验完全颠覆了。如果读者不调整自己的视界，克服先入为主的阅读期待，那么是很难进入这篇小说的阅读的，这正印验了加达默尔所说的，“艺术作品其实是在成为改变经验者的经验中获得真正存在的”。所以，游戏就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这篇小说类似重复而又前后矛盾的叙事确实制造了一个类似游戏的迷宫，不断召唤读者对谜底的探索，使读者处于焦虑、恐怖（文中有类似梦魇般的栩栩如生的描写）而又欲罢不能的境地。
       如果我们把《褐色鸟群》中的叙事片断视为语言的能指，将其叙事结构视为拉康所说的“能指的连环”，那么，要捕捉或理解能指的意义就必须追踪能指的踪迹，破译能指链上的隐喻。我们发现，这种时间退隐、人物模糊、事件环环相扣而又前后矛盾的叙事方式，向我们逼真地敞开了一个无意识的世界，或者说是梦的世界。可以说，这种叙事方式和主体恍惚、迷离、虚幻的心境配合得天衣无缝。加达默尔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对人类世界经验的语言把握中，不是现成在手的东西被考虑和衡量，而是存在物被表述，它作为存在着的和有意义地向人显示的东西”。[7]当我们对“时间”、“生存”、“思想”、“实在”、“永恒”这些现实中给不出明确答案的问题苦思冥想的时候，谁又能否认这种思索不是一种存在甚至会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呢？当我们以语言为依托让这种存在大致定形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世界和语言就再也分不开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拓展了我们的心灵世界，因而也拓展了现实。针对我国的文化传统，依笔者的浅见，我们不是要反对逻各斯主义，而是要提倡逻各斯主义，因为在我们的传统中，语言逻辑几乎处于缺失的状态。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道”也许最终要走向真正的虚无，对于象我这样的后学者，宁愿承认自己的悟性低，却不愿重复类似《皇帝的新装》所讲述的悲剧。
       世界对于人和其他生物的不同意义，与其说是因为人类的语言，倒不如说是因为人类的精神。在艺术作品中，这种人类的精神却是意象性的，因而在作品意义的实现过程中，想象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格非正是以艺术语言的形式，挑起有关生存这个哲学本体论的思考。《褐色鸟群》开篇告诉我们：“我蛰居在一个被人称作‘水边’的地域，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在这里，故事发生的地点无足轻重，因而也是含糊的，然而，这本“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却暗示着本文将要触及有关生存等形而上的问题。接着，文本以故事中套故事的叙事方式，制造了一个真实与幻觉、现在与过去难分难解的迷阵，作者无意走出这个迷阵，也呼唤着读者走进这个迷阵，因为这个迷阵后面有着惊人的真实，那就是作者对生存状态的焦虑和对乌托邦的向往。
       《褐色鸟群》这篇小说告诉我们，人在现实中的存在是有限的，人本身也是脆弱的，因而梦想作为生活的必要补充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当然白日梦是无意识的，因而也没必要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作品正是在叙事方式这一点上突破传统的方式。因为现实和观念难舍难分，小说中一再出现前后矛盾的情节，在细微之处驰骋幻觉的功力，不仅将主体的迷离的心理状态不断放大，也以迭出的谜团甚至可以说奇异的刺激不断强化读者探究的欲望，使其处于寻求谜底而又无法得到的境地，处于思想高度集中的紧张状态——就一般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除了放大了观念对生存的影响这一主题外，《褐色鸟群》还涉及到性的问题。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我觉得在我国灿若繁星的文学作品中，成功地再现了性爱的美好这一主题的作品确实为数不多，性爱为何不能像幸福的清泉淌入作家的心田？这是引起我们深思的问题，但这不是本文探究的问题。在这篇小说中，性和不祥几乎可以划等号。文中的“我”追踪“女人”来到郊外，在风雪之夜抵达一座残破的断桥，一步步走向绝境。“我”在弥散着死亡气息的地方得到了“女人”也即拥有了“性”，但这一过程不仅是在“我”近乎“幻觉”与“虚脱”的状态下完成，而且跟着就是“女人”的死去。小说中纠集在一起的相互否定又有惊人相似的情节构成“反复集叙”的怪圈，我们不用去印证那个叫“棋”的少女前后是否同一个人，“我” 追踪“女人”来到郊外的真实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因为人们在白日梦中那些转瞬即逝的念头或者说幻觉就像真实的梦境一样不是呈线形状态的，作者无非是想告诉我们：存在只是一种体验，或者说，现实和意念都有存在的权利，不管这二者之间是否矛盾。
       语言就是这样既向我们显示了它想显示的东西，又隐藏了更多的幽暗面，格非的这篇小说中，语言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融合得如此完美，它向我们的阅读经验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挑起了我们透过语言捕捉心灵奥秘的欲望，我们既经受了语言的洗礼，又经历了心灵的震撼。
       我国先锋派小说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语言就是作家心灵中的乌托邦。在先锋派作家看来，小说语言显然不再是一般的写人状物的工具，而是心灵的表现。语言展示了甚至可以说加重了他们对现代性的实现的焦虑，也“凸显”了他们对生命的珍惜和对生活的向往。在貌似非理性的语言片断后面我们看到的是深刻的理性思考。先锋精神是以反文化、叛逆的形态悄然出现的，它的片面的深刻正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极端缺乏的东西。以先锋派作家的才气，只要他们稍稍在接受度方面做一些退让，要赢得更多的读者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我却不愿承认他们的语言探索和对生存哲学的追寻已经寿终正寝，不愿承认他们中庸式的还乡，而宁愿理解为他们在长途跋涉中的一次憩息，一次短暂的停留，我们期待着他们下一次的旅行。
       西方20世纪以来近百年的文本语言探索的历程，是哲学解释学的发展史，也是探求精神科学真理的历史。对语言本体的研究，使西方的哲学家、批评家看到了语言对主体思想的霸权，这与西方自古以来语言哲学和理性精神的传承是分不开的。相反地，因为缺乏深厚的语言哲学作后盾，我们的文化传统或者说文学研究只能在外围滞留、徘徊。几千年的悠久历史，真正属于本土的哲学是什么呢？老庄的哲学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语言是哲学的真正承担者，如果说我们有失语症的话，不是在改革开放后西方文论涌入的时候开始的，实际上早就失语了，只是我们发现得晚或者说不愿承认罢了。正是哲学的空白使我们的文学理论缺乏系统性、逻辑性，因而总是很难走进语言的内部研究，很多时候只能停留在“感悟”、“兴会”的阶段，难道这就是我们“含蓄”的美德吗？我只知道，当我们无法言语的时候，思想的前行是相当困难的，苦思冥想的结果只不过像阵阵狂风在脑际刮过，除了空虚和焦虑，我们很难抓到其他的思想的碎片。
       在西方批评中，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再到“外部研究”这一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尤其是“内部研究”这一阶段经过了透彻的发展，其不断推出的片面的深刻构成了他们的文学理论的总体的深刻。至今以来，尚无人质疑“五四”精神，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正是因为放眼世界的胸怀和为此洒下的辛勤汗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迎来了今天的奇迹，令世界的眼光不得不转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批评话语的抢滩登陆，给我国的文艺批评展现了广阔的可资借鉴的理论天地，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的批评家能同时向西学和传统中汲取营养，急起直追，在众声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在叙事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以及阅读理论方面；上文所举有关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分析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以为，在我们走过漫长的岁月终于赢来语言学转向的时候，在我们的“内部研究”的历史还十分短暂的时候，我们的主流的批评话语没有必要因为要和西方的理论研究同步而匆匆转向，尽管转向以后我们反而轻车熟路了。
       注：
       [1]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22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70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3]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74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4]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75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5]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225页，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6]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16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7]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91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张细香，华南师范大学2003级教育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