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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鲁迅小说《故乡》时，我们注意到，作品里有一个名叫“水生”的人物；当我们打开孙犁的作品《荷花淀》时发现，小说中同样有一个名叫“水生”的人物。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学现象。面对两位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文本，笔者不禁突发奇想：鲁迅笔下的“水生”与孙犁笔下的“水生”，其文学形象是否可以合二为一？回答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们知道，《故乡》创作于1921年。那时的“水生”还是一个小孩子，长年生活在“萧索”而“没有一些活气”的“荒村”里，“没有见过世面”，只随他父亲进过一回城，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回去了。在作品中他就是作为闰土的“第五个孩子”被提及，又是作为“8岁的侄儿宏儿”的玩伴而被展望的。
       《荷花淀》则于1945年写的。此时的“水生”早已是个大男人，其父尚在，自己结了婚，并且还生了子。乍一看，这个家庭还蛮不错的。他的妻子编得一手好席——“柔滑修长的苇眉子”“在她怀里跳跃着”；父亲和儿子也不闲着——小华“和他爷爷”绝不是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每日还要出去收“半天虾篓”哩。然而，由于日本发动的那场惨无人道的侵华战争，已波及千家万户，使得这位“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也不能尽享天伦之乐和夫妻之爱——白天他既不能同儿子与父亲一起去水边收虾，夜晚也不能陪妻子一道在院里编席，而必须是以一种“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的特别装束，以适应当时那种“来如梭，去如飞”的打击日寇的游击战争。在小说中他正是作为“小苇庄的游击组长”被写到，又是作为编席女人的丈夫而一展风采的。
       但须明白，不管是《故乡》还是《荷花淀》，如果单篇地看，“水生”这一人物无论如何都不会或难以引人注目。在《故乡》中他因“怕生”老躲在父亲背后不肯上前“给老爷瞌头”就不用说了，就是在《荷花淀》里的“县委”会上，他站起来“第一个举手报了名”，恐怕人们关注最多的也还是那位“像坐在洁白的云彩上”编席的嫂子及另几个青年妇女。但是，一旦我们从《故乡》到《荷花淀》对这一人物作整体观照，情形就不同了。合二为一的“水生”形象不仅揭示了由“少年水生”跨越到“成年水生”的生命历程，而且还折射出了时代的风云变化，表现出强烈的时代色彩。
       众所周知，“水生”少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军阀混战加剧、人民生活痛苦的动乱年代。他的父辈就因“官，匪，兵，绅”苦得“像一个木偶人”，在这个“总吃不够”的“多子”家庭成长的“水生”，终因有幸与宏儿结下纯真友谊而被再次提起和寄予希望。鲁迅在《故乡》中曾深有感触地说：“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鲁迅写下这段话后于1936年去世。文中“我”所希望的“水生”们应该有的“新的生活”虽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孙犁的作品《荷花淀》里找到：
       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这是水生自己说的。
       你们不用惦记他们，听说水生一来就当了副排长……——这是马庄的亲戚说的。
       那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这是女人们的心里说的。
       以上可以说正是“水生”们“新的生活”的形象写照。客观地讲，这生活确实是《故乡》中的“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但未必是“应该有的”。王富仁先生说得好：“‘故乡’与‘祖国’同构”（《精神“故乡”的失落》）；郝宇民先生的看法更独到：水生“是所有人的共名”（《名作欣赏》1998年1期）。试想，如果不是日本发动那场侵略中国的战争，“水生”他们“应该有”的“新的生活”又当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难道他们就不会提早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致富奔小康，构建和谐社会么？
       “一代文宗，德标松柏，道并星辉”（《沁园春·孙犁大师远行》）。2002年，文学大师孙犁又离我们远去，但他在继鲁迅之后创作的《荷花淀》，与鲁迅《故乡》一道于有意无意中共同孕育着一个完整的“水生”形象，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道景观。
       
       赵泽学，教师，现居贵州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