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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其实忠言也可以顺耳，这就需劝谏者具备一定的语言艺术。《谏太宗十思疏》之所以能打动唐太宗，除太宗是个虚心纳谏的明君外，和魏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之以方的语言是分不开的。
       一、动之以情
       动之以情的核心是一个字“诚”，要真诚、坦诚和热忱。首先要明确出发点和目的是否情真意切。第一自然段作者娓娓道来，“不深”“不固”“不厚”“不可”四语，显出作者的理智；“思国之安”一句点明文章宏旨，为作者正意所在，情真意切。“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一句，魏征的态度很诚恳，自称“下愚”，尊称皇帝为“明哲”，肯定太宗明白“不可”之理，既有称颂，更有殷殷期盼。文中又讲“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指出皇帝居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封建社会皇帝的地位决定了他的一举一动都事关重大，那就应“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第二自然段感情内敛，委婉深沉，语重心长。第三自然段“诚能”，表示作者对太宗的希望，非常恳切；具体提出“十思”的时候，更是真挚恳切，袒露赤诚，满含忧虑和期待，感情深沉而低婉。“何必”是个感叹句，以此收束全文，意在说明善于用思而后达于无思，令人回味无穷。总之，魏征站在唐太宗的位置上看问题，态度诚恳，不能不令人为之动容。
       二、晓之以理
       作者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引用古圣先贤的话来说明自己的意思，事事有依据，使论据更有深度，令人信服。如“善始”“克终”出自《诗经·大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垂拱而治”出自《尚书·武成》“垂拱而天下治”；“载舟覆舟”出自《荀子·王制篇》“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诚能见可欲”出自《老子》上篇：“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些话在封建社会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作为魏征的理论依据，具有不可动摇的理论力量。对于太宗来说，魏征的话可以不听，但封建王朝兴亡的历史规律是不得不接受的。
       魏征不仅善于引用典故，而且还善于巧喻明理。设喻明理贵在“巧”，刘勰所谓“喻巧而理至”（《文心雕龙·论说》）说的正是这个道理。魏征和皇帝谈的是“固国之本”的大道理，要把它说的透彻明白，让皇帝耐听并接受改正，可谓用心良苦。魏征采取的方法是巧喻明理，因俗得巧。文章一开始，魏征没有单刀直入的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而是以比喻入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然后引出本义“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木之长”，根“必固”；“流之远”，源“必浚”,这是“虽下愚，知其不可”的事情，于是“国之安”，德义“必积”之理就浅显化、形象化了。段末“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又用了“木”与“水”的比喻，说明的道理是“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却想国家长治久安是荒谬的。此外，以水“载舟覆舟”比喻人民的作用重大。
       三、劝之以方
       从提出问题——应当“思”，到分析问题——为何“思”，再到解决问题——怎样“思”，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劝之以方了。十思就是方法。不管是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晓之以利害关系，最后道出“十思”，落脚点在劝之以方上。
       总之，正因为魏征的劝谏做到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之以方，所以他成功地达到了劝谏的目的。唐太宗看了奏疏后猛醒，感到惭愧。他称赞道“诚极忠款，言穷切至”，并说“公之所谏，胆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表示从谏改过。可见魏征巧妙的劝谏艺术达到了最佳的效果。
       陈俊梅，谭树玲，天津大港一中教师。